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星：你年轻的时候，这种自卑感很强烈，就是在这个社会上从来强势不了，只能别人对自己强势，自己不可能对别人强势，都是忍让，忍耐。就是，咱就是很懦弱很胆小。
我觉得这种胆小懦弱，形成了对环境的一种敏感。
贾平凹：从小就养成一个，不爱讲话，不爱到人前去，但是你必须，你不能木不瞪瞪呆在那儿，你必须靠警觉着周围一些事情。
李星：那就像动物世界。
贾平凹：对。你像老虎狮子这种所谓大动物，大动物吧，它一般是独来独往，它有攻击性。平常你看它，还比较孤独的那种东西，然后这个小动物，它就是比较机警。拿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或许是那些。由于整个小时候社会地位、身体条件各方面都是不行吧，也属于比较小的动物。小的动物它比较能感知好多东西。
李星：等于1982年，外界仍然是对你那么不理解啊、误会，批评很深入，包括我那会也写过，最早批判贾平凹的应该是陕西省甚至全国是李星。
贾平凹：当时主要批评我，说是《商州初录》，它主要是把农民的垢甲搓下来，又叫农民看，当时说写了好多不好的、阴暗的东西。
李星：你与批评界关系处理还可以，除非一些很激烈的批评处理得不愉快。但是我觉得你一直好像，态度好像越来越显示出，你对一切误解安之若素。
贾平凹：我这个人幸运之处，就是我一开始搞创作就受到关注，不光社会关注，批评家也关注。不管你写啥，有人看。这一点是比较幸运的。关注你当然肯定就要发出，对你肯定的、对你认可的和对你不肯定、不认可的这两种声音吧。我不知道，别的作家情况怎么样。拿我一生经受的，说好的也是特别好，说不好的尤其《废都》吧也特别多。
李星：当时激烈批评你。
贾平凹：按现在年龄来讲，都是都要感谢人家。不管当时发生不愉快的东西。因为这个有时我觉得你既然干这行，你既然走的不是和人家大众一样的路，你就要受得起那个误解。
李星：你的作品，我谈点看法不知你同不同意，我觉得你一直很冷静。
贾平凹：作家写出什么东西，这和他的出身，他生活的环境，生存的环境和他后天的学习、接触啊这都有关系，还有他的文学观，这一切都有关系。
我想起这个事情，由于在一九八几年，当时拍那个《野山》的时候，我接触一个摄影家叫米家山，他说一句话对我后来产生一直到现在还记得，他说关于摄影，我就问他这个摄影问题。他就说摄影在当时，当时不是那个现代主义才开始进入中国。他说这个有两种吧，一种就是，在拍摄的时候一定要强调这是我拍摄的，一定要把摄影家表现在画面上。另一种吧就是，我就是这样，永远把摄影师埋藏在画面的背后，永远叫你看不来，叫你感觉这就是生活，生活发生这些事情。所以我后来，我信奉的恐怕是后面这一点，我是追求这种东西，在日常生活中也是这样，像水一样，不是火，我性格不是火，我是水。我经常交往好多朋友说，实际上你这个人，20岁和你交往就是这样子，现在还是这样子，对人永远是不热，但是也不冷。但是常年，几十年都是这样子。
李星：不温不火，不热不冷。
贾平凹：不是那见面熟，和人不是一下子就热涨皮，不是那种。
李星：我觉得你对这个时代真的有点超前的敏感，就是在一个地位仍然很低下的农民心灵中，你发现一些很面向未来的受这个时代禁锢的东西。
贾平凹：我对小说的理解是这样的，我觉得表现生活是最重要的。首先我在生活中看到了一些东西，看到了一些东西以后我再琢磨这个东西里面包含了啥东西。
李星：我觉得就是说，你一直在小心翼翼地用自己作品来表现来处理你的文学和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现实的联系。
贾平凹：一路走来对中国的现实吧，整天脑子思考这个东西，实际上在某种程度上作家他在长期在写这方面的题材吧，对这个社会做研究的时候，我觉得他对于社会把握更真实更准确一些。
李星：巴尔扎克有一个观点，就是说作家可以弥补或者教育政治家，可以弥补政治家的限制。
贾平凹：我曾经跟一个外国人也谈过这个观点，我说是，因为外国人吧，他有时候目前看中国的文学吧，还从中国文学里面看中国的政治。我说当然你可以从中国文学里面看到中国的政治，但是你更应该从中国的政治里面看中国的文学，从文学里面表现这个社会是更真实，相对来说更真实更准确。中国的这个改革吧，它是继续在深化，中国的生活还继续在发生变化，中国的故事肯定是还在继续在发生。
李星：也就是说，自己还有好多东西要写，不断有新的创作，强烈的欲望产生。
贾平凹：对。每一代作家，每一个作家吧他都有一个瓶颈的危机，就是你生活这个阶段你就完成你这个阶段的你作家的责任和使命吧。拿我自己来讲，从小在农村长大，又在生活中，又经历了这么长中国三十多年来的这种一步步变化，你正好生活在这一段。你既然你在写东西，你应该就把这段生活好好给人家记录下来，要完成你人生的任务。也就是说，自己活到这个世上的一个价值吧。你的命就是这个命，就是这个命运嘛。
李星：也可以用人家的一句话，责任感，使命感。
贾平凹：对。年龄也是特别可怕的东西，他这个增加一岁，他感知世界感知生命，那会提高一个境界的。是吧，提高境界，就是你长期关注这个社会，在写这个社会，研究这个社会，随着你年龄增长以后吧，你对好多东西他就有看法了，他就能摸出好多规律性的东西，他就不是胡扑了。你对人生，对命运，对生命，对这个外部世界吧肯定形成你自己一套看法。他这一套看法，他不可能出多大的偏差。这就像我经常讲的，人办任何事情只要没有私心，你就是犯错误，错不到哪儿去。
李星：就是真诚的。
贾平凹：如果说我是一片真诚，真实地来表达这个社会，我错不到哪儿去。所以我对这个中国社会的走向，我能有一个把握，我也很坚定我的看法，因为我的看法不是凭空来的，我是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东西。
李星：我现在还关心你这个东西，你和别的作家区别就是，你是一个，我认为有客观性的作家，有主观性作家，你是主观性作家，你作品中的时代、现实是经过你的内心世界这个熔炉改造了的世界，提炼了的世界，你认识的世界。
贾平凹：所谓有人说作家你要写真实，实际上来讲，一旦用笔写出来，就都不真实了。所以说，有时这个心灵，这个心里感受，心灵的东西，我觉得某种程度上，它是最真实的一种东西它是大局观把握下的。
李星：比你看到的一枝一叶啊很具体的东西更真实。
贾平凹：你比如说你平常，这个树已经将死了，已经死去了，这个树，咱经常生活中见到的一棵大树，已经枯死了，但它还有一枝叶子上还有，还有几个树叶还是，你说看这个树叶，你看到一片树叶或者一个枝上，你就说这个树活得很茂盛的时候，实际上你是不真实的。为什么我反复强调我的作品，你要说它实，它实得很，它特别实，就是一天我和你吃喝拉撒睡，我把你写得特别到位。
李星：实际是琐碎的。
贾平凹：特别琐碎。你要说它虚，它实际上它目的不是写那些东西，它想写另外一个东西。
李星：我旁观了好多作家，不光是，文学他成名作就是他最好的作品，有的就是写一生都走不出一个高度来，就是他过早把自己封闭了。
贾平凹：我经常也说一句，我说要经见，这个生命其实就是个经见过程是吧。你经见多了以后眼界就开了。比如说，我在我老家山村一个村子生活的时候，我只能看见张三家里女儿是最漂亮，我就认为那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但是你一到县城以后啊，觉得县城的女人也有漂亮的，但是到省城以后，省城比县城的还漂亮，你到北京、上海、全国、世界上一看，人家漂亮的人多了，对吧，而且你当年觉得最漂亮的东西，根本就不漂亮，这是你经见多以后你就知道什么叫美。
文艺评论家谈贾平凹：以弱者的姿态感受社会
3月27日晚23:15，“大家贾平凹”在央视十套继续播出下集《弱者的敏感》，由曾任茅盾文学奖评委的著名文艺评论家李星与贾平凹对话，不同于上集侧重人生坎坷，这一集里重点解读分析了他的文学创作。日前，记者再次采访“对话大家”的人，了解“对话”幕后的故事。
谈对话用我的观点对接他的“坦白”
记者：李老师，您跟贾老师相识多年，彼此都很熟悉，肯定做过无数次对话，那么这次在《大家》中的对话，有什么不同的感觉么？
李星：这次确实很不一样，央视摄制组是在西安专门搭建了演播室拍摄的。演播室搭建成窑洞的样子，艺术气氛很浓厚。而且完全没有给我任何主题的限制，就让我以一个评论家自主的身份与贾平凹对话，这让我找到了想说话的感觉。所以对话期间，我跟平凹都没有任何压力，两个人都放得很开，录制大概录了两个多小时。
记者：两位老师对话时都没有压力，那是否透露了很多内心的想法？
李星：在国内，我认为自己是对贾平凹比较熟悉的评论家，我也认为自己的见解比较切近平凹的创作实际。整个对话我就是引出平凹的内心想法，用我自己对他作品的观点对接平凹的“坦白”，我在试着把这两部分对接起来，担任引导者的角色。平凹作为一个大家，他在不同时期思考的常常是不同的问题，比如在《带灯》以后，我感觉他的思维已经离开了，已经到了下一部作品。
谈创作平凹的作品切近时代心理
记者：李老师，您认为自己的见解比较切近贾老师的想法和创作实际，那么这次您和贾老师都谈到哪些关于创作的话题？
李星：我认为平凹对这个时代的病症、心理和老百姓的愿望都有很深的关怀，所以我说他是属于这个时代的作家。从《浮躁》以来，他的所有作品都从最隐秘的渠道切近了这个时代的心理：《浮躁》，切近的是全民经商背景下，基层社会、普通百姓的心理；《秦腔》，切近的是传统农耕文明的解体和衰亡，农村社会的裂变；《废都》，讲的是知识分子的沉沦，在商业化、市场化、物质化背景下，知识分子沉沦的难以自拔；《怀念狼》写的是人生命力的萎缩，在现代化高科技时代背景下，人成为地球的主宰，生命力却在萎缩；《带灯》更不得了，平凹在这部小说里勇敢、毫不回避地面对了中国当前相当一部分社会问题，描写了基层权力的膨胀和疯狂。
而且，平凹在文学上是有自己追求的，他从1982年就提出以中国的、民族的方法去表现当代中国百姓的生活。虽然道路很曲折，但他被认为是第一个“恢复了中国汉语言尊严和自觉”的作家。这是我认为贾平凹小说最难得的两点，这一路走过来三十多年了，他走得越来越坚定。
谈风格他始终以弱者姿态感受这个社会
记者：我知道您是贾老师很多作品的第一读者，您说过“从《古炉》到《带灯》，我能读到贾平凹的疼痛感”，这个疼痛感从何而来呢？
李星：社会发展到一个时期就有一个时期的心理，有一个时期的窗口期，就是社会的某种矛盾某种心理在这个时候表现的特别突出，而贾平凹每部作品都恰到好处地在这种心理露出端倪的时候，就一下子抓住了，所以他的作品都对准了这个社会时期人们心理最敏感的部位。但是一种社会问题的出现不是突然的，是有潜伏期的。平凹在社会病症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已经感觉到了，可这时大多数人还在随波逐流，所以他是痛苦的，因为他已经察觉到了，可别人还都毫无知觉。我想他一定很疼很疼，所以才通过写作来释放、缓解。
记者：贾老师不仅坚持以民族小说的样式来写作，也一直关注当代中国老百姓的生活，您认为他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道路呢？
李星：写作的大家常常会被认为是有天赋的，除此之外，我认为老天爷把平凹其他的生存方式都给他堵死了，只留了文学一条路给他。平凹自己说，他个子小力气小，劳动不行、当兵不行，他只能向内发展，他的小说也是这样，把自己的情绪表现得很充分。这样的性格特质和天然条件，决定了平凹对于这个时代很敏感，他是以弱者的姿态来感受这个社会，他最压抑、最冷静、最敏感、最忧患也最脆弱。平凹在内心深处跟这个时代有一条秘密通道紧密相连，不论他外在的生活过得怎么样，他总是以忧患的眼光来打量这个时代，所以他的作品也和这个时代紧密相连。（记者肖雪/文、李明/图，辑自3月28日《西安日报》第六版文化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