钮海津:《向1979-1980年的持不同艺见者致敬(6)》


 

 E·激流对冲

——《乡恋》衍生的辩争
 
 
票选名单的公布承受了巨大压力。
 
但民意如铁不可篡改。
 
1980年2月15日和16日,“1980年听众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音乐会先后在首都体育馆和工人体育场举行,李谷一、李双江、郑绪岚等原唱者到场,上万观众把场馆挤得水泄不通。李谷一演唱了4首被评选出来的歌曲,唯有《乡恋》未被选唱。
 
作为主办单位之一的《歌曲》杂志,也因为这场评选而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同,编辑冯世全说:“‘15首’之后,《歌曲》杂志的发行量直线上升,哗的一下,我们的发行量从几万份涨到1983年的37万多份”。
 
  央广的编辑王炬感叹地说:“‘15首’选出来之后,连我们台的老编辑看了都啧啧称奇,群众怎么都这么集中听这些歌?但这又是千真万确的。现在冷静反思,我觉得还是有一种逆反心理。当时很多人都来信表达,认为这不是纯艺术的投票选举,而是一次对十年禁锢的反抗”。
 
但是故事还未完——激昂歌曲和流行歌曲总是会有对撞、对冲的。
 
田志凌和张昊在《抒情歌曲从此由禁忌走向流行》一文里说,“15首”评选出炉后,曾长期占据“主流”乃至垄断地位的战斗色彩浓厚的“革命群众歌曲”势力也不甘示弱。1980年4月,来自十三个省、市、自治区和解放军的131名歌手,集中在北京参加了为期13天的民族、民间唱法、独唱、二重唱会演。4月23日,参加会演的全体歌唱演员向“全国歌唱家、人民的歌手们”公开发出了一份《高唱革命歌曲的倡议书》。
 
倡议书中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外来的某些不健康的‘流行歌曲’在某些人们中间传播,它同我国人民的革命精神面貌是格格不入的。作为受党长期培养的文艺工作者,人民的歌手,我们要积极行动起来,用革命的、前进的、健康的歌声去抵制那些靡靡之音。我们殷切希望词、曲作家们多创作具有正确的政治思想内容,鲜明的战斗风格,浓郁的时代气息的歌曲去教育人民、团结人民、鼓舞人民。” 演员们发出倡议:“在演出舞台上,大唱革命的健康的歌曲,并且要经常到群众中去,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部队去,到社会主义建设的第一线去,教唱革命歌曲”。
 
随后,针对前“15首”的风靡,解放军总政治部文化部也向全军推荐新“12首”,要求“在全军掀起一个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这12首歌曲是:《向国防现代化进军》、《战士的回答》、《四化建设是鲜花》、《我当上解放军》、《人民是靠山》、《走上练兵场》、《杀敌立功歌》、《我爱我的称呼美》、《战友之歌》、《连队的歌声》、《像雷锋那样》、《跟着共产党走》。
 
王炬在日记里记载,1980年4月,在压力之下他制作播出了“部队歌曲12首,与‘15首’做平衡”。并在日记里特别指出:播出后群众没有反响。
 
1980年12月,反击靡靡之音的风力继续加强。国家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又联合举办了一次“优秀群众歌曲评奖”活动,此项活动的评选方式不再由“群众说了算”,而换成“专家说了算”,由各省市词曲作家、音协负责人,各省市文艺团体推荐组成的“专家评委会”,投票选出了31首“优秀群众歌曲”。排在最前面的是:《中国中国,鲜红的太阳永不落》、《新的长征,新的战斗》、《人民——战士的母亲》、《打桩机在歌唱》等。《祝酒歌》、《再见吧,妈妈》和《边疆的泉水清又纯》榜上有名。
 
1982年6月,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了一本名字叫做《怎样鉴别黄色歌曲》的书,书的内容就像书名一样,讨论了当时什么样的歌曲形态,什么是黄色的,什么是正确的,什么叫做精神污染——几乎全部符合黄色歌曲的条件,《乡恋》都及格!
 
《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书中第27页,怎样看待港台流行歌曲一章中说道,演唱上的处理,是港台流行音乐获得其靡靡之音效果的一个重要因素,其方法特点大致有大量采用轻声,口白式的唱法,以气裹声,大量地使用前、后、上、下滑音,及短时值内装饰性的颤音,造成油滑、轻佻、撩逗、诱惑的效果——几乎全部符合靡靡之音的唱法,李谷一都及格!
 
在《乡恋》禁播期间,支撑着《乡恋》创作人员的是热心的观众和听众。《中国新闻周刊》的李扬说,作曲家张丕基至今还保留着一封群众来信——上海市公安局的张国权则在1981年1月4日写给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信中说:“对于《乡恋》的争论,我觉得这是关于我们文艺园地中能否容许‘百花齐放’的是非之争。今天贵台20点30分的节目介绍张丕基同志的作品,我满心希望听到贵台开戒播放《乡恋》,播音员也一再提到这首歌。可令人费解的是,《三峡传说》中的其他歌曲都放,惟独《乡恋》不放,这是为什么?无产阶级的宽大胸怀,竟容不得一首小小的歌曲,岂非笑话!”
 
1980年夏天,就在《乡恋》禁播期间,李谷一来到天津演出。那天节目单上没有《乡恋》,但到谢幕时观众齐声大喊:“《乡恋》!《乡恋》!……”。
 
民众的支持给了李谷一及伙伴们极大的鼓舞。传说,1981年除夕,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迎春联欢会上,参加演出的李谷一事先听说邓小平会来观看晚会。她就与伴奏乐队商定,邓小平一到就马上起奏《乡恋》,她要把这首歌唱给邓小平听,让他评评理。遗憾的是,那天邓小平没有来,来的是当时任国家主席的李先念。李谷一毫不犹豫地请伴奏乐队起奏,《乡恋》唱响,博得全场的热烈掌声。结果,中央乐团的领导却下了逐客令:“如果你以后还这样,就请到适合你的地方去唱”。
 
“有关部门”和“有关领导”出面禁播《乡恋》这么一首小歌,缘于当时的法西斯文革余毒远未清除,即使是刚回到台上的邓,说话也还不得不带着枷拷——1979年10月30日,邓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致祝词,他说:“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注意邓特别强调的关键词:“高尚的”,“高度的”。
 
如此,《乡恋》的被指责被批判被禁播,“有关部门”和“有关官员”就有了“理论基础”和“帽子棍子”——因为事实上,《乡恋》非高尚,非高度。
 
法西斯文革运动的只准作品“高尚”、不允许“中庸”、更不准“俗气”,余毒依然有着很强的传染力。
 
《中国新闻周刊》的李扬回顾说,不久,中国音协在北京西苑宾馆召开第四届全国音乐创作会议(业内称“西山会议”),《乡恋》遭受到新一轮的围攻,连带当时受群众欢迎的多首歌曲也都遭遇了点名批判,其中李谷一的演唱风格是批判重点。一位负责人点了《乡恋》的名,措辞严厉。张丕基对《中国新闻周刊》提到这位负责人的发言时,用了四个字来形容:“杀气腾腾”,连参加会议的其他从事轻音乐创作的“无关人员”也都人人自危。李谷一和张丕基被要求在会上发言,“实际就是让我们说清楚,为什么要这么写,为什么要这么唱”(《乡恋》作曲者张丕基的回忆)。《乡恋》演唱者李谷一在发言中据理力争,反驳了一些横加的罪名,并且提出了声乐技术创新的主张。张丕基说,这次会议之前,某省电视台约他作曲,后来一听说“西山会议”的情况,就毁约了。
 
音乐界一位高层人士劝李谷一把《乡恋》用“健康”的唱法重新再唱过。李谷一回答:“《乡恋》这首歌与词曲作者无关,是我在演唱时要这样处理的,批就批我一个人!如果说《乡恋》在内容上有问题,可以重新唱过;但仅仅让我改变原来唱法,我绝不重新唱!”
 
李谷一之所以能在《乡恋》被批判被禁播期间敢这样大声说话、据理回应,是因为彼时那场法西斯文革运动已结束三年多了,连那位1976年4月7日“中共中央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所谴责的“天安门广场的反革命事件后台”的主角儿都重新上台了。李谷一遇到了好年头——尽管“提倡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阵营”与“主张遵循毛规两个凡是的阵营”此间各有优势,虽非势均力敌,但也属时有对冲、互相牵制的对峙形态。时至1980年,已不怎么再热衷搞残酷斗争、消灭肉体的内什么专政了。况且,“1980年听众喜爱的15首广播歌曲”中,李谷一就有四首歌曲入选,她的胆子长些毛也是情有可原的。
 
而在法西斯文革运动中,那些遭受疯狂洗劫、死于残酷斗争、被消灭肉体的人就远不如《乡恋》的马靖华、张丕基、李谷一这般幸运了。
 
法西斯文革运动中死于自己作品的人可谓不计其数,其中不乏不堪屈辱而自杀身亡的(用当时的语言来说是“自绝于人民自绝于党”)。那十年,先否定作品、再打倒作者(学者、唱者、演者、奏者,等等),并使他们遭受肉体和精神上的严重摧残而逼迫死亡的文学界、艺术界、体育界、教育界、传媒界等人士之多,之惨,就够马靖华、张丕基、李谷一惊愕回顾、心颤不已的了——
 
邓拓,人民日报总编辑、作家,死于1966年5月17日。
 
李平心,历史学家,死于1966年6月20日。
 
老舍,北京市作家协会主席、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死于1966年8月24日。
 
陈笑雨,文艺评论家,死于1966年8月24日。
 
傅雷夫妇,翻译家,死于1966年9月3日。 
 
陈梦家,研究员、考古学家、诗人,死于1966年9月3日。
 
言慧珠,京、昆剧表演艺术家,死于1966年9月21日。
 
马连良,京剧演员,死于1966年12月16日。
 
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死于1966年12月25日。
 
刘永济,武汉大学中文系古典文学教授,死于1966年底。
 
叶以群,文艺理论家,死于1966年。
 
刘盼遂,古典文学研究专家、语言学家,死于1966年。
 
罗广斌,长篇小说《红岩》作者,死于1967年2月10日。
 
李立三,中国工人运动杰出领导人之一,死于1967年6月22日。
 
陈琏,陈布雷之女、全国妇联执行委员,死于1967年11月19日。
 
胡慧深,表演艺术家,死于1967年12月4日。
 
严凤英,表演艺术家,死于1968年4月7日。
 
傅其芳,国家级乒乓球运动员,死于1968年4月16日。
 
熊十力,北京大学教授,国学家,死于1968年5月24日。
 
容国团,中国第一个世界体育冠军、男子乒乓球单打冠军,死于1968年6月20日。
 
杨朔,作家,死于1968年8月3日。
 
赵九章,气象学家,死于1968年10月25日。
 
李广田,作家,死于1968年11月2日。
 
上官云珠,电影演员,死于1968年11月23日。
 
翦伯赞夫妇,历史学教授,死于1968年12月18日。
 
焦启源,教授,死于1968年。
 
周瘦鹃,作家,死于1968年。
 
范乐成,医学博士,死于1968年。
 
刘绶松夫妇,文学教授,死于1969年3月16日。
 
吴晗,历史学家,死于1969年10月11日。
 
顾而己,电影艺术家,死于1970年6月18日。
 
范长江,社长、总编辑、记者,死于1970年10月23日。
 
闻捷,作家、诗人,死于1971年1月13日。
 
李达,武汉大学校长,死于1966年8月24日。
 
杨端六,武汉大学教授,死于1966年9月。
 
向达,教授,死于1966年11月24。
 
林昭,北京大学学生,死于1968年4月29日。
 
蔡楚生,电影导演,死于1968年7月15日。
 
田汉,《义勇军进行曲》歌词作者,死于1968年12月10日。
 
遇罗克,北京工人,《出身论》作者,1970年3月5日被处决。
 
赵树理,作家,死于1970年9月23日。
 
潘天寿,画家,死于1971年。
 
盖叫天,京剧演员,1971年1月15日病逝。
 
张东荪,哲学家,死于1973年。
 
顾准,经济学家、思想家,1974年12月3日病逝。
 
张志新,上书反对“文革”,1975年4月4日遭割喉并枪决。 
 
储安平,主编、记者,死于1966年;
 
……我不一一搜索他们的殉难日了,合起来一道祭奠吧:
 
——法西斯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音乐家还有郑律成、马可、黎国荃、向隅、蔡绍序、陆洪恩、费克、舍拉西、查阜西、李淦、张斌、王建中、沈知白、李翠贞、阿泡、杨宝忠、高如星;
 
——法西斯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电影艺术家还有蔡楚生、郑君里、袁牧之、田方、崔嵬、应云卫、孟君谋、徐韬、魏鹤龄、杨小仲、刘国权、罗静予、孙师毅、夏云瑚、冯喆、吕班、王莹、赵慧深、瞿白音;
 
——法西斯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还有周信芳、盖叫天、荀慧生、马连良、尚小云、李少春、叶盛兰、叶盛章、高百岁、裘盛戎;
 
——法西斯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话剧艺术家还有章泯、焦菊隐、孙维世、舒绣文、兰马、高重实、万籁天、白辛、伊兵;
 
——法西斯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戏曲艺术家还有张德成、李再雯、竺水招、苏育民、顾月珍、筱爱琴、韩俊卿、丁果仙、阎逢春、徐绍清、蔡尤本、刘成基、白云生、韩世昌;
 
——法西斯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曲艺家还有王尊三、王少堂、张寿臣、俞笑飞、江枫、连阔如、肖亦吾、固桐晟;
 
——法西斯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作家、诗人还有阿英、柳青、周立波、何其芳、郑伯奇、郭小川、芦芒、蒋牧良、刘澍德、孟超、陈翔鹤、纳·赛音朝克图、马健翎、魏金枝、司马文森、海默、韩北屏、黄谷柳、远千里、方之、萧也牧、李六如、穆木天、彭慧、姚以壮、邓均吾、张慧剑、袁勃、徐嘉瑞、李亚群、林莺、沈尹默、胡明树;
 
——法西斯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文艺评论家还有冯雪峰、邵荃麟、王任叔、刘芝明、何家槐、侯金镜、徐懋庸;
 
——法西斯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翻译家还有董秋斯、满涛、丽尼;
 
——法西斯文革期间被迫害致死的著名美术家还有潘天寿、王式廓、董希文、丰子恺、陈半丁、秦仲文、陈烟桥、马达、倪贻德、肖传玖、吴耘、张正宇、吴镜汀、叶恭绰、刘子久、乌叔养、符罗飞、贺天健、彭沛民、郑野夫、李斛、沃渣、王颂咸、李又罘、张肇铭、李芝卿……
 
写不下去了!这些人的作品都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他们在法西斯文革期间被活活地鞭死、锤死、捅死、勒死、捆死、挤死、压死、累死、冤死、气死!他们,这些中华民族精华,若不是因自己的作品被否定而早死,他们将能在余生继续为全世界提供多少视觉和听觉、心灵和精神的美好享受啊。
 
1980年,好在那场先否定作品、再打倒作者、继而整死作者的黑暗时代已经结束了三年,否则,李谷一若在法西斯文革运动中如此争辩、这般不服,还偷唱《乡恋》,那么她的“下场”真的不容乐观。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