改革共产党领导的政治体制方案
徐群贵
【内容提要】：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获得明显进步的大中型城市，加速户籍和住房制度改革，首先进行民间社团登记制度的改革，取消共产党“常委会集体决策制度”和“书记负责制”，全民竞选产生政府，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竞选政协和政府职务，党员个人竞选人大代表。中央把主要精力放在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体制改革，特别是财政税收体制和价格生成体制的全局性改革创新与规范化领域。
【关键词】：共产党领导体制 政治体制改革 中央集权制度 计划经济体制 封建主义 顶层设计 信任危机 城市发达经济圈 反封建 铁饭碗 改革试验区 改革战略切入点 社会自组织功能
【作者】徐群贵，北京睿库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电话18629055673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诚请赐教！
中央集权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现实体制，海内外学术界公认这是一种“非竞争性体制”，不同于斯大林的前苏联“极权主义专制体制”和毛泽东时代的“共产党一元化垄断政治体制”，尽管后两者也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类型。西方近年来的智囊团针对当前中国的这种政治体制直接酝酿经济高速度发展已经形成一种共识：国家资本主义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经济基础，共产党领导的政府经济以国有企业为代表，正在对西方的自由市场经济体系构成了威胁，因为中国业已存在着一个无比庞大并且日益膨胀的特权集团经济，使得中国特色权贵资本主义注定了暴力加暴利的权威主义政治体系，客观上酿成了官僚集团与民间社会的独立，为西方针对中国进行政治渗透以实施颜色革命，颠覆共产党统治奠定有利的基础。西方国家的政府对华政策已经开始沿着这样的思路，在制定对应中国的策略，从而对中国产生直接的影响，例如国际贸易领域千方百计阻止中国“走出去”，中国企业在拓展海外市场的过程中，频频遭遇西方政府强大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抵制。然而，中国的央企却缺乏国际市场竞争力，中国在高技术产业领域几乎没有成为世界贸易强国的底气，国有企业不仅仅是没有成为中国应对西方的有效武器，反而在能源矿产资源和粮食农副产品国际市场定价权方面处处被动，中石油兑现分红在2012年5月就给予美国巴菲特35亿美元约合226亿元人民币。国有企业早已经是国内外权贵集团里应外合联手剥削中国人民血汗钱的工具，加剧国内贫富两极分化和官僚与老百姓矛盾的最大平台，酿成了民怨沸腾的不良态势。对于这种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一体化现象进行剖析，就能够发现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是在持续不断地演绎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分权制实践，但是不同于南斯拉夫铁托时代“实践派哲学家”的“联邦制改革——加盟共和国体制”，也不同于前苏联“军警控制体系”的“联邦制改革——加盟共和国体制”，而是一方面大力强化中央对于省市领导干部的人事管理包括纪律检查监督约束，另一方面大力倡导地方党政领导干部积极开展经济发展创新，财政分灶吃饭和分税制在城市化进程中实际上时代中国大陆的省市党政领导权力，早已经大于西方联邦制国家的州长和议会权力而且责任由中央政府分担，也就是说中国的现实是事实上的官府层次“联邦制”，老百姓的公民社会却远远没有联邦制国家的民主权力，导致了地方官僚集团的权力腐败比比皆是，中央鞭长莫及却又不能不替各级共产党官僚引起的民愤承担政治信誉责任，结果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信任危机日益严重。改革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体制，大刀阔斧治理直接颠覆共产党在人民心目中崇高地位的基层政权腐败，就越来越显得意义最大和刻不容缓。
我们不会听命于西方的责备，我们知道如果公民社会的组织者功能没有通过民间社团的有效落实，就在中央层次单刀直入中央集权制度，必然会全国政治局面失控，前苏联戈尔巴乔夫的改革路线图就是例子。解决这个问题的先导性措施，应当是在工业化和市场经济发展获得明显进步的大中型城市，首先进行民间社团登记制度的改革，例如广东省的实践，然后在深圳市那样的经济特区展开政治体制改革试验。这种政治体制改革的矛头直接指向共产党领导体制，把“以党领政”的中国共产党“常委会集体决策制度”和“书记负责制”，作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层级支撑架构，进行彻底改革。因为，“常委会集体决策制度”和“书记负责制”不仅仅维系中央集权制度，而且是一种分权制格局下的“权力分赃制度”，与党内民主相去甚远，与人民民主就更是南辕北辙。毛泽东时代的“第一书记权力过分集中”弊端，被邓小平时代的“常委会集体决策制度”替代之后，在商品经济越来越兴旺发达的情况下，权力寻租越来越猖獗，原因是分权制从一个书记到几个常委，虽然有进步，但仍然是封闭的平面性权力系统，上一级的管理鞭长莫及，下面的党员干部群众没有经常性畅通无阻渠道的监督机制，不是能够有效实现层级反馈控制的优良管理体系，容易产生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分裂祖国隐患，也是当前中国“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体制性渊源之一。相应的改革策略，是实施“书记有限责任制度”，亦即在设立区级政府的城市，首先实验举行中国共产党的党内公开竞选“市委书记、副书记”活动，不再设立“分管部门工作的党委常委”，仅仅是设立党委办公室，全面精兵简政。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参加全民公开竞选市长副市长活动，竞选成为市长副市长政府部委局长的共产党员不得是同级党委的成员，不允许交叉性的任职。同样的，中国共产党派出代表团竞选政协主席副主席和常委。所有的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全部实行专职化，数量控制在50人以内，人大负责地方立法工作和弹劾政府事务，政协负责政府建设的日常性监督工作。相应的法院归属于上一级管辖，同级人民检察院独立竞选产生，可以与同级共产党纪检委合署办公。这样的设计，是要把党内民主权力扩大化，政府与中国共产党党委彻底分开，党的建设是独立自主的专门化党务工作，不允许政府权力捆绑在一起。当然，也没有了一个集中地方一切权力的党委，法院有权力依据宪法和法律审查政府政策的合法性。人大、政协完全回归民间社会，中国共产党各级组织不能干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的竞选活动，只能派出代表团竞选政协相应的职位，共产党员个人出面竞选人大代表。共产党委员会全权领导同级军分区武装部，和民兵、预备役部队、武装警察。
这样的中国政治设计，是为了扬长避短，充分保障国家的统一，又把国家权力充分的下放到民间社会，而且不在当前全国经济问题纷繁复杂的情况下人为加剧中央层面的太多压力，把发展民间经济特别是中小型实体经济企业的主要责任下移给城市，充分发挥城市化进程中工业化与市场化的积极作用。这样有利于中央政府把主要精力放在国有企业改革和金融市场资本市场体制改革，特别是财政税负体制和价格生成体制的全局性改革创新与规范化领域，切实发展市场经济，避免为了改革而改革，不至于在改革中央集权制度的同时掩盖了市场经济建设所需要解决的燃眉之急。当然我们也不能是避重就轻地偏向于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深刻认识中央集权制度的可操作性平台首先在于省市两级政权体制，县乡两级的“官本位”体制更容易恶化现实的官僚与老百姓贫富两极分化矛盾。所以，上述的改革方案，实际上就是要把官僚铁饭碗彻底砸掉，把党委大包大揽一切地方官府权力的体制取缔。为什么要选择市级党委进行改革试点呢？考虑到共产党员人数规模的适当性，城市文化与觉悟性和网络平台上党员实名制辩论及其投票的便利条件，包括共产党员的各种各样集会的便利性。这种情况下，过去党内干部选拔不允许私下里活动的规定性，就成为多余的，不再害怕党内派别活动，因为权力早已经不再集中，权力寻租要被经常性的日常监督约束起来，而且秋后算账是必然的，没有终身制的财政供养官僚，当然没有了一辈子都能够左右逢源的权贵固定化官僚人群。另外，“省管县”的体制改革初衷，也是为了解决市政府作为中间层次的无效性问题，相应的有省级农村信用社和县级农村信用社是功能性机构，市级的农村信用社就是完全收取管理费的缺乏营业性能力机构，应该撤销。这种情况下，在市政府层面开展大规模政治体制改革，是不怕发生风险的，毕竟受到省县政府两头夹击，可控性比较大。
与此同时，中央级别的共产党体制改革，就是暂缓共产党中央书记处书记在党内公开竞选产生，先行实施公开竞选产生全国人大政协人员机构，全民公开竞选产生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等。这样的改革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现有的中央集权制度进行稳步改革，不是象迄今为止那些倡导中国“顶层设计”的人们站在“保皇派”立场上设计“宪法及其宪政体制”和“宪政社会主义”的做法。本文作者徐群贵认为，中央集权制度作为皇帝权力体制与“宪法及其宪政体制”是方枘圆凿的对立面，起源于秘密社团组织方式的中国共产党，从一开始就只能是适应于半封建半殖民地中国的现实，在成功进行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上只能是按照军事化组织模式来建立党组织，使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体制长期以来都是中央集权制度的结构及其功能定位。这是与“宪法及其宪政体制”与生俱来的自下而上选举产生政党社团领导机构规定性，完全不同的封建主义皇帝特权组织类型体制，它不能自上而下生成民主，无论是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还是今日中国共产党，都是这样的做不到党内民主及时纠正重大决策失误，面对越来越严峻的执政党官僚权力腐败犯罪更是不能有效发挥党内民主的积极作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中央权力危机如影随形地危害着共产党领导效力。现在从市政府级别展开政治体制改革，不但是让县级政权的官场体系明明白白要走向民主化，县委书记要晋升市委书记就必须通过公开竞选程序，不再是省委书记的任命渠道。省级政权体系同样的受到民主化促进，市级官僚只有通过了公开竞选的程序才能产生，那么这样的官僚才能有资格进入省级政权领导班子。如此以来，中央政权的人才来源就实现了民主化革命，中共中央的新陈代谢就能够正常化经常化，吐故纳新别开生面。
所以，共产党体制改革的出发点就是摆脱战争年代形成的军事化组织体制惯性，追根溯源的体制改革就是取缔中央集权制度在共产党身上的封建主义窠臼。中央集权制度是自然经济农业社会生产力所需要的政治上层建筑，“宪法及其宪政体制”是适用于工业化生产力及其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政治上层建筑，解构或者说消灭中央集权制度是要建立“宪法及其宪政体制”，所以切入点必须选择在工业化城市化相对发育比较好的中国深圳市之类区域。这里面“宪法及其宪政体制”所必须的“公民社会”发育良好如何衡量？标志性的指标就是公民社团党派的发育程度，广东省放宽社团登记的尝试很有意义也局限性很大，和全中国的社团党派现有格局一样的存在“官本位”痼疾，仿佛是民间社会独立自主登记的社团，实质上都是有钱有势的权贵在起支撑作用，企业家社团众多，公益性社团基本上都是“官本位”背景下的机构。最典型的就是全中国没有一个农民工自由自主性的维权社团，现有的工会、妇联、共青团基本上都是党政机关性质的机构，在企业很难真正起到马克思主义明明白白倡导的工人组织性作用，甚至对比于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工会组织维护劳动者权益有效性都差距很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人劳动者待遇不如资本主义发达国家，不仅仅是历史性差距和世界性差距能够全部解释的，首先是社会制度存在着不可否认的严重问题，必须正视而不能抹杀或者故意推卸当代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封建化”的责任。具体落实到公民社团问题上，就是首先必须打破“官本位”的社会权力格局，执政党中国共产党带头民间化，也就是说自下而上选举产生领导机构，砸烂一切官僚的铁饭碗，取缔固定化人群的官僚圈子和等级化群体，加速户籍制度和房地产制度改革以促进人口流动性。
中国历史上的改革之所以没有暴力革命更容易成功，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改革者没有从基层开始，没有取代人民大众的直接参与性支持。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当中就规划了地方政府先在局部展开改革的“试验田”模式，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运动就是首先在上海市等地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也是首先从上海市发动起来。这种“以点带面”的路线图也是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路径，安徽省四川省的农村土地承包责任制改革试点，深圳经济特区试点，都是让地方政府首先充当中国改革发展的主力军，用以减少全国性的政治经济风险。今天，我们要解构或者说瓦解中国政府的“官本位”体制，让一切官僚定时退出官场，就自然而然地要首先从地方集权制下手，剥离城市化进程中的“政企不分体制”之政府融资平台，直至取缔这种特权化的融资公司，对于相关责任人永远追究责任。于是按照政府特权配置资源的中国当代城市化畸形态势就被迫中止，当然有利于鼓励资本在各个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进行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宜居城市就会越来越多，人口片面的向中国大城市云集的不正常现象就会迎刃而解。在中国共产党的党内竞选活动中，必然会使得党内派别化社团倾向性引导老百姓独立自主成立一系列相关的民间组织，这样的公民社会自组织功能，才可以支撑普遍化的公民直接选举产生政府官僚机构之“宪法及其宪政体制”，才能够顺利修改《党章》和《宪法》，对于不能实现民主化的政党进行淘汰，允许公民自由自在自主性地依法成立各种各样的政党社团。
这样，才能够解决中国城市化、工业化违背市场经济发展规律，长期以来依赖于“政府特权决定经济增长与否”的根本性问题。把中国经济的发动机从中共中央及其各级政府，下移到民间社会，对于迄今为止“扩大内需”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效果不能显现之问题给予解决。由于“官本位”的中央集权制度在工业化商品经济的分权制金钱腐蚀作用下，中国改革政策“碎片化”亦即不能实现系统工程设计才迫使吴敬琏等等著名专家提出来“顶层设计”课题，遭遇了“执政党及其政府的权力内卷化”阻击，执政党中央政策和国家法律、政府调控手段包括基层党组织、政府机构对于社会的作用力效果显著缩减，官本位的政党政府权力早已经是局限于官场内部的利益分配和代表整个官僚集团在全社会切蛋糕，以至于官僚与老百姓贫富两极分化酿成政治信任危机。这种情况下，权力集中于官场与利益集中于官场相互依存，社会分配不公平早已经客观上压制国内老百姓的购买力。2011年中国政府财政收入增长将近25%，两倍于GDP的增长率，近3倍于城市居民的收入增长率，四倍于农民净收入的增长率，企业和政府的收入占比越来越大，劳动力报酬的占比越来越小，物价上涨和劳动力收入下滑压迫中国90%以上的劳动者难于形成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主力军，社会主义优越性已经越来越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为此，需要中心开花的战略，在矛盾集中的城市进行政治改革试点。
如果集中在市场经济基础较好的城市进行政治公开竞选产生官僚的改革，移民海外的许许多多企业家还会回归祖国，许许多多流落他乡的资金和人才还会重新回到故乡进行拼搏。竞选活动引致的各种各样社会消费必然把国内需求提升到新的水平，消费拉动经济发展的路线图就与现在“官本位”设想的局面大不相同。人民当家作主的共产党领导，必然会在中国政治经济领域开辟崭新的先进生产力和市场经济大发展格局。那种一味地拿前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实施民主改革，就亡党亡国的顾虑，是没有认真面对中国老百姓和民间经济的现实。现在人心思变但是反对动乱，中国人民没有愿意瞎折腾的。徐群贵2012年4月26日呈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