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城镇化建设从来没有象今天一样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发展，在此所说的城镇化至少有城市化、城镇化、都市化三种叫法，城镇化在我国就其实质应该为农业人口非农业化。可以毫不夸张地说，现在的城市化已经是关乎社会稳定、经济增长、社会公平、社会主义道路乃至政府执政能力的综合考验。有人甚至认为这是工业化的一种必要形态。这样做的目的似乎为改善农业现状，降低农业人口，增加农业效益。但从长远看来可能是一种短视。大量的城镇居民、工商产业人员、“无产者”也许会给未来增加沉重的社会负担。提出者似乎基于解决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寄希望于城镇化来扩大内需。反对者认为人口流动将加重城镇之承载能力和社会管理成本上升、认为它是社会紊乱的根源之一。就如18世纪后期进入工业化的英国、欧洲一样产生数量巨大的城市市民。因此在该问题的认识上产生诸多冲突是可以肯定的。

　　 “天赋人权”是不容置疑的。不妨碍他人应该是任何文明都要遵循的底线。尤其是人类进入高级社会后，每个人为了生存的目的都应该有一片属于自己的空间。但它的界址应为不妨碍他人的领域为限。所谓：“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古今中外 “良心、公平、正义、仁和、友善”为“先知贤达”著书立论之基础。可如今中国人传统的‘温良恭俭让’早让步贪得无厌、得寸进尺的市场经济吞噬中。

　　贫富差距、一夜暴富、富而不仁者满眼皆是，富人们面对血淋淋的资本原罪如何救赎？他们自己也不知所措。为了获得安全感，富人境外移民盛行。主要针对中国的美国投资移民计划04年就登陆，移民申请人按美政府的要求投资50万美元到宾州，期限五年，即可获得永久绿卡。近10年，中国一直是加拿大该项移民措施的最大来源地。在市场经济下以结局论，本质是少数人对更多人的财富抽空，汇聚起来的“先富阶层”让财富更大化蒙蔽双眼，那里还有国家和民族观念。因此，城镇化措施只会导致更大程度上的贫富悬殊---财富外流，以至于制造出庞大的困难群体。几个世纪前马克思天才地描述了我们现在正处于的这种社会关系；“它已经取得了统治的地方把一切封建的、宗法的和田园诗般的关系都破坏了。它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首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它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它把宗教的虔诚、骑士的热忱、小市民的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激发，淹没在利己主义打算的冰水之中。它把人的尊严变成了交换价值，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总而言之，它用公开的、无耻的、直接的、露骨的剥削代替了由宗教幻想和政治幻想掩盖着的剥削。

　　它抹去了一切向来受人尊崇和令人敬畏的职业的灵光。它把医生、律师、教士、诗人和学者变成了它出钱招雇的雇佣劳动者”……。

　　从1984年开始的省、市县、乡相互间由农业向非农业人口之间进行的无序迁徙流动。已使我们经济上获得了相当成就感，但绝不能忽视城镇化与贫富悬殊之间必然的那种联系。也许有人会认为这种联系很为牵强，是因为目前没有一个专门的评价，才让它“身处深闺”。

　　这种联系对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社会结构、经济发展影响是深远的。

　　影响到底有多深，记得有位朋友谈论；望着变得日益拥挤，污秽，无序的城镇。他似乎认可城市管理者“野蛮执法”，认为有的城市管理者对外来人口的限制是合理的。更有人甚至认为“原住民们”不应沉睡不醒，麻木不仁，应该采用极端形式团结起来解决问题。就如一些国家的光头党采取爆裂措施一样，而光头党的口号是“你侵占了我们美丽的故土，抢走了本应属于我们的住房，喝着我们的水，呼吸着我们的空气，就像贪婪的硕鼠。。。。。。。。。。。。”可见混乱的城镇化运动带来的冲突深度加剧，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本人身处方寸县域，窥看城镇化中产生的工农业矛盾,及与贫富悬殊之间的联系，形成国家之亟待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