凡天下成大事者无不是专一而攻的人。我碰到不少年轻人都有许多很好的愿望，但是缺乏围绕一个目标执著追求的精神，总是想功名利禄一锅端。譬如，一些人一边从政一边经商，结果仕途不得志，经商的路也没有走稳；一些人从事学术研究却心浮气躁，整天想的是如何赚钱发财，结果学术荒废了，事实上也没有发财。我以为人生要有所成就，就必须选择一个最适合于自己的奋斗目标，果断地舍弃一头，全身心的投入到自己喜爱的事业当中去，做出矢志不渝的努力，就一定能够渐入佳境并取得成功。由于人的能力和精力有限，欲往过多只会导致一无所获，最终给自己的人生留下后悔和失落。在学术上我以为“博大”自然不错，但是唯有“精深”才能最终成事。要精深就必须在某一领域里成为专门人才，克服心理浮躁的坏毛病。人一旦心浮气躁，形成静不下心来做事情的坏习惯，终身必将一事无成。我以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精要就在于以静制动，处安勿躁。记得俄国大文学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说过，不要把学问看做是用来装饰的王冠，也不要把学问看做是用来挤奶的奶牛。因而导师培养研究生的探究精神和创造精神，目的要使他们获得“终身学习”的能力，不在于学到多少现成的死知识。教师看一个学生既要看他在课内做了什么，更要看他在课余做了什么。我以为完成课业后仍有余力钻研问题的学生，才是将来能够成才的好学生。当然，做学问不可无师承，立论不可无依据，读书不可只在纸面上求理义。导师一定要引导研究生懂得这样一个道理：读书必须心在书，做事必须心在事。人们通常说的“心无二用”的奥秘就在这里。当然这里的质疑精神与分析能力就显得特别宝贵和重要。我始终相信，允许和激励学生质疑，能够激活他们的思维潜能与智慧灵性。导师培养研究生的理性精神，必须看重理智好奇、求知好问和寻根问底，养成研究生不轻信、不盲从、不唯书、不唯上的求是精神。我以为导师和学校唯有宽容和厚爱，才能使学生彻底克服浮躁之风。大学是崇尚真理、讲求科学的殿堂，它的根本理念是学术自治与学术自由。“学术自治”是处理大学与政府和其他社会关系应当遵循的一个重要准则；“学术自由”是探索真理、研究学问的一个重要保障。理念层的创造是整个学术原创的落脚点，是学术原创活动的内核与实质，学术原创必须扎根于理念层的沃土之中，学术原创活动就是以理念层的创造带动结构层，进而影响质料层的知识创新过程。我认为在任何一所重点大学里，创造知识的主体不只是教师，还必须包括研究生在内，创造能力是博士生培养的主要目标。博士生所面临的问题是连具体“问题”都没有，面对的只有一个研究方向，具体的研究课题要靠自己去探索、发现和定义。因而我以为博士学位论文所要研究的问题，应当是致力于国家发展的重大问题和前沿问题。譬如，“长江葛洲坝工程”、“黄河小浪底工程”中的某个具体的学术问题，应当成为理工科博士生涉猎的最佳选题。对于文科博士生来说，选题应当涉及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最好能够独立承担或是列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的课题，起码应当是相当于省部级研究课题才好。我不敢奢谈自己学位论文的社会价值有多大，但我确定的论文选题确实都属于当时比较重大的研究问题。譬如，我学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生产责任制是发展农业集体经济的必由之路》，1981年生产责任制在我国刚刚起步不久；硕士毕业论文的题目是《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研究》，1991年就成为我申报并获得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博士学位论文的题目是《20世纪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历史经验研究》，它是我获得的1996年国家教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九五”规划基金项目。我的体会是：一流的人才诞生于宽松的学术氛围，博士生导师的角色就是指导、引导与合作；职责主要是提供建议，关键不在于监督。我觉得自己当年就读的华中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研究所在这方面就做得非常好，我的导师李会滨教授更是这方面的楷模，我确实从母校和导师的身上获得了诸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因而受益终身。

学术创新是学术的生命所在。学术研究的目的和价值在于创新。当今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中的不少论文，一味地介绍或者重复国外的理论，没有或者少有自己的独到见解和理论创新。有些人为了评定职称只编书不立说，或者一味地重复别人成说，因而理论创新在今天就显得特别珍贵。一个人是否具有创新能力，是判定其属于“一流人才”与“三流人才”的分水岭。我以为“一流人才”与“一流学校”之间没有必然的、绝对的关系，尽管“一流学校”可能产生更多的“一流人才”，但是“一流学校”也有庸才和蠢才；即使是“二流学校”也有不可多得的珍贵人才。我始终认为外因只有通过内因才能够起作用，关键在于人的创新能力。学术创新就是学术研究要创造出新的东西，如发明新范式、新方法；提出新思想、新观点；发掘新材料、新证据，一句话要实现知识创新。我以为学术创新要以“问题”为中心，能够提出问题和捕捉问题是学术创新的前提。理论创新不是将“问题意识”当作标签到处贴，而是将“问题意识”贯穿于研究的全过程，任何结论只能够在周密的调查研究之后才能作出。只有做深入细致地调查研究，虚心地向实践求教，才能获得真知灼见。学术创新与理论建构必须符合理论发展自身的规律，广博的阅读和系统的研究是学术积累的主要手段，作文贵在质朴和求真。没有必要的学术积累就不可能真正发现问题，更谈不上着手解决问题，学术创新最终就会成为一句空话。譬如，在马克思个人拥有的2000多册藏书中，写有他批注的就有近5万多页，连同他数以百本的读书笔记，真实地记录了马克思当年研究《资本论》的踪迹。我国学者迫切需要这种几十年如一日，不断进取、实事求是的精神。写作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普及，电脑的使用成十倍、百倍地提高了人们的写作速度。古人写诗往往“两句三年得，一吟双泪流”[1]；写小说动辄闭门谢客，披阅十载。而今人把创作变成了“码字”、“攒活儿”。没有对生活的日积月累，没有对人生的深思熟虑，没有对写作的布局谋篇，没有对文字的字斟句酌，没有对稿件的删繁就简、反复推敲，怎么能够产出精品之作呢？搞学术研究如果说不同于别的工作，我以为就在于一个创新的“创”字；如果说搞学术研究有难度，也难在一个“创”字；因为它既不同于前人，也不同于自己的过去。一部学术著作、一篇学术论文，无论长短就如同一个独立的生命有机体，必须有血肉之躯、有神采灵性，如此才称得上是创作。我以为当代的研究生和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者，根本不缺乏才情和灵性，多数人缺乏的是刻苦和耐心。学术研究要追求实践性和为现实服务，但又不能够追求实用主义，既不能为学术而学术，更不能把学术作为“敲门砖”。真正的学术研究工作如重大课题研究，其实并不是人人可为的事情，只有进行了专门研究、有系统学问的人才行。这就要正确地处理好“博”与“专”、“新”与“深”的关系。有时候“新”与“深”是连在一起的，“新”与“深”是内在统一的。你研究的问题有多“新”，实质上它就有多“深”。我个人的体验就是：搞社会科学研究的人一定要先当“快手”，如搜集资料、调查研究动手要快；后当“高手”，如思维敏锐、标新创新要求要高；最后成就为一把科研的“好手”，即成为某一方面的专家或者行家里手。当然，在科学研究如何出精品、出传世之作的问题上，有时候“慢”又是非常必要和必需的。这里“慢”的深刻含义，并不是指在工作中的故意怠慢或者行动缓慢，也不是指做人处事不守时、不惜时，而是指粗活要慢做、慢工出细活，急就断难出精品。

做学问的人永远要把自己摆放在平常人的位置上，始终抱着一颗平常人的心态才行。我以为每个人读书往往都带有主观随意性，不及治学那么严格和严谨。治学要独成“一家之言”。治学毕竟是有一定范围、对象的读书，它要追求预期目的，因而必须经历艰难险阻，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真的要有那么一股“牛”劲、“傻”劲才行。否则即使长篇大论、鸿篇巨著，也难免出现其人不足论，其文不足观，其言不足惜的尴尬局面。“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2]即使天才在他生下来的时候，第一声同样是啼哭，也和平常的儿童一样，决不会就是一首好诗。再伟大的天才也是人，在他们的身上也有诸多与生俱来的缺陷。我通观古往今来那些天才和大师们之后发现，他们之所以能够获得成功或者走向永恒，是因为他们被强烈的好奇心和旺盛的求知欲所驱使，始终具有异常顽强的进取精神、高涨的人生激情、坚定的必胜信念、专注的奋斗目标，以及甘于吃苦和执著探求的精神，乃至忍受了常人不能忍受的痛苦和孤独。最终找到一件自己想做而且也能做的事情，并且竭尽全力把它做好，我以为这就是成功。说句常人感到心酸的话，其实每个人活着一直在走向死亡，而人生的价值和意义就在由生到死的过程中。因而生命是一座玫瑰园抑或是尘世的地狱，完全取决于自己的心灵。只有充满智慧和专心致志的人，才能够把每一件看似极为平常的事情做好，才能够驾驭自己的命运与人生。孔雀展开五彩斑斓的羽毛确实风采无比，但是对于一个急需营养的人来说，所有的美丽也许不及炖一只丑陋的乌鸡来得更快、更实在。，字里行间皆心血凝成。学者当以求知而获智，智达高远，文以载德。万丈高楼平地起，做学问一定要从最基本的、最基础的做起，我一辈子就讨厌和瞧不起那些眼高手低、好高鹜远的人。在这个问题上无论是自己家族的孩子、亲戚朋友的孩子，还是自己教的学生概莫例外。如果硬说我这就是在瞧不起你、是在羞辱你，那么与其今后把你及家人得罪光了，还不如现在就直截了当地告诉你，你根本就不必跟我读书了，因为你这样的人我断然教不了也教不好。你过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任何人做学问都不可能速成，只能够水滴石穿、功到自然成、水到渠成。真心做学问的人要有一股执著追求的傻劲，既不可朝秦暮楚，也不可见异思迁。湖北有一句俗语叫做“路多踩不死草”，说的就是这个理儿。记得鲁迅先生说过，

聪明是什么？聪明就是其思维方式符合客观规律。自古以来所谓的“聪明人”多不是文人，文人一般都有几分傻气。傻就傻在孤傲清高、不识时务、认死理、仗义执言和知恩图报。愚以为真心做学问的人，真的应当有点“傻”、有点“憨”、有点“迂”才行。在一个诚信缺失、心态浮躁的社会氛围里，实在是“书生之气不可无”[3]。所以，我觉得聪明人应当把智慧、才华和精力，集中到正在做的、有用的事情上。可悲的是好些人往往不是把这些放在认真做事上，而是挖空心思地设法将其放到所谓人际关系上。这些人每到一个新单位之后，首先考虑的不是怎样把事情做好，而是一门心思考虑如何把人际关系处理好。即使你是一个天才，也不能光靠你母亲生下你的时候给的那点儿本钱，你还必须勤奋努力才行。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以为天才就是具有集中精力的本领。如果你真的能够把所有精力都集中到一个聚焦点上，你即使再笨，也肯定能把这件事情做好，而且能够做得比别人更出色。因而真正的学者永远不要居功自傲、盛气凌人，大凡高傲的人常表现为大愚若智，而谦卑的人则表现为大智若愚。在谦卑中，读书人学会了虚心、耐心和爱心。所以，真正的学者一定要做到与人为善、以理服人，学者之间互相尊重、谦虚礼让。学者之间互相“抬杠子”永远没有好结局，因为语不平则气不顺、则文不畅、则事不成。

做学问还要有宽阔的学术视野和恢宏的气度。一个人只有大气大度，才能成就得了大事业，根深才能叶茂。一般来说器小之人眼光短浅，肚量小且境界促狭。譬如，元朝末年狼烟四起群雄割据，朱元璋在评价对手张士诚时就说，这个人器小不足畏，张士诚果然败北。《世说新语》对王戎颇有微词：“王戎有好李，卖之，恐人得其种，恒钻其核。”[4]意思是说王戎家有好李子，出卖的时候他怕别人得到好种子，于是在每一个李子核上面都钻了孔。尽管王戎贵为“竹林七贤”之一，其实也是一个器小之人。自古以来凡与器小之人交往总是有风险的，因为这种人的人心最难忖度。一转眼就可能生隙，一转身就可能积怨，刚才还与你欢声笑语，突然间就可能翻脸不认人。器小之人一旦居高位，则是天下贤才的悲剧，也是时代的悲剧。宽宏大量的气度并非人人都能拥有，说到底它是一种学问和修养，更是一种谦虚的美德。任何一个人的品德是无法伪造的，也无法像衣服那样随兴地穿上或者脱下来丢在一旁。它倒像木头的纹路源自于树木的内核，也就是说品德的形成与发育是需要时间和涵养的。越是具有高尚品德的人，就越是隐于一颗平常之心，不带有任何功利色彩的为人、为事、为学。研究生一定要先跟随导师学会如何申报课题、如何做课题、如何做学问，然后逐步达到自己独立申报或者组织力量去拿下省部级以上课题。做学问一定要宁静致远，塑造自己独立的学术风格和品格，不断追求学术创新。人生有涯学无涯，创新更无止境。我们通常所说的“专家”就是指对某个领域、某个学科有重大发明创造，并且做出了重大贡献的人。我以为任何一个人要想当专家，必须首先当好专门家，不专何以为“家”？因而一定要从某一方面率先突破，逐渐自成一体。我以为一个优秀的博士生不只是要立志当好“将才”，而且要树立信心努力使自己成为某个领域、某条战线的“帅才”和领军人物。

要做好学问必须首先学会做人。我以为要成人必先学会做人，要成才必先成人。“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5]，这便是“圣人终日行而不离辎重”的本意。我曾经给硕士研究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空布袋”想站立起来，便一同去请教上帝。上帝说要想站起来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得自己肚里有东西；另一种是让别人看上你，一手把你提起来。于是一个空布袋选择了第一种方法，老老实实地往自己的袋里装东西，等袋子里的东西快装满时，袋子便稳稳当当地站立起来了。另一个空布袋则舒舒服服地躺下来，等待过路的行人把它提起来。好不容易有一个人在它身边停了下来，那人弯了一下腰用手把空布袋提起来，见布袋里什么东西也没有，于是一挥手又把它扔了。这个故事告诉我们，人生最痛苦的事情就是自己的肚子里没有货。一个志在天下建功立业的人，正是因为身有所存，才不负生命的价值。百炼为“字”，千炼成“句”；言以载事，文以饰言，事信言文，乃能实现于后世。我历来认为一个人如果言之无文，必行之不远。自古“文如其人”，文久必成风格。因而任何一个学者要想做好文，首先就要做好人。只有自重的人方能存身，只有人品好方能文品好。这个人的作品就是他（她）的生命之光、生命之果，是其生命的一种精神形式。生命的质量、力量和分量，决定着他（她）作品的质量、力量和分量，有什么样的生命，就必然写出什么样的作品。生命的质量、力量和分量，主要源自于一个人的阅历和经历，并不是生来就有的，而是后天经年累月地积累起来的。譬如，他（她）拼搏过、挣扎过、痛苦过，甚至被批斗过、羞辱过，所有这些经过加码再加码乃至锤炼再锤炼，生命的质量、力量和分量才日趋完善。学者是社会的良知与良心。假如一个学者目睹了社会的错误，亲眼看到了社会的不公，还昧着良心说假话、说套话，那就愧称“知识分子”的名分，就没有脸面在世上做人。作为一个学者知识固然重要，但我以为人品更加重要。我觉得一个有良知的学者任何时候都不能说违心话，也不宜说过头话，必须对自己说的每一句话负责任。你即使没有能力和胆识说真话，但你可以选择保持沉默，千万不可为了蝇头小利而说出违心话。，这是《老子》中的一句话。它并非简单地指旅途中一定要有所承重，而是说要学习大地负重载物的精神。大地负载“生生不已”，“终日运行不息”而毫无怨言，也不向万物索取任何回报。生而为人就应当效法大地，不可一日失却这种负重致远的责任心

我最忌恨和瞧不起那种“墙头草”式的文人。一个教了一辈子书的老教师，也许说了许多启人心智的话。但是我们一定要懂得这样一个浅理儿：人一辈子难得有几句话被人记住。因此，永远不要心里愤愤不平、积怨甚多，也不要求全责备，更不要埋怨后生。即使孔圣人一辈子周游列国，讲了那么多“真理”性的话，最终留下来传于后世的，也就《论语》那薄薄的一小本，而且还是他的弟子们费尽千辛万苦帮助整理出来的。因而我觉得愈知谦卑者，就愈有成就。我见过不少研究生只喜欢多读书，而不喜欢多动笔写东西。因为他不知道多读书乃借人之工夫，只有多做（勤写）乃求己之工夫，两者其益相去远矣。人的智慧和能力不仅仅在于习得知识，更重要的在于实际应用知识。人的习惯是在不知不觉中养成的，是某种行为、思想、态度在自己脑海深处逐渐成型的一个漫长过程。由于其形成不已，所以一旦某种习惯成了很强的惯性，即使你想彻底改掉它也是很难根除的。因而习惯既能够成就一个人，也能够摧毁一个人。我们一定要养成良好的读书习惯和生活习惯，因为命运是由人的个性造就的，个性是由习惯养成的，习惯又缘于信仰，信仰又源于信念，信念是由知识决定的。“命”永远只是失败者和懦弱者的借口，而“运”通常则是成功者的谦词。一个怀有成功信念的人，是永远不会堕落的。因此，我始终认为学者的治学一定要严谨，治学是做人的升华，做人要用自己的一生去努力，活到老、学到老。治学的过程就是苦中求乐、先苦后乐、苦中有乐。一个教师的人格魅力是需要时间检验才能够做出鉴定的，只有时间才能够超越诸多的不理解、歧视乃至偏见，才能够最终还原一个学者的本来真相。一个真心做学问的人，必须自觉做到“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句空”。任何人做学问要想获得成功，都必须有坚持到底、永不放弃的精神准备，因为成功与失败有时就是一步之遥。人要是从来就没有遇过失败，就永远不会发现自己真正的才干。失败多是自己主动放弃，犯了错误却不能够从中吸取教训的缘故，失败、羞辱绝对是一种人生动力。其实我们每个人所能犯的错误是有限的，大部分时候是在重复同样的错误。因此，总结在这里就显得极端重要。在我们每天大量遗忘的过程中，千万不能遗忘的是那些不可以再犯的错误。社会上确有好些人最终输得很惨，其实他们不是输在挫折上，而是输在最开始的成功上。假如一个人总是对过去的某次成功念念不忘，试图一劳永逸地留住过往的美丽，那么成功的后面就必然是失败。人家本来就在折磨你、嘲弄你，如果你在这个时候还想不开，无异于同别人一起折磨自己。如果在每次挫折和失败之后，你都能够有所领悟，把挫折和失败当作成功的前奏，那么你就能够化消极为积极，变自卑为自信。只有那些不畏惧失败和挫折，主动化不利为动力，能够在战胜困难和不幸中锤炼意志的人，才能有所作为、有所成就。艰难的人生并不等于悲惨的一生，更不等于黯淡的一生。世界上没有绝对的常胜将军，也没有永远的失败者。当然在许多情况下，你确实努力了，却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如果就因之而不去努力，那么你一辈子就连成功的希望都没有，也许只能够一辈子虚度时光。我们经常说做学问要淡泊名利，并不是说做学问的人不该要名利，而只是说做学问的人不能刻意追名逐利，首先应当追求的是自己的人格和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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