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贫困地区大多存在于交通不便的山区或者气候恶劣的边疆，然而地理位置、气候环境等外在因素并不能完全决定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当地人缺乏技能，资金和机会来创造财富。三者当中，技能是最根本的。没有技能的人只能靠出卖自身体力或自然资源来生存，永远无法摆脱贫困。有了技能的人民才能有效地利用资金和机会来脱贫致富。而技能的培养只能通过教育而实现。

　　老子说： “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授人以鱼只救一时之及，授人以渔则可解一生之需。”。只有把知识和技能教给贫困人口，使他们能够自力更生，才彻底解决他们的“一生之需”。也就是说，教育是最根本的扶贫的手段，是一切扶贫措施的核心。当然，“教育“这个词的涵义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指对贫困人口技术教育，另一方面是指让受高等教育的青年人到基层去社会实践，还有一方面是指引导全社会关心弱势群体的权益，帮助他们走出困境。

　　除了加强教育以外，发展交通也是扶贫的一个重点。有了运输的便利，才有人才和资源的交流。中国交通的支柱是铁路，随着中国铁路，尤其是高铁的发展，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可以转移到人力资源丰富的中部省市，农民不必离乡背井就找到非农业工作，极大地减少社会成本。而且自然资源的开发利用也能变得更充分、及时并节约。富士康等电子业龙头最近在河南、四川等地开设新厂，就顺应了这个潮流。然而仅靠私人企业的产业调整是无法全面解决中国内陆的贫困问题，政府必须有整体思维和全盘布局的眼光和能力，让铁路成为扶贫事业的脊梁。

　　铁路是经济的血管和触角，高铁能极大地缩短物流与客流周转时间，未来中国沿海和内地，富裕和贫困地区的时间与空间距离越来越短，双方的交流和互动会越来越频繁。在不久的将来，大多数的贫困地区都能依附高铁的运输网改变自身的经济状况。

　　我们欣喜地看到政府的“十二五”计划中，包括了对内陆的开发和新兴产业的投入。在具体的做法上，可以参考改革开放初期设立“经济特区”的做法，在铁路的尽头或沿线，可以结合政府和私人双方面的力量，设立一些“扶贫特区”。以用减税、免税的方式吸引投资者，以发放种子基金的方式吸引科技人员来扶贫特区创业，邀请沿海城市和中心都市的高校学生来扶贫特区社会实践，真正做到把人力和财力资源带到最需要的农村去。

　　比如说河北的大名县是国家级贫困县，地方政府很想发展经济，但是没有启动资金，怎么办呢？不管是向省里要钱，还是国务院要钱，都需要长时间的等待，而且未必能如愿以偿，还是自力更生比较有把握。其实地方政府只需要把一部分荒地拿出来，作为地皮提供给“扶贫特区”，有了地就能贷款，地方政府的种子钱就有了。这份种子钱不能滥用，首先要投入到成人技术教育上，教给当地的农民实用的技术，比如说如何操作工具、车床等。中国目前大量缺乏技术工人，职业技术学校的设立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

　　中央政府对“扶贫特区”的帮助体现在三点：1.从经济上要提供低息贷款鼓励投资。2.从舆论上鼓励对贫困地区的关注，让投资扶贫特区成为社会共识。3.从法律上对过去三十年间先富起来的那批人，要有原谅他们资本积累“原罪”的雅量和胆识：可以不追究他们在体制转型期的灰色财富来源，但是要让他们买“赎罪券”——在扶贫特区投资者既往不咎。这样做既可以防止中国先富阶层资本外逃，又可以让贫困地区得到资金和管理经验，同时也避免社会上“仇富”情绪的泛滥。换句话说，与其让中国的富人惶惶不可终日，跑到国外买房子洗钱，不如把钱留在国内扶贫，给他们一条投资换清白的出路，给贫困地区的人民一个脱贫致富的机会。

　　有了地皮，有了资金，有了投资者和管理者，“扶贫特区”还需要一批朝气蓬勃、清廉淳朴的基层管理者——大学生村官。“扶贫特区”应该和大学结成伙伴关系，让到贫困地区的社会实践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一部分，开阔学生的眼界，增强他们的服务意识，训练他们的领导才能。六十年代的“上山下乡”是很多中国人心底的痛，因为那时到农村去是行政命令，但随着城市就业形势的严峻化，越来越多的大学生会把到“扶贫特区”的社会实践看做是一种宝贵的人生经验。

　　设立“扶贫特区”不是说把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招到内陆，让农民就近变成工人就可以了。事实上，“扶贫特区”应该利用后发优势，避免发展高污染、低效能产业，注重于新科技产品的研发。比如说风能、太阳能技术，和稀有金属资源的开发等。因此引进高科技人才势在必行，地方政府用地皮贷来的资金，应该用在吸引这样的人才上面。

　　“扶贫特区”的模式是可以复制的，在内陆，在边疆，铁路延伸到哪儿，哪儿就可以做。如果一条铁路可以带动数个扶贫特区，一个扶贫特区改变数个贫困地区，不久的将来，中国社会的地区、城乡、族群、行业等多方面的不平衡状态就可以改变，全民富裕也能真正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