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都丹阳地望考论
罗运环
武汉大学中国地域文化研究所
丹阳是楚国最早见于记载的都城。从商朝末年楚君鬻熊始都丹阳，到春秋初年楚武王（或谓楚文王）徙郢，历经300多年之久。其间虽有迁移，地方改变但都城名称没有变化。由于史籍记载简略，或者缺载，致使楚都丹阳地望难已考定。诸如：“鬻熊居丹阳”在何处？“熊丽始讨此雎山之间”是否表明丹阳的迁移？能绎受封所“居丹阳”与其“辟在荆山”是什么关系？凡此等等，学者们争论不休，难以定论；考古专家为之奔波探寻，也未见结果。本文将就此作些探讨，期望能对问题的解决和考古探寻有所裨益。
一、丹阳地望的几种说法
《世本·居》云：楚鬻熊居丹阳，武王徙郢。
《史记·楚世家》云：（熊绎）居丹阳。
鬻熊和熊绎皆“居丹阳”。显然丹阳是楚早期乃至整个西周时代的都城，不是什么区域名。关于丹阳地望历来众说纷纭，没有定论，主要有以下几种说法：
“当涂说”，认为楚丹阳在今安徽当涂一带。此说最早见于《汉书·地理志》丹扬郡丹阳县下班固自注，其云：“楚之先熊绎所封，十八世，文王徙郢。”班固以后，学者多斥其误。20世纪20年代以后，随着楚族东来说的兴起，此说一度受到重视。近年来，又随着楚族东来说的冷落而少有人提及。
“秭归说”，以为熊绎所居丹阳在今湖北秭归县东。此说最早见于东晋末年袁崧所著的《宜都记》，其云“秭归，盖楚子熊绎之始国”。[1]此后北魏郦道元亦主此说，不过他在《水经·江水注中》说得更加肯定，其云：秭归丹阳城“楚子熊绎始封丹阳之所都也”。[10]
后四种说法，主要是在秭归、枝江、丹淅三说基础上，加上新的荆山、商县二说，依据有关史实进行的种种推测，所以这四种说法与前四种说法既有区别又有联系。但最基本的是前举当涂等四种说法和后列四种说法中的荆山、商县二说。
二、对丹阳地望六种说法的考察
关于当涂说的问题。《三国志·吴书·吕范传》或称当涂丹阳为小丹阳。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载，始皇游钱塘曾途经此处，秦代即有此名。班固《汉书·地理志》将熊绎所居丹阳与当涂丹阳联系起来，但他忽视了荆山等系列地理问题。故郦道元《水经·江水注中》据此发难，指出：“《地理志》以为吴子之丹阳。论者云：寻吴楚悠隔，蓝缕荆山，无容远在吴境，是为非也。”郦氏的批驳切中要害，此说当是班固因地名偶同而所生的臆测之辞，不能成立。
关于秭归说的问题。秭归丹阳说，最早的依据来自《山海经·海内南经》，其谓夏启之臣孟涂曾“居山上，在丹山西”。郭璞注：“丹山在丹阳南，巴属也。今建平郡丹阳城秭归县东七里，即孟涂所居也。”据此丹阳当因丹山而得名，郭璞所说的“丹阳城”，是考察孟涂居住地时所言，还没有与熊绎所居丹阳联系起来。比郭璞稍后，东晋末年袁崧着《宜都记》，始将二者联系起来。但他加了一个“盖”字，盖就是大概的意思，看来袁氏对此还是较谨慎的。但到北魏郦道元作《水经·江水注》时，便取消“盖”字，直言此丹阳城为熊绎之所都。此说形成过程表明此说的文献根据不甚可靠，可能源于当地父老传言。据郦道元所云此说有两大证据，即“丹阳城”与“熊绎墓”。关于丹阳城，郭璞只简单提到，郦道元在《水经注》里才作了较详细的描述。《水经注》的经文说江水又东径一无名城北，注云“其城凭岭作固，二百一十步，夹溪临谷，据山枕江，北对丹阳城。城据山跨阜，周八里二百八十步，东北两面，悉临绝涧，西带亭下溪，南枕大江，岭峭壁立，信天固也。”考古发现，秭归县城东约5公里的鲢鱼山遗址，其地理环境与郦道元所云相符。该遗址的对江南岸龚家大沟有一古城遗址，地貌也与郦道元描述的那座无名古城相符。此城北对鲢鱼山遗址，也正与郦氏所云“北对丹阳城”一致。种种迹象表明鲢鱼山遗址就是郦道元所说的丹阳城。经调查和试掘，陶器居多，有少量石器，还出土了几片方凿卜甲。有人说其年代可早到西周早期，晚到东周时代。[12]这似乎可以作为郦道元秭归丹阳说的力证。但该遗址及整个三峡地带出土遗物呈现的是巴文化特征，[13]且郭璞也说秭归丹阳一带属巴地，很难证明是熊绎的居址，这正好说明郦道元的说法不甚可靠。尽管我们找到了郦道元所说的丹阳城，但这个丹阳城很难说是熊绎所居的丹阳。
《水经·江水注二》又云：“楚子先王陵墓在其间，盖为征也。”唐李泰《括地志》说：“熊绎墓在归州秭归县。”郦道元所说的先王陵墓就是《括地志》中的“熊绎墓”，这是秭归丹阳说的另一证据。但从郦道元以来，谁也没有指出熊绎墓的具体所在，虚无缥缈，不可知晓。据文献记载秭归丹阳说的地带正是熊绎后代熊挚所建夔（归）子国的地方，有关熊绎的传说可能与归国有关，秭归丹阳说大概是轻信了所谓“父老传言”而所致。
关于枝江说的问题。枝江丹阳说始于颖容，颖容等人倡此说的依据是什么，不得而知。西晋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南郡条下自注：枝江县“有丹阳聚”。表明枝江曾有以丹阳命名的地名，这无疑为枝江丹阳说提供了可以成立的地理依据。但遗憾的是枝江一带迄今并未发现西周早期的古遗址，此说还有待于考古学的证据。
关于丹淅说的问题。丹淅丹阳说的最早依据是战国时秦楚丹阳之战的丹阳，主要见于《史记》。《史记》的《秦本纪》、《楚世家》及《韩世家》诸篇均记此次战争发生在“丹阳”，唯《屈原贾生列传》作“丹、淅”。若将二者合勘，此“丹阳”是在“丹、淅”合流处。唐代司马贞认为楚都丹阳就是此秦楚丹阳之战的丹阳，很显然这只是司马贞的推测，这种推测是否能够成立？虽然自清代宋翔凤以来，一些学者从不同角度论证了其合理性，但遗憾的是这一带仍然没有发现西周早期的城址。即使淹没在丹江水库中的龙城古城址，已出土的楚文物年代最早不过春秋中期，[14]所以丹淅说还未能得到考古学上的证明。
关于荆山丹阳说的问题。《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子革语说“熊绎辟在荆山”。
关于商县丹阳说的问题。商县丹阳说主要依据商末周初周楚交往的史事，以及魏晋以降文献中关于楚山、楚水在今陕西商县境内的记载所推定，认为位于今丹水之阳的商县（商州）城，就是楚国早期熊绎立国之处。考古发现今商县东南约7公里有一紫荆遗址，包含有新石器文化、西周文化。其西周文化层尚未判定有什么楚文化的因素，还不能直接作为此说的证据。[16]
三、丹阳地望的推测
（一）、丹阳的地望
一个楚丹阳，既可考定在长江上游末段，鄂西三峡地带的秭归县，也可以考定在长江下游皖东的当涂县，实在令人瞠目。要避免这样的问题，我以为应当注意依据直接的而不是间接的史料，客观地将丹阳所在的大范围定下来，然后再作具体考察，下面且作一尝试。
《史记·楚世家》载楚王熊通曰：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
“令居楚”的楚，即《楚世家》开篇部分“封熊绎于楚蛮”的楚，即楚蛮之地，省称则为楚地。楚又称荆，楚蛮可称为荆蛮，商末周太伯奔吴，《史记·周本纪》作“如荆蛮”。唐代张守节《正义》：“云亡荆蛮者，楚灭越，其地属楚。”显然，张氏的意思是说《周本纪》是以战国时的楚国地理描述太伯所奔的“吴地”，古荆蛮之地决不会远达吴境。《国语·晋语八》载晋叔向曰：“昔成王盟诸侯于歧阳，楚为荆蛮。”荆是一个地理概念，韦昭注：荆蛮“荆州之蛮”。古楚（荆）蛮之地与古荆州的地望相差当不会太大，韦昭说较为实际。楚武王讲那段话时，在位已37年，他居处于江汉间，这是没有疑问的。他把周天子令其先祖熊绎“居楚，蛮夷皆率服”，作为称王的理由。是熊绎的居地不当超出楚武王时“楚地”的范围，即江汉之间。
《左传》昭公十二年载楚子革曰：“熊绎辟在荆山。”这个“荆山”也必然在汉水以西，江汉之间。古人特重名山大川，荆山是楚地的名山，也是楚地的地理标志，举荆山则代表楚地。实际上“辟在荆山”与“居楚”是一致的。同样，熊绎“居丹阳”的丹阳自然也在江汉间的楚地。反之，在此之外的所谓“荆山”、“丹阳”均非熊绎所居之地，“当涂”、“商县”二说的可能性确实不大。
古本《竹书纪年》：周昭王“伐楚荆，涉汉”。
《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还反涉汉，梁败，王及祭公坛于汉中。
周昭王所伐的“楚荆”是不是芈姓的楚国？《左传》僖公四年的记载作了肯定的回答。其谓齐桓公率诸侯之师伐楚，管仲以“昭王南征而不复”责问楚国，楚国屈完则以“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作答，《史记·齐太公世家》所记略同。显然周昭王南征的“楚荆”就是楚国。楚人之所以推卸责任，杜预注说“昭王时，汉非楚境，故不受罪。”杜预本来主张枝江丹阳说，但他说昭王时汉非楚境，疑系望文生训。杨伯峻《春秋左传注》“昭王不复，罪大，故推诿”的说法较为可取。无论是杜注还是杨说，对我们的讨论均无关宏旨，无须多言。
周昭王南征楚国，来去均要“涉汉”，十分清楚，楚国是在汉水以西以南，江汉之间。熊绎生当周成王、周康王之际，周昭王南征时，楚
《墨子·非攻下》云：“昔者楚熊丽，始讨此睢山之间。”此句意思是讲熊丽在“雎山之间”立国，其中“雎山之间”很重要，这是以往探讨“丹阳”时被忽视了的一条十分难得的珍贵史料。孙贻让注引毕沅云：“睢（雎）山，即江、汉、沮、漳之沮。”这只是从文义推断的，并无证据。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战国纵横家书·苏秦谓燕王章》有“楚将不出雎、章”，沮字作雎，是《墨子》“睢山”之睢为“雎”宇之误。“雎山之间”的雎即指沮水，“山”字当如何解释，历来学者大都忽略了这一点，唯
荆山之首，曰景山……雎水出焉，东南流注于江。……东北百里，日荆山，……漳水出焉，而东南流注于雎。
雎水、漳水即今鄂西注入长江的沮漳河，景山、荆山是二水的发源地，在二水之北。“雎山之间”，是指荆山山脉一带至沮水流域，简而言之则谓沮水与荆山之间，熊丽立国当在此地。熊丽是熊绎之祖，早在熊绎之祖熊丽时楚已立国“雎山之间”，其都丹阳自然也在这雎山之间。如此，不在此间的丹阳地望说如当涂、商县、丹淅、秭归四说均当排除在外，余下的枝江和荆山二说是值得重视的。至于《世本·居》说鬻熊所居的丹阳的地望，我以为丹淅合流处的可能性大。
总之，通过以上的考证，结论是：楚鬻熊所居丹阳在丹淅合流处，从熊丽起楚都丹阳当在雎水荆山之间，枝江丹阳说、荆山丹阳说都有可能，而可能性最大的是枝江（包括当阳）丹阳说。我所能探讨的只能到此为止，这最后的结论还是留待田野考古工作者来作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