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无意再去赘述管理的基本概念，毕竟对有多年工作经历或一定阅读量的读者而言，对弗雷德雷克-泰勒、亨利-法约尔、罗伯特-欧文、埃尔顿-梅奥、麦格雷戈等大师们都会不再陌生，即使是对非管理职业或对管理无兴趣的普通读者，也会对彼得-德鲁克、彼得-圣吉甚至对弗洛伊德有所耳闻，这些大师虽身份多重，有的是工程师、有的是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文学家等，但是都通过各自领域的多维度研究和创造性的观点对管理学的演进和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以至于被后人尊为大师。比如，现有管理学的基本架构是源于亨利-法约尔的计划、组织、指挥、协调、控制的管理职能定位的基础上的， 50年代中期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两位普通教授，哈罗德-孔茨和西里尔-奥汤耐才得以搭建起教科书的基本框架而闻名于世。

研究大师们的思想只是手段和过程而不是结果，我们更应该反思这些辉煌的成果如何不至于沦为停留在纸面上的概念，而是能结合具体实践，并通过逐步进入理论和实践的循环验证程序而不断得到丰富和完善，这才是大师们呕心沥血的宏愿。比如，早期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理论观点正是来源于一间工厂的管理实践，以及泰勒多年精心的观察和跟踪记录。遗憾的是国内学界和企业界仅仅将这套理论机械地引进，并没有在实践中充分地应用和解析。比如，笔者在很多著作或教材中只能看到粗略的理论介绍，其实对追求学术严谨的学者们而言，更倾向于了解前世今生，但可悲的是我们只能看到前世，看不到科学管理在国内的今生。因此，学术界则更应该关注这些大师的研究方法而不是机械的套用其观点。此外，现有的教育体制也存在诸多弊端，高校或研究机构无法集中精力专注于一个领域，在浮躁的学术氛围下更缺少必需的耐心。笔者曾接触过一些高校的经管系博士生，他们所谓的企业调研其实就是到企业走马观花参观一圈，单从这种研究方法就注定了不妙的结果。笔者相信，一切管理的基础都需要基于对企业组织现状的准确了解和识别，但承担咨询重任的顾问人员常常缺乏独立调研、发掘真相的能力，这种现象更值得我们深思。一方面管理咨询行业还有很多问题需要完善，但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不管是理论创新还是实践调研，从一些所谓的文献成果看，这些盈利组织却走向了管理学研究的最前端，不能不说是一大奇观。因此，笔者开篇不顾读者的误解从概念入手，期待能通过管理的基本概念的梳理和解读，从更为务实层面探讨大师背后的一个管理者，尤其是一个企业的权力者该如何对待手中的权力。但权力的行使离不开特定的管理环境，正是基于此认识，我们觉得有必要在探讨企业权力真相之前先对管理基本导向作出简单的梳理和回顾，同时为引发读者共鸣打下良好的心理基础。笔者认为，共鸣是通往“卓有成效”道路的明灯，它能在探讨企业权力的途中持续地提供信心和力量。

本书即将展开探讨的管理概念为狭义的概念，即指企业管理，以下行文不再赘述。管理这个词其实是个本土词汇，它具有广泛的地域色彩，集中表现为对管理的理解和把握方式有很大的不同。因此，管理这个词又具有很大的开放性、包容性，各个民族和国家都对管理有着自己独特的论述。但是，在对西方工业文明的借鉴的背景下，我们通常忽略了上述的开放性、包容性，这易于割裂属于国内企业和身处的民族和国家创造的独特管理智慧纽带。如今，翻开中国高校企业管理课程的内容存在一味的崇洋倾向，我们诚然需要借鉴，但大量原版的引进或照抄又不能不说是当下中国管理的一大缺憾。

管理到底是什么？任何一门学科的产生都有其客观的环境需要。一种观点认为，它是特定目标下的产物，但从整体看，它的计划、组织、控制等功能均属于手段范畴。比如，西方管理学的产生发展史一直都是和效率、成本、质量、安全等特定目标密不可分，但从对科学管理之父泰勒的行为追踪伊始，我们意识到，管理学的精髓不在于独立理论的分析和探讨，而在于大量实践基础上的分析和总结。毕竟现代社会，一个公司从成立到解散，无论盈利与否，都不可能有管理理论开创者那样的经历和数年甚至上百年的积淀。因此，有必要把一些经验通过理论加以总结、传播并在实践中加以不断地验证。这样既避免了企业的继任者或新创者重蹈覆辙影响到企业运营的效率，又避免了社会资源的巨大浪费，这才是管理的真正魅力和价值所在。所以，笔者认为，广义的管理概念可称之为“为实现特定的目标，采取的一切手段的总和”。

在不同地域的民族和国家，管理的概念又会发生个性化的分解。比如，同属亚洲的日本、韩国学者在论述管理概念时，更倾向将之看做是一种掌控和力量；俄罗斯学者对管理的理解则更倾向于在谋略方面；美国则习惯于把管理元素尽可能很系统、很详尽的罗列出。德国认为管理重点在于突出“管”字而非“理”字；英国、法国学者因为本国历史影响，在管理概念上更倾向于对管理进行严格的等级划分，并附有严格的惩罚条款。事实上，各国企业的管理都摆脱不了本国国家治理方式的影响。一方面，国家作为一个大组织，其管理体制无疑是国内企业效法、借鉴的基本样板。另一方面，企业在经济全球化的浪潮的冲击下，企业治理方面的探索也会在未来对本国的国家治理改善产生积极的影响。因此，当前企业治理的典型的英美模式、日德模式、家族模式还是个人独资模式、合伙模式都无法摆脱本国国家治理方式的影子，这一点从各国法律发展史中也可见一斑。尽管很多学者纷纷表示国家治理、企业治理趋同化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但从各国企业治理模式探索看，至少目前还被深深打上本国政治的烙印。

如果将眼光转向美国的企业，不管是可口可乐、通用电气还是强生公司，除高薪外，最吸引人才的地方还是内部构建的极富“平等”精神的企业文化，即使在华的企业也都显得很有活力。比如，所谓的现代企业治理制度从本质上看无非是美国三权分立理念的翻版，因此，美国的企业权力演绎也更像本国的总统或州长的竞选。尽管仍延续了丑态百出的风格，但因其深谙组织协同和权力制衡的精要，并没有因此影响其成为企业治理结构探索方面的典范。但“橘生淮北则为栀”，文化的差异注定以所谓的现代企业制度来催生国内企业的活力作用有限。尽管中国政府已经逐步放开民企的准入限制，尽管力度还有待加强，一些条款还需要细化实施，但媒体上看到陪同领导人出访的大多数已不是国企负责人或为数不多的民企负责人，这本身就是一个较大变化。但显然，对美国政府而言，其对市场经济的追捧已经享受到了切实的利益，宽松的经济环境更使得国内的企业如鱼得水，甚至一些时候对于跨国企业不惜动用外交、经济、军事、政治等手段给予保驾护航。这种环境下，美国的企业才会有可能出现在历届世界500强的榜首，诞生出如通用、杜邦、宝洁、微软、苹果等跨国巨头，在入选每年的世界500强排行榜单企业数量上也为其国内经济市场化程度提供了另类的注脚。但笔者认为，就国内而言，局面的真正改观首先取决于政府执政能力的提高，否则，即使政府明白应该放开制约经济的种种做法，但仍不敢放开或放开的幅度也不会如期望的那么大。比如，从一些经济领域政府试探着放开但又很快收回去就可以看出内心的犹豫。总陷入“放开害怕失控、不放开又会抑制活力”的纠结中，但这种局面各界人士都不持乐观预期，都相信还会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但此时的中国的企业家们却倍感难熬，因市场前景不明朗，重视管理的动力明显不足，导致很多企业家不愿意将企业继续做下去，尤其是一些实业家都纷纷抽身角逐资本市场，这也是目前国内实体经济萎缩的主要原因之一。

所以，这一时期“短、平、快”的经营模式格外受宠，哪怕是通过“原罪”的手段换的规模的高速增长案例也层出不穷。企业不仅不再顾忌成本、盈利能力，也不再顾及脚下的土地和头顶的蓝天，甚至商业道义、道德底线，唯一顾及的只是企业家个人账户里的数字。这种情况下，即使学界再高喊重视管理也无济于事，因此通常看似管理的问题事实上却没这么简单。所以，追根溯源，企业家诚然作为一个组织的领导者，看似运筹帷幄，但在市场经济层面却使得企业不得不重视另一个潜在的 “领导”，那就是政府。所以，美国出现微软、苹果等这种跨国企业不是偶然而是必然，这里面既有充分的市场经济环境因素，又有对本国政府“领导有方”的赞誉。

如果说很多人钟情于美国，是因为它的经济实力。那么瑞士、挪威还有丹麦，一个个小国为什么能受到各国人才的青睐？笔者认为，正是其国家治理方式将个体利益都像组织利益一样去尊重，旗帜鲜明的倡导、践行了以平等精神为核心的“人本文化”。本国的企业才不会因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而使得生活的环境因此受到影响和破坏，环保才能根置于他们民族的文化中。反映到企业中，正是人与人之间那种难得的信任和尊重氛围才会吸引众多人才纷至沓来，工作起来也会显得激情无限。

而反观我国，一直以文化优势突出为傲，尤其是近期中央高层对民生过度关切，直接影响了对国企的定位，虽然重点突出了公益性质，但也从另一个方面掩盖了利润下滑和盈利能力不高的真相，导致了一些国企一直逐年亏损。占尽先机的资金、人才、市场、品牌等政策性因素积极作用没有得到充分发挥，甚至被浪费。简言之，体制的强项赋予了国有企业甚至垄断的地位并没有获得应有的回报。但体制的弱点却使得国企离开了行政权力依赖就无法自立，更无法光明正大、堂堂正正的和民企一样直接面对市场进行竞争，这种消极展现的却未免有些淋漓尽致。但这对矛盾的处理也并非完全看不到希望，比如近年来，尤其是各界对电信、联通垄断现象的评判，再没有出现以往不了了之的内部协调，而是直接将“垄断”问题放到桌面上讨论，通过将各方各抒己见，甚至针锋相对辩论作为决策依据。这既反映了社会各界对于国企改革抱有很大的期盼，又充分显示了政府现阶段对国企改革的毫不动摇的决心。

当前，中国的管理学界的黎明就是将国企和民企置于同等市场竞争地位，社会各界也越来越认识到，一味地强调国企的大主体地位的同时，将会从另一面遏制民企的发展活力，尽管放开民企后，在短时间内，国企的规模和盈利都将会徘徊在一个低点，但是，民企的崛起已经用事实证明了其将会是中国经济新的发展活力的来源，因此，从长远看，这种代价是值得的。如果国企的战略收缩能会为中国经济下一轮增长贡献另一个不可遏止的后劲，那么，国民经济的发展也同时会迎来一个新的时期。

因此，我们谈及的管理离不开特定时代背景的解读，比如，企业作为组织，其治理方式也依赖于所处国家组织治理结构，即政体选择。同时，这种国家和企业治理方式的一脉相承背后投射出的却是诸多有效管理的思维要素。比如，治理方式与组织成员心理形成的对应的文化匹配。比如，所在国企业组织权力设计要遵循本国政体的治理理念。比如，特定的管理手段要取得预期效果要遵循大多数组织成员所在国文化。等等。这些不仅对于跨国企业有效应对“水土不服”问题提供解决思路，也对经济全球化浪潮下的中国企业实现成功的跨文化管理具有较为现实的意义。节选自张国栋《以权破局--企业治理新思路》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