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法国大革命的成败得失
（前言 法国大选落下帷幕。社会党候选人奥朗德在第二轮总统选举投票中获得52％的有效选票，战胜现任总统萨科齐。在民主国家中，大致分为三种政治体制：君主立宪制，例如英国、日本等；总统间接选举制，如美国；总统直接选举制，如法国。君主立宪制有其历史原因，不指望它们改变；间接选举既有公正性，又有投机性和趣味性。在直接选举和间接选举中，本人更倾向于直接选举，因为它更能体现国民的意愿。直接选举的过程大致是这样：先由各党派提出候选人，在全民投票中如果有一人得票率超过50%，则当选；如果没有，还要进行第二轮投票，在得票最多的两位候选人之间选择。“民主”说说容易，其实是很难把握的，既不能搞假民主，也不能走极端民主的路线，而极端民主比专制制度更具破坏力。法国人民经过100多年的探索，才找到今天较为完善的民主。事情还得从1789年的大革命说起——）
1789年，苦难深重的法国平民在资产阶级的领导下，向腐朽的封建专制王朝发动了总攻，
革命前，法国危机四伏，国库空虚，贫富两极严重分化。占人口百分之一的僧侣和贵族骄奢淫逸，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他们享有免交某些直接税的特权。由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广大工农组成的第三等级，他们创造财富，负担纳税义务。除了各种各样的直接税外，还有名目繁多的间接税；乡间的农民和城里的工匠交税最多，大约一半的收入都被征税人拿走了。资产阶级并不穷，他们是生产的组织者，政治上却没有权利。
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六想通过一些改革来减轻王国面临的压力，他先后任命了几个财政大臣进行税制改革，遭到贵族们的反对，改革以失败告终。
危机总是要解决的。既然不能用改革这一较温和的手段来解决，爆发革命就势在必然了。
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必要性不等于说这次革命就是无懈可击的。相反，它暴露出许多问题，这些问题值得后人认真反思，从中总结出经验教训来。
1789年5月三级会议召开以后，各省代表们形成了集合讨论问题的习惯。于是，政见相同或相近的人成立了各种政治俱乐部，这就是资产阶级政党的雏形。
不论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保守派或是代表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现在他们都是属于第三等级的革命派。不应当在革命成果初露端倪时就搞分裂、打派仗。
至此，应当说资产阶级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全国上下应转到发展生产的轨道上。因为君主立宪制也是一种不错的政治体制，英国、比利时和日本都有女皇或天皇，他（她）们只是国家的象征，真正握有实权的是首相或总理。像法国这样有着近千年封建王朝统治历史的国家，“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已深入民心，君主立宪制有利于国家的安定团结，更适合法国的国情。立宪派的做法是顺应历史潮流的。
由激进分子组成的雅各宾派，相当于现在的在野党，凭着从卢梭那里搬来的人民主权和人民暴力革命的思想，大有“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气势。雅各宾派的主要领导人罗伯斯庇尔有一句煽动性的名言：“路易应该死，因为祖国需要生。”
罗伯斯庇尔本是个律师，在法律界混得很不顺心，一年内才接了十来个无足轻重的民事诉讼案。大革命前夕，他先是当了省三级会议的代表，耍了一些政治手腕后继而成为出席全国三级会议的代表。制宪议会成立后，在会议上名不见经传的罗伯斯庇尔很少有机会发表演说。但他千方百计地冲破障碍，顽强地表现自己，到1790年，他已经是制宪会议上著名的人物了。
雅各宾派的第二号人物叫马拉，他原本是个新闻记者。大革命前，他想当科学院院士，于是提交了一篇关于火的论文。著名的化学家拉瓦锡审阅后认为水平太差，极力反对马拉当选院士。马拉怀恨在心，革命后在其主编的报纸上对拉瓦锡进行了恶毒的攻击：“法国公民们，我在你们面前谴责拉瓦锡这个诈骗大王、
就在罗伯斯庇尔、马拉等一批激进分子的煽动下，
这一过激的行动改变了法国的历史，使她在以后的150年中政局不稳定，政权更替达12次之多。
大革命前，法国就像一个身体虚弱、奄奄一息的病人，需要休养生息，不能用猛药医治。稳定、发展是硬道理。基于这一点，制宪会议决定模仿英国的政治体制，建立君主立宪制。只要政策有利于经济发展，缩小贫富差距，诺大一个法国难道养不起几十个王室成员？
其实路易十六不是一个很坏的君主。他是1774年当上法国国王的，接手时法国便是一个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他随即任命经济学家、改革家图尔高为财政大臣。图尔高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减轻人民的负担。但是，反对势力实在太强大了，既得利益集团的防线坚不可摧，图尔高也无能为力了。国王决定召开三级会议，倾听各方面的意见，以解决国内危机。这种全国代表大会只在1614年召开过。这说明国王还是有民主精神的。当第三等级的代表们退出三级会议宣布自行组成国民代表大会时，国王下令他们解散，他们拒不执行。最终国王还是承认了新的代表大会。由此可见，在国王的性格中，懦弱多于残暴。国王在一些阶层中，还是有一定影响的。
法国的一些邻国，此
基于以上三点理由，激进派贸然改变国家体制是一步败着。它摧毁了娇嫩鲜艳的革命花朵，使国家处于持续的动乱中。局势的发展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
在一批狂热分子的煽动下，
1793年2月，法国对英国、荷兰和西班牙宣战，这三个都是君主制国家。连同先前与之开战的奥地利，法国是四面受敌。在国内，尽管首都巴黎革命热情高涨，在一些省，经济状况恶化，许多公民反对巴黎当局的革命目标。1793年3月，他们向国民卫队发起进攻。法国内忧外患，一片混乱。
乱，对于像雅各宾派这样的在野党来说是好事，他们可以乱中夺权。
1793年9月，当局查抄了拉瓦锡的家，没有找到指控这位科学家的证据。同年11月，拉瓦锡和其他几十个包税人相继被捕。尽管妻子玛丽四处奔走，为丈夫求情，但都遭到拒绝。拉瓦锡被带进革命法庭受审。开庭后不久，即被判处了死刑。辩护律师提请法庭注意拉瓦锡在科学上的成就，法官傲慢地说：共和国不需要这样的学者。拉瓦锡请求缓期执行，以便有足够的时间去完成关于汗的实验，法庭断然拒绝了他的请求。
极端分子毁了祖国最美的科学花朵和最伟大儿子。第二天，著名数学家拉格朗日愤怒地说：他们可以在一瞬间割下这位科学家的头，但不知天才的脑袋能不能在100年内再长出一个来。正值盛年的拉瓦锡，凭着执著和勤奋，本来可以在科学上做出更大的贡献。他把科学的车轮从歧路上扳回来，自己却惨死在政治的车轮底下。
大革命前，拉瓦锡参加了包税公司，这是当局示意成立的。用现在的观点看，它应当叫投资公司。拉瓦锡一家凑足了五百万法郎，和其他金融家一起经营一个大农场，这个农场是生产烟草的，获利颇丰，拉瓦锡每年可获得股份收益。革命后，政策发生改变，不允许这样做。1791年已经解散了包税公司。如果没有血债或制造叛乱，最大的处罚也就是没收全部财产。
恐怖分子小题大做、轻罪重判、滥用极刑，不仅杀害了科学家，对自己派别中持不同观点者也格杀勿论。为了加强自己的统治，雅各宾派使恐怖政策走上了极端。他们废除了被告的预审制，在缺乏证明材料的情况下，法庭可以根据“内心的确信”决定案件。也就是说，他们可以用“莫须有”的罪名滥杀无辜。
多行不义必自毙。1794年热月9日（
这里阐述了一种和大多数历史学家大相径庭的观点，以供商榷。一些人认为，雅各宾派是革命派，罗伯斯庇尔是英雄、是坚定的革命分子，他们采取的恐怖政策是被形势所迫。持这种观点的人被雅各宾派的革命言辞迷惑了，以为越“革命”越好，缺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精神。问题的症结就在于激进派不顾国情盲目仿效美国的政治体制，在不适当的时机、用不适当的手
历史上科学家当众被处死的只有两例。另一例是布鲁诺，他因为宣传哥白尼的日心说被罗马教会活活烧死。这件公案的是非黑白容易辨清。拉瓦锡是被革命派处死的，而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是不容否定的。这就引起了后人的争议。
受当前主流历史观的影响，科学史家们不敢谴责杀害拉瓦锡的暴行。在他们的头脑中存在着一种偏见：革命派采取的一切革命行动都是正确的，否定它们就意味着反动。有人称拉瓦锡在科学上是革命的，在政治上是反动的；有人骂拉瓦锡参加了包税公司，干了剥削人民的罪恶勾当，罪有应得；最宽容的态度是表示惋惜，两方都不得罪，拉瓦锡确实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处死他也是革命形势的需要。
人民群众虽然说不出革命、反动这些大道理，但他们已经用实际行动表明了对“革命者”的态度。现在是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法国人民把
世界历史浩瀚如海，要从纷繁复杂的历史事件中找出具有规律性的东西，这就是本文的任务。
我曾经提出了“人类社会的不完美原理”：任何社会，包括原始共产主义社会，都不是十全十美的。人具有自发的趋利性，这种趋利性既是社会发展的动力，又是社会缺陷的根源。国家政权的任务，一是发挥人的趋利性的积极的一面，抑制其消极的一面，二是调节各阶层人群的利益关系。社会发展到今天，国家还有第三个任务：为了子孙后代的长久利益，必须控制人口，其实质是调节当代人与后代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要辩证地看待“不完美原理”。既不能站在第三者的立场，对一些国家暴露出的问题横加指责。例如，某国由于生产过剩，把牛奶和小麦倒到大海里，有人就大做文章，说这就是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证据。另一方面，作为当政者，不能认为反正社会是不完美的，不去努力解决社会问题，让官僚腐败作风蔓延。
在原始的部落里，人人平等，没有人剥削人，看似十全十美。但部落之间发生战争，就会把战俘杀死，这就是原始社会的弊端。奴隶社会的“进步”在于：把抓来的战俘当奴隶，俗话说，好死不如恶活，战俘的命保住了。
原始社会里，生产力极端低下，人人必须参加为获取基本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那时劳动是十分艰苦的。随着生产力的提高，产品变得丰富起来。如果人是“大公无私”的话，那么就应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社会就会从原始共产主义过渡到高级共产主义。但事实并非如此。一些人很快就意识到，不经过自己辛勤的劳动，而是通过攫取别人的劳动成果，生活可以过得更好。这些人运用权力，迫使弱势群体为自己提供劳动成果。于是，原始社会就过渡到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
根据以上事实，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除赤贫状态外，一般的社会都是少数人富裕，多数人贫穷。世界上几个文明古国，亚洲有中国和印度、欧洲有希腊和罗马、非洲有埃及，它们“不约而同”地都过渡到不平等社会。
既然社会是不平等的，贫穷阶级就有反抗的倾向。有反抗的倾向未必就有反抗的行动，因为他们是被统治阶级压制着的。所以在封建社会中，在绝大部分时间内政局是稳定的，当然不时会发生小的骚乱。但是，有两种情况会使贫穷阶级的反抗倾向变为反抗行动：一种是由于灾荒或苛捐杂税，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另一种是统治阶级的压制有所松动。大规模的流血反抗行动并成功地取代原来的政府，我们称之为“革命”，当然是指社会革命。
革命不会一蹴而就，需要经过几年、十几年的流血斗争。例如，俄国从1917年推翻沙皇的二月革命到1922年国内战争结束，用了五年时间；美国革命从1774年第一届大陆会议到1783年英国正式承认美国独立，花了九年时间。在革命的过程中，动乱和财产损失是不可避免的；群众之所以拥护革命，因为他们指望革命成功后日子会过得好一些。但是，他们的希望往往会落空，因为，某些革命的实质，只不过权力从一部分人的手里过渡到另一部分人的手里，财产从一部分人手里转移到另一部分手里。在革命领导层中，由于对形势和革命目的持不同看法，会出现各种派别。派别斗争如果处理得不好，会使革命受到挫折甚至归于失败。在美国革命中，这一关系处理得比较好，所以美国革命是成功的。由于革命要以流血和动乱为代价，又只是对不公平的社会的矫正，而不是彻底废除，所以每次革命拖延的时间越短越好，两次革命间隔的时间越长越好，对于一个国家来说，革命的次数越少越好。这里说的“公平”，只是指财富分配方面，而不是指权利方面。在权利方面可以做到公平，对于任何平民来说，你可以做官、经商、搞发明创造、和富翁联姻，这些权利每个人都有，但运用这种权利致富的人只是少数。
以上对“革命”中具有规律性的东西做了一下总结。让我们看看法国革命是否符合这些规律。
1774年5月，20岁的路易十六即位了。他不贪图享乐，只是喜欢狩猎与修锁，有“锁匠国王”之称。他思维迟钝、行动笨拙、意志薄弱。路易十六人是不坏的，但作为国王是不够格的。由当时的制度决定，他勉为其难地当起国王来了。进入封建社会以后，各国都采取了王位继承制。国王是权威的象征，在“国不可一日无君”的思想指导下，王位继承制有利于政局的稳定。它的弊端也是显而易见的。国家的最高领导人是需要有资质的，他必须能稳住全国的局势，善于调节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但是，王位继承制不能保证每个即位的国王都是明君，有些则是庸君，还有些甚至是昏君。路易十六只能算一位庸君。
懦弱的国王偏遇到多事之秋。即位之初就碰到了美国独立战争，1774—1783年间，路易十六派兵参战，为此支付了20亿里弗尔军费。参战使法国元气大伤，到1789年，国债已高达50亿里弗尔。
为了摆脱财政危机，国王上任后先后任命了四位财政大臣，第一位是重农学派的领袖人物图尔高。图尔高废除了强迫农民劳动的苦役制，确立了粮食买卖的自由交易制度，推行向牧师征税，并制定了地方自治的计划。其实图尔高的政策是正确的，只是他敌不过保守势力而被迫下台。此时国王如果拿出一点威严来，支持图尔高，打击保守势力，法国的形势会好转的。但他没有这么做。以后的财政大臣都不如图尔高。
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搞经济私有化，致使出现了一批暴发户。普京执政后，利用手中的权力，狠狠打击一下金融寡头。这一举措大得民心。其实，老百姓不要求贫富差距一刀切，只希望把贫富差距缩小到一定范围。路易十六如果知道这个道理，以后的革命也不会发生了。这只是“假设”，历史是不允许假设的。
贫穷有时会引起骚乱，但法国革命源于国王的软弱和没有处理好各阶级之间的利益关系。有利的形势往往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之中，法国自然条件优越，1787年农业歉收，但总不会年年闹灾荒，何况帮助美国的仗也打完了。国王如果加强一下统治，王权还是能维持下去的。此时路易十六却走起了“群众路线”，他决定召开“三级会议”，商讨解决国库空虚的对策。这又是一步败着，是一步更糟的败着。
在这里，我们看到中国“文化革命”的影子。文化革命的目的，是要打倒刘少奇。你说刘少奇“走资本主义道路”，开个中央全会，撤销他的职务不就得了，何必发动群众，向“走资派”夺权？要知道人是被权威压制着的，一旦松动，人的趋利性的负面作用就表现出来，从而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局势将不可收拾。
路易十六不明白这个道理，让三个等级的代表聚在一起，商量分摊债务的比例，那还不吵得不可开交？这时，第三等级受一批启蒙文人的熏陶，已经把平等、自由、天赋人权奉为圭臬（音guīniè），三级会议恰好为长期受压制的第三等级提供了发泄的机会。第三等级代表首先废除了三级会议，代之以国民议会。他们在一个网球场上开会，要求废除君主专制，实行君主立宪制。
革命要有明确的目标，此时革命的目标有了，建立三权分立的君主立宪制。为保证革命顺利的进行，还要有以众望所归的人为首的坚强而团结的领导班子。这正是法国革命所缺少的，甚至可以说这正是法国革命的致命弱点。英国革命出了一个克伦威尔，美国革命出了华盛顿，我还不知道法国革命的领头人是谁。在国民议会中，派别林立，各自为政，拉山头，搞派性。有人说，罗伯斯庇尔就是法国革命的领导人。罗伯斯庇尔只能算一个派别的头头，如果他是“众望所归”的话，怎么会被革命队伍里的人打死？“枪杆子里出政权”，这句话对中国对外国都是普遍适用的。革命派还要有一支训练有素的军队，并且掌握在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手里，这样，他说的话才有分量，才能稳住局势。克伦威尔和华盛顿都会带兵打仗，雅各宾派领导人只会耍耍嘴皮子、动动笔杆子。
攻占巴士底狱之前，矛盾的主要方面在国王方面；攻占之后，矛盾的主要方面就在革命派一边。此时他们的行动对全国的局势起举足轻重的影响。下面将对革命派的革命行动进行点评。
上面说到：在革命领导层中，由于对形势和革命目的持不同看法，会出现各种派别；派别斗争如果处理得不好，会使革命受到挫折甚至归于失败。这一点太重要了，所以这里再重复一次。我国的太平天国革命，其失败原因除了清政府的镇压外，主要原因是领导层的内讧，法国革命同样犯了这样的大忌。
应当说，至此，革命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上面说到，革命持续的时间越短越好，因为人民要的是革命成果，这些成果使他们生活得到改善，而不是革命过程中的动乱。这时，革命派内部的领袖应当出来担任首相并组成内阁，把行政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让路易十六去当安乐王，他只是法国统一的象征。法国的局面已经乱了，该收一收了，打击一下无政府主义。毕竟，社会安定才是硬道理。“平等、自由、人权”这些口号只有在向专制政权开火时才有用，一旦目的达到，再强调平等、自由，只会滋长无政府主义。而无政府主义是比专制主义更坏的社会状态。
出来组阁的是立宪派，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米拉波、拉斐德，据说他们是代表大资产阶级的利益。这时革命的任务已基本完成，因为宪法已制订出来了，政权也由贵族手里转移到资产阶级手里，资产阶级是生产的组织者，他们掌权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革命的胜利并不能解决财政危机，只有安定下来发展生产才能渡过难关。这时，即使夸夸其谈的罗伯斯庇尔出来执政，局面也不会好到哪里。打天下（闹革命）和治天下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打天下容易，治天下要困难得多。巴士底狱几个小时就拿下了，各地夺权也没遇到多大阻力。夺权以后怎么办？革命派内部没有拿出好的方案，他们在国民议会中或高谈阔论，或互相倾轧，致使混乱的局面继续扩大。
米拉波、拉斐德原本也是雅各宾俱乐部的成员，后来在处理国王逃跑事件和建立共和国问题上有原则分歧，一些立宪党人分裂出来成立了斐扬俱乐部。而罗伯斯庇尔成了雅各宾革命民主派的领袖。雅各宾派又分为两个部分，其中激进的一派是以马拉、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山岳派，（因其在国民议会中的座位高高在上而得名）保守的一派是以布里索为代表的吉伦特派。
既然立宪派出来执政，就应当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保持政策的连续性。雅各宾派等这些在野派，就不能通过国民议会过多地干扰政府。雅各宾派如果有本事，为什么当初不能成为多数派出来掌权？雅各宾派如果有本事，也可以通过合法手段（如竞选）取代立宪派。
在是否要把君主立宪制改为共和制的问题上，斐扬派和山岳派发生了分歧。罗伯斯庇尔坚决主
在1791年10月的立法议会上，斐扬派占200个席位，观点和斐扬派接近的中间派有300多名代表，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席位加起来才100个。斐扬派主和，山岳派和吉伦特派主战。在对待战争的问题上，各派政治力量（包括国王）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最后国王采纳了后者的意见，让吉伦特派组阁。
依我看，斐扬派的政治路线是正确的，建立君主立宪制、和外国媾和，把精力放到经济建设上来。斐扬派在国民议会上也占绝对优势，但是，雅各宾派席位不多，干扰的能量却相当大，常常能以气势压人的演说控制议会的局面。他们能把主和派赶下台，也能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用共和制取代君主立宪制。
1792年8月，在雅各宾派的策动下，一群头脑发热的人举行“起义”，一群暴徒冲入王宫，把路易十六投入监狱，并成立了“巴黎公社”。如果罗伯斯庇尔承认1789年的革命，那么这次起义是违反宪法的。“起义”使吉伦特派掌握了立法议会，并组成了“临时执行委员会”作为最高行政机构。另一方面，雅各宾派继续控制着巴黎公社。这样就形成了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公社和立法议会展开了“激烈的斗争”，这个斗争反映了山岳派和吉伦特派的斗争。
革命派也破“四旧”：他们下令把巴黎带有国王象征的建筑物和纪念碑一律拆除，在公文中用“公民”的称呼代替“先生”字样，巴黎的一些区名也改了，如“西西里国王区”改为“人权区”。他们还用“共和国历”取代格里高利历即公历，因为后者是罗马教皇格里高利十三世在1582年组织了一批天文学家编制的，带有宗教色彩。
不过，这些极左分子在新的国民公会中也不得人心。国民公会代表750名，斐扬派已被逐出国民公会，吉伦特派165名，平原派（也称沼泽派）代表约500名左右，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山岳派只占80席。平原派支持吉伦特派，致使吉伦特派在国民公会中占统治地位，吉伦特派的佩迪昂担任国民公会主席。
共和国成立之初，法国经济由于战争、英国封锁等原因，更加恶化。底层民众活不下去了，群众斗争汹涌澎湃。1793年3月，英国参加了新的反法同盟，联合了普鲁士、奥地利、西班牙等国向法国发起新的进攻。在这内忧外患之际，任何党派执政都回天乏力。除非悔一步棋，回到三年前斐扬派执政时期。但时间是不允许倒退的。在这极端困难的时刻，雅各宾派又一次策划了“起义”。1793年5月底至6月初，雅各宾派率领武装暴徒包围了国民公会，要求交出吉伦特派首领，接着又调来了163门大炮对准了会议厅大厦。国民公会屈服了，立即把22名吉伦特派首领开除出国民公会并加以逮捕，后来又将其中大部分人送上断头台。
如果雅各宾派承认法兰西第一共和国的话，那么这次武装行动是违反宪法的。如果雅各宾派对执政的吉伦特派不满意，想自己执政，他们就应该通过合法途径，使自己的派别得到大多数公会代表的支持。他们没有这么做，而是采取了武装要挟的卑劣手法。因此，他们的这次行动只能算政变或叛乱。
现在雅各宾派如愿以偿，成了执政党。法国的天下要由他们摆布了。如果他们执政得好，那么两次叛乱的罪名可以适当减轻；如果执政得比前任都差，那么就要罪上加罪，成为法国人民的千古罪人。
评价一个政府的政绩，一是看社会是不是安定，要使社会安定，就要拿出一点魄力，平衡各阶层之间的利益；二是要看生产是不是搞上去了。而不是听口号喊得多么响亮，看通过的法令多么激进。
雅各宾派只知道打打杀杀，对于治国之道，他们连门都没有。那时，法国有83个郡，反对雅各宾派的就达60个郡。各地骚乱不断，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当时的局势，比起大革命初期来，可谓一落千丈，甚至比不上路易十六时代。“乱”是当时社会的主基调。
怎样治乱呢？就是要使用恐怖手段，实行专政。国民公会改组了革命法庭，简化并加速了审判手续；又颁布了关于“嫌疑犯”的法令。根据这一法令，凡行动、言论或著作表现为拥护暴政者，始终未表现拥护革命的旧贵族及其亲属，以及未证实自己忠于共和国而被免职的政府人员，均被宣布为嫌疑犯，必须逮捕。雅各宾派第二号人物圣鞠斯特在一次有代表性的演说中宣称：“只要最后一个自由的敌人还在呼吸，国家就不可能有繁荣。你必须不仅惩罚叛国者，还应该惩罚那些漠不关心的人；你必须惩罚在共和国中消极和无所作为的人。……在人民和敌人之间，除了断头台就没有别的了。”
国民公会通过决议，把权力集中到公安委员会手里。公安委员会是雅各宾政权中一个最有力的专政机构，管辖一切国家机关，它的领导者就是罗伯斯庇尔。国民公会派出180名特派员，赋予他们几乎无限的权力，负责清除各郡政府里的反革命嫌疑分子。这些措施意味着用长官意志代替法律，罗伯斯庇尔成了共和国的独裁者。
准备工作已经就绪，雅各宾派要大开杀戒了，巴黎成了狂热和恐怖的海洋。群众的绝对统治也是一种专制，而且很可能更加野蛮、更加血腥而不负责任。数万人由于不值一提的、甚至莫须有的证据而遭逮捕，拒绝宣誓效忠的教士受到空前的迫害。雅各宾派执政的一年多中，共处决了4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无辜的平民。大革命中担任司法部长的丹东，有一天和朋友走在塞纳河畔，丹东突然说：“看，那么多的血！塞纳河在流血！流的血太多了！”出于良心的发现，他要求政府成立宽赦委员会，所以这一派被称为“宽容派”。由于镇压“反革命”不力，丹东以叛国罪被送上断头台。在法庭上，丹东愤怒地对着旁听席上的人指控罗伯斯庇尔和圣鞠斯特：“你们要面包，他们却掷给你人头！你们口干欲裂，他们却让你们去舔断头台上流下的鲜血！”丹东死后，罗伯斯庇尔通过了一项法令，要求革命法庭只在死刑和无罪释放之间做出选择，法律和秩序已经不复存在，上断头台成了解决所有问题的办法。1794年6月，罗伯斯庇尔要求进行新一轮的审判，巴黎大约有1400名男男女女被夺去了生命。
历史证明，靠杀人如麻的暴政维持的政权是不会长久的。我国的秦朝、隋朝都是短命的朝代，雅各宾政权也逃不过这一历史规律。
热月反击以后，行政权归督政府，督政府由五人组成，由元老院和500人院任命。五人委员会统治法国四年之久，在这四年中派别斗争从未停止过，直到军方英雄拿破仑从前线归来，并于
法国人民用革命行动推翻了封建专制制度，经过10年动乱，重新被套上专制主义的枷锁，这种现象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比较英国、美国、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法国的革命是最不成功的。其原因是革命队伍中派别林立，派中有派。以罗伯斯庇尔为首的山岳派，不懂得社会发展的规律，只从罗梭那里捡来一些支离破碎的教条，便处处干扰革命的进程。他们使适合当时法
1789年之后不到100年的时间里法国经历了四次大规模的革命，两个帝国。两个王朝，三个共和国。它们是：1789年革命，1792年建立第一共和国；1804年，拿破仑建立法兰西第一帝国；1815年，波旁王朝复辟；1830年革命，7月王朝建立；1848年革命，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建立；1852年，法兰西第二帝国建立；1870年革命，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建立。
上面说过，两次革命间隔的时间越长越好。如此频繁的革命消耗了法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动荡的局势使经济发展缺少必要的、稳定的社会基础。与此相比，隔海相望的英国以和平方式完成社会变革，已经在进行着工业革命。
不同的历史观会对同一个历史人物做出截然相反的评价。若从“不断革命”的历史观出发，罗伯斯庇尔是个大英雄、杰出的革命家，他一步一步把法国革命推向高潮。若是从“稳定、发展”的历史观出发，罗伯斯庇尔是一个教条主义者、狂热分子、杀人不见血的大魔头、法国人民的罪人。他摧毁了科学革命的花朵、法国人民的骄傲——化学家拉瓦锡，也摧毁了政治革命的花朵——资产阶级掌权下稳定发展的局势。
为什么我赞成“稳定、发展”的历史观而反对“不断革命”的历史观？因为革命来革命去最终还是消灭不了私有制、还是消灭不了贫富差距，如果财产私有制和贫富差距能消灭的话，原始共产主义早就过渡到高级共产主义而不会进入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了。当然，我不是反对一切革命，1789年的革命我是赞成的。只有社会稳定，经济发展了，下层人民的生活才能提高，当然还要靠明智的国家政权来调节。
相对于第一共和国和第二共和国，1870年建立起的第三共和国是“长命的”。继承了大革命初期的“传统”，国民议会仍然是各派政治力量表现自己的舞台；政府被议会牵制着，不能根据自己的判断行使职权。如果这就是卢梭“社会契约论”的实践，那么卢梭的理论便是失败的理论。想当初在雅各宾专政时期，罗伯斯庇尔就是根据卢梭理论执政的，法国被搞得人心惶惶。
1940年，第三共和国在希特勒的打击下一触即溃。雷诺政府倒台，新上任的贝当政府决定投降。戴高乐将军来到英国，通过广播向法国人民庄严宣告：“无论发生什么事，法国抵抗的火焰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在戴高乐的组织和领导下，法国境内反法西斯斗争如火如荼地展开，他创立的民族解放委员被承认为法国的临时政府。
战争刚结束，在和平时期爱出风头的职业政客们，想在法国政坛上分一杯羹，他们熟悉这种由政党操纵议会，议会操纵总统和政府，总统只对议会负责的政治模式。在1945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建立了由共产党、社会党和人民共和运动党三党联合的临时政府，无党派的戴高乐出任总理。戴高乐坚决抵制第三共和国那种反复无常的议会制。他主张，国家实权应该在元首和政府手里，国家的命运不应当由纷争不息的议会来决定。1946年1月，他突然宣布辞去总理职位，他在辞职声明中写道：“排他性的党派制度又要卷土重来，我反对这个制度。”多么铿锵有力的声音！辞官以后，他回到自己的家乡，专心致志地撰写《战争回忆录》。
第四共和国的内阁依然反复无常。在1947年到1958年期间，产生了24届内阁，平均每个内阁只存活5个多月。1958年戴高乐复出，同年
法国人民永远铭记戴高乐将军的历史功绩，巴黎国际机场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是他，领导了法国人民赶走了法西斯强盗，建立了自由的法兰西；是他，以深邃的政治洞察力看到了法国共和制的弊端，铲除了纷争不息的议会对政府的干扰，树立起总统和政府的权威。
由于戴高乐的努力和人民的支持，法国终于有了适合本国国情的较好的政治体制。但是，这里还是要上升到理论高度来分析，为什么大革命初建立起的议会制度不可取。
雅各宾派是用卢梭的理论武装起来的，既然雅各宾派毁了大革命的成果，（我是这么认为的）让我们看看卢梭的理论是不是有问题。因为理论和实践发生矛盾，不应该迁就理论，而应该重新审视这一理论。
卢梭（1712——1778），生于日内瓦。父亲是钟表匠，母亲因生他而难产去世。他从小经历坎坷。后经一位朋友的介绍，结识了
人的天性是好的，只不过社会的机构把它变坏了。卢梭在他1755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表明了上述的观点。明确地总结了贯穿他许多著作的基本思想。卢梭把人类分为“文明人”和“原始人”，认为正是文明社会使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虚伪、冷酷、不平等，并产生罪恶。因此，他美化原始社会，赞扬人类的原始状态。有人批评卢梭是一个极其神经质（而不说偏执狂）的人，是一个大男子主义者，是一个思想不切实际的、糊涂的思想家，这样的批评大体上是正确的。
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社会契约论》等著作中，他谴责封建专制，反对暴力和不平等，提倡“天赋人权”。卢梭声称，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虽然他没有定义如何达成这个目标，但他建议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主张国家应以社会契约为支柱，形成民主政权。他的政治民主方面的著述在法国大革命中成为激进的雅各宾派的理论向导。卢梭的理论确实是反对封建专制主义的强大的思想武器，一些革命者正是利用它唤起民众的反抗激情。但是，当革命胜利以后，继续实行卢梭的那一套，就要出问题了。
卢梭认为在原始社会里，人的天性是好的。但他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在原始社会中部落之间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并把战俘杀死，人的天性难道是好的吗？凡是以“性本善”为基础制定的政策，其结果必然失败。它否定权威对人性的制约作用，提倡纯粹的民主，其结果必然导致无政府主义。雅各宾执政时期那种滥杀无辜的群众专政，正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
根据我的研究，人具有自发的趋利性。这种趋利性是生物为应付恶劣环境而必须具有的本能。对于人类来说，它可以表现为积极的一面，即征服和改造自然的一面；也可以表现为消极的一面，即做出损人利己的事，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性本恶，或者说人的本质是自私的。这种自私性是需要权威的东西制约的，法律和道德就是两种制约手段。
在大革命前，那些革命派被封建王室管束着。革命后，束缚解除了，那些能说会道的人成了各派别的头头，并进入了国民议会，在这种环境下，他们的私心杂念膨胀了。我们再看看卢梭的理论：一个完美的社会是为人民的“公共意志”（公意）所控制的，由公民团体组成的代议机构作为立法者，通过讨论来产生公共意志。根据这一理论，斐扬派、吉伦特派、山岳派就是“代议机构”，应由他们讨论产生人民的“公共意志”。“人民”是个抽象的概念，它是由各阶层的人群组成。在一个国家中，一方之所得即为他方之所失，人群之间的利益是相互对立的，当然也是相互联系的。由他们来讨论“公意”，在没有权威制约的情况下，各派都为自己阶层的利益而争得不可开交。
“社会契约论”听起来很有道理，但实行起来会产生偏差，原因是有人钻它的空子，这是人的趋利性的负面作用。
经过10年动乱，人民渴望秩序和稳定。拿破仑凭着他敏锐的政治嗅觉，感到历史的机遇正向他招手。他带领精锐部队，秘密地从埃及返回祖国，受到巴黎人民的热烈欢迎。接着，拿破仑发动了雾月政变。他提出的修改宪法的要求被拒绝，他带兵强行驱散了议会两院。接着，他纠集了一些屈从的议会代表，通过决议，把政权交给三人执政官，拿破仑任首席执政官。一个权威的出现终止了议会中的派系斗争，一切都以权威的裁定为准。至此，拿破仑的所作所为是顺乎民意的。
人是要受到制约的，现在的拿破仑成了法兰西唯一的不受制约的人。他的行动将决定法国人民的命运。他可以以华盛顿为榜样，做了两届执政官以后自动让位，人民将永远铭记他的功德；他也可以效法克伦威尔，居功自傲，做一个独裁者。两种选择都凭他自己做主，法国人民、国民议会都奈何不了他。
不幸的是，拿破仑选择了后者。政变后一个月，拿破仑颁布了共和八年新宪法，规定执政官任期10年，第一执政享有全权，其余两个执政只有发言权。1802年，又颁布了共和十年新宪法，规定第一执政终身任职，并有权任命后继人。这样，拿破仑称帝之心，路人皆知。
1804年，拿破仑再次修改宪法，宣布法国为帝国。波拿巴在巴黎圣母院举行加冕礼，自称法兰西皇帝。砍掉路易十六头颅的民众兴高采烈地迎来了另一位君主，喊出过平等、自由的民众以同样的热情对着拿破仑高呼“皇帝万岁”。如果这种欢呼出自真心，那么表明了昔日坚定的革命派也对政出多门的卢梭式的共和制感到厌恶和不满。以后，人们又感受到专制制度的弊端，渴望回到共和制。因为拿破仑称帝后，就为自己的家族恢复了王公的头衔。例如，他的哥哥约瑟夫被封为西班牙国王，弟弟路易被封为荷兰国王。更荒唐的是，拿破仑授予刚刚出生的儿子以“罗马国王”的称号。这说明人一旦不受到制约，他的野心会膨胀到什么地步。
总之，共和制太混乱，君主制太霸道。这样，在大革命后的100年间，法国就在共和制和帝制之间频繁地来回切换，动荡的政局严重地影响了经济发展。
法国人民经过将近170年的磨难，终于获得了稳定和发展的政治体制。他们付出太多的代价，我在这里总结一下历史经验，但愿后人少走些弯路。（潘世东转载于光明网pyww20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