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中国出现的通货紧缩和经济增长乏力，学者们一致认为出路是进一步改革。但究竟需要采取那些改革措施呢？许多人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经济体制改革的继续深化和经济结构的调整上，如企业改制、在宪法中加入保护私有财产的条文、调动私有企业和私人资本的积极性等。但笔者以为，仅有这种改革是不够的，还要开放社会舆论，让穷人说话，让代表穷人的声音说话，特别是给农民以参与和谈判的地位，允许代表农民利益的社会组织出现，允许农民协会这类组织出现。只有在思想上走出了“禁区”，政府的政策才会向弱势集团倾斜，才可能通过财政和税收杠杆来均衡社会财富，使中国的经济走出疲软状态。

　　现在国际有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经济之所以停滞不前，主要是因为经济增长的模式是“货币投入驱动”型，而非“生产力提高驱动”型。象克鲁格曼这些著名的西方经济学教授们实际上只是通过统计数字和经济数学模型来考察中国，对中国的社会问题鲜有了解，说到底只是些书斋经济学家，中国今天也不乏这样的人。他们从数字到数字、从GDP到GDP，对中国的社会现实却全然无知。例如，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研究中心的一位青年教师在论述中国的GDP时说：“第一产业的比重在16%以下，其他产业多增长半个百分点就足以抵消农业滑坡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关系到70%人口的农业产值下降几个百分点对中国经济的影响决非无足轻重，占全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村居民生活下降是个严重后果。

　　认识中国的经济问题必须要有对现实经济活动和社会实况的感性认识，只有深入了解社会，才能把握住当前中国经济问题的症结。这个症结并不在经济领域之内，而是在经济领域之外。若单纯地就经济论经济，是找不到中国的出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