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改革阶段：

  “基本搞完了”还是“基本没搞完”？抑或是“基本没得搞”？

   ——国企改革再出发系列评论之三

 

　　除了对国企改革现状好坏程度之判断不同以外，还存在对国企改革所处阶段性的判断分歧。

　　评价国企改革所处的阶段，首先应该确立一个公认的、可以具体描述的标准。在所有中央全会和决议文件里，只有在1999年9月召开的十五届四中全会是专门讨论国企改革的，会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国企改革设定了具体目标和时间表：

　　   ——“到2010年，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的目标是：适应经济体制与经济增长方式两个根本性转变和扩大对外开放的要求，基本完成战略性调整和改组，形成比较合理的国有经济布局和结构，建立比较完善的现代企业制度，经济效益明显提高，科技开发能力、市场竞争能力和抗御风险能力明显增强，使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更好地发挥主导作用。”

　　      在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决议中，在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以及关于“十一五”和“十二五”建议中，党中央都对国企改革的目标和要求做出了具体的表述，但是其核心内容从未更改。

　　    2010年已经过去，但是并没有见到权威部门就上述目标的完成情况进行的专项总结。相信权威部门不会忘记，而是刻意回避而已。现在比较普遍的说法是：国企改革虽然取得了较大的突破性进展，但是很多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还刚刚破题，任重道远，远远没有到庆功的时候。改革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在这一点上，称“好得很”和“糟得很”的精英们是高度一致的统一。尽管一方力图向“左”，另一方力图向“右”，第三方力图不“左”也不“右”，谁都没有达到自己的终极目的。如果一定要给一个大而化之的说法，那就是“基本没搞完”。

　　      笔者在此列出另外两类：“基本搞完了”和“基本没得搞”。这是很多学者忽视的两类思想意识派别。

　　“基本搞完了”——这属于持“好得很”派别中一部分更加乐观派的观点。

　　譬如，中央党校原副校长李君如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过：“城市改革的重点是国企改革，这个重点从十二届三中全会，一直讲到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但是如果注意中央文件，可以发现从十六大以后，这个重点提得少了。这表明国企改革能改的改得差不多了，难改的是在政府方面”（《南风窗》，2011）。

　　李荣融执掌国资委7年。在王勇接棒之际，原国资委企业改革局副局长周放生的观点也代表了一批国资委官员的认识：“李荣融前几年已经将最难的硬骨头啃完了，王勇所要做的只需稳步推进就好了”（《环球企业家》，2011）。

　　如果说国家层面的官员和学者说话还知道留有余地的话，在地方官员的眼里，对国企改革盲目乐观者已不在少数。在百度上键入“国企改革任务基本完成”进行搜索，你会发现有众多的省市特别是地级市、县级市政府，对“胜利完成”、“基本完成”和“全面完成”国企改革任务而欢欣鼓舞。而现实情况却是，相对于还比较规范透明的央企来说，地方国资委掌控的国企基本不在媒体和民众的监督视线范围，远比我们所能看到的要糟得多。

　　“基本没得搞”——这属于持“糟得很”派别中大部分更加悲观派的观点。

　　虽然部分权威人士认为国企改革“好得很”，但是国企的现实表现确实无法自圆其说。随着以央企为核心的国企方阵日益强势，和日益普遍的腐败丑闻、亏损真相和薪酬话题被披露，越来越多的人正在对国企改革失去信心和耐心。他们不再认为眼前的问题是“改革过程中发生的问题”、是“改革不彻底导致的问题”，要“以更大的改革决心和步伐来解决这些问题”，不再迷信“改革不可动摇”。因而走向认识的另一个极端，认为国企改革“基本没得搞”。言下之意是不论再怎么努力也不过是瞎折腾。要么就是根本搞不好，要么越搞越变样，即使搞好了也与我们无关。由于此类观点表述十分偏激，而且多不具备理论阐述功底，在此不作具体引述。

　　“基本没得搞”是一种发泄式的、不理性的情感表达。更加糟糕的是，持这样彻底悲观情绪的人群，从“不明真相的群众”，正在向理论界蔓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