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50后对自由的追求与思考4  

因为崇尚职业自由，1985年我抓住了一个选择的机会，那时的政治氛围和舆论环境都很宽松，陆续有一些经济类报刊面世。经济学家于光远来沈阳讲学期间，与当时的沈阳市长武迪生商定，在沈阳创办《经济效益报》的城市经济版，也称蓝版。按于老的设想，要形成经济效益报的七色系列版，红版为农村经济版，已在北京出版。沈阳的蓝版是系列报的第二份。当时的沈阳市政府领导决定接受这个委托，责成我当时所在的沈阳日报与市政府经济研究中心共同承办。因为我是经济专业的背景，代表报社参与创办这份经济专业报纸的任务，很荣幸地落到了我的头上。

记得当年的七一，我完成了在党报的最后一份记者使命于当晚和报社的新同事共乘火车赴京，面见于光远先生，聆听其有关办报的构想和指导。由此开始了我职业生涯难忘的一段黄金岁月。之所以将此经历以黄金来比喻，自然是因为其具有很高的职业价值，我在其中不仅充分实现了作为一名经济记者的职业价值，也实际体验到了以往从未感知过的职业快乐。在此，我当然无意贬低此前那段在党报的职业经历，毕竟那是我的新闻职业启蒙期，在那段日子我学到了基本的新闻传播专业技能，也从许多老报人身上学到了新闻人的良好职业道德，懂得了作为一个无冕之王的社会责任。但因为其毕竟是喉舌的政治属性，有些职业的局限是无法避免和超越的。

那是一段非常充实而又难忘的岁月， 因为当时正值经济改革的启动之初，全国各地都孕育着改革开放的火种和激情。我们这张每周一期的四开小报，尽管很不起眼，却位列全国性报纸的一线位置，我们有权利出席和报道各种全国及行业会议和相关活动，只要是在城市中发生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就都属于我们的报道范围。身为中顾委委员的于光远先生作为我们的总顾问，就是我们的旗帜和招牌，有了这杆大旗，国内的地方和企事业单位都很买账。那时的报道选题有些是于老建议的，更多的都是我们自己设计的。那时还没有网络，我们主要就是根据各种报刊上的新闻线索，发现改革开放中的闪光点和聚焦点。作为编辑部的记者部主任，我当时主要负责专题版，常常是定下了题目就 马上出发。

当时的飞机票购买还有限制，要凭县团级的介绍信。我们出差主要还是乘火车。那时的火车票很难买，我常常是买个站台票进站，然后就拿着记者证找车长补票。白天四处采访，晚上写稿，并联系第二天的采访单位。那是一段紧张辛苦的日子，同时也是自由快乐的日子，选什么专题，采访什么单位，写怎样的稿件，以怎样的形式编发，诸多的问题不需要请示，更无需看什么领导的脸色，不必揣摩上级的口味和意图，只要符合事实，可以促进社会发展，能为改革开放大业鸣锣开道，我们自己就做主了。那时的广东是改革开放的最前沿，我曾经先后三次深入广东进行新闻采写。诸如房地产、金融业、公共关系、第二职业等敏感话题，都曾是我们的专业选题并予以深入报道。和当初在党报的境遇相比，足够辛苦，足够紧张，但却也足够刺激，足够兴奋，足够自由，足够快乐。

尽管那段经济记者的岁月仅仅持续了一年多，但却使我收获颇丰。在这期间，我的新闻敏感性有了极大提升，稿件的构思和撰写效率有了明显的进步。我通常是单兵作战，连踢带打，整个专题报道的链条逐项搞定，切实体验到了职业价值实现的快乐。有比较才有鉴别，两段不同体制下的记者生涯，给了我完全不同的体验，而后面这段堪称神仙一样的日子，虽然短暂，但却受益丰厚，永远难忘。其最大的区别就在于自由的尺度，尽管我完全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但当自己的职业价值发挥受到了极大限制的时候，寻求更多的自由空间一定是心中最重要的诉求了。这么多年的职业生涯历练，使我非常请楚自己的职业价值取向。职业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比如经济收入、福利待遇、领导重视、同事厚待、技能与经验，还有就是自由的感觉。作为一个50后，物质层面的东西都有了基本的基础并高度稳固之后，有关自由方面的精神需求自然会变得特别重要了。相信在这方面应该是可以得到很多同龄朋友们强烈共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