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密的著作

 斯密一生从事学术研究，但却不像约翰·穆勒那样的“著述等身”。他生前出版的著作只有两部，《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

斯密的学术工作应该是从1748年开始的。从牛津大学休学回家后，斯密在家里“待业”两年，后来在身为苏格兰权贵的亲戚帮助下，成为爱丁堡大学的编外讲师，讲授修辞学、文学和法学。没有固定工资，收入来自讲座设立者的资助。1751年，格拉斯哥大学逻辑学教授空缺，斯密被聘为正式教师，讲授逻辑学。次年，格拉斯哥大学道德哲学教授职位空缺，斯密由逻辑学教授转授为道德哲学教授。自此，道德哲学成为斯密的专业。当时的道德哲学课程，主要讲授四个方面的知识：1，神学；2，伦理学；3，法学；4，政治学。在政治学中，包括经济学的内容。在道德哲学中讲授经济学的内容，是重商主义时代的约翰·海尔斯所倡导的一种传统。

斯密的著作都是与他的教学相关的。斯密1759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著作《道德情操论》，内容来自他讲授伦理学的讲义。斯密的《道德情操论》最近一些年在中国似乎很流行，比如前总理就曾经推荐过。在中国急速现代化的背景下，这本书之所以受关注，原因之一可能是人们意识到经济发展过程中道德建设的重要性。比如有经济学家说，经济发展和道德建设同样重要，经济学之父亚当·斯密除了《国富论》，还出版了《道德情操论》，表明他对经济发展和道德建设同样重视。这种理解可能存在偏差。《道德情操论》是讲道德教化的吗？《道德情操论》是道德建设的教材吗？简单化的理解显然是有问题的。一般的认识，《道德情操论》是一部伦理学的著作，它的主题是解释什么是合理或者得体的行为，合理而得体的行为又是如何产生的。《道德情操论》的核心内容是“同情心”和“内心公正旁观者” 机制。按照斯密的理解，我们天生具有一种推己及人，换位思考的能力，具有一种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解能力；于是在我们的决策或者行为涉及他人的时候，我们能够站在他人的角度来考虑我们的行为或者决策对他人的影响。这种能力就是“同情共感”，就是同情心。这种观念在《国富论》中有所体现。我们都知道斯密提出的“一只看不见的手”的原理，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个人对自身利益追求的结果可能是社会利益的实现。之所以个人利益追求会导致社会利益实现，原因就在于人们能够意识到人与人之间利益的相互性，这种认识能力，其实就是“同情共感”，就是“同情心”。“同情心”只是人们处理与他人关系时的基本能力，道德和伦理世界中人与人关系的和谐还依赖于“内心公正的旁观者”的约束机制。当我们在进行决策或者采取行动的时候，我们不仅能够站在与此相关的对方角度考虑问题，还会设想内心存在一个公正的旁观者，它超越本人和相关的对方的视角，站在公正的第三方的立场，来对我们的行为的适宜性和得体性作出判断。如果我们的行为得到“内心公正的旁观者”支持，则说明我们的行为是得体的，适宜的，我们采取相应的行动或者作出相应的决策就能保证我们内心的安宁；否则就是不适宜和不得体的，相应的行为或者决策就会让我们承受心灵的不安和折磨。“同情心”和“公正的旁观者”来自文明的进化，来自我们所接受的教化。在“同情心”和“内心公正的旁观者”的指导和约束下，伦理道德世界的和谐就可以出现，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的作用使经济世界呈现和谐一样。

《道德情操论》的出版取得巨大成功，在思想界获得如潮的好评。保守自由主义大师埃德蒙·伯克称此书是“前所未有的道德理论的最壮丽的大厦。”因为休谟的推荐，此书引起当时的财政大臣汤申德的注意，他有意聘请斯密做他的继子巴克勒公爵的私人老师，带领他到欧洲游学。那个时代的英国贵族有这样一个传统，孩子在本国接受大学教育之后，就到欧洲大陆游学一段时间，接受更丰富的欧洲文明的熏陶。斯密内心里对这种游学制度持反对态度。在他后来的《国富论》中，就对这种制度进行过批判。他认为这种制度对涉世不深的孩子的成长是远远弊大于利的。不过，汤申德提出的报酬条件确实太诱人，斯密无法拒绝。当时的斯密作为格拉斯哥大学有影响的教授，收入处于上游水平，年收入一百多英镑。汤申德提出的条件是，在三年游学期间，每年报酬是三百英镑，一切费用报销；游学结束之后，在斯密的有生之年，每年还有三百英镑的年金。1764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呆了十三年之后，斯密离开学校，成为青年贵族的私人导师。斯密带领巴克勒公爵到欧洲大陆游学，主要就是去了法国。

斯密和巴克勒公爵在图卢兹呆了了十八个月，其间，巴克勒公爵的弟弟斯科特加入。图卢兹虽然是英国侨民比较多的城市，但除了休谟介绍的几位名人外，斯密并不认识多少人。没有熟人，又不懂当地语言，生活的枯燥乏味可想而知。实在是百无聊赖，斯密开始构思写作他的《国富论》。在与休谟的通信中，斯密表露了这一想法。其实他要写的这部经济学著作，之前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时，已经有了一些初步的设想，在内容上已经有了相当的准备，现在不过是利用空闲时间将思路进一步整理。回国之前，他们又在巴黎呆了十个月。经由休谟的介绍，斯密认识了一批法国思想文化界的名人，包括魁奈和杜尔哥。斯密还参加过魁奈组织的学术讨论，并与杜尔哥讨论过他的《关于财富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在此期间，斯科特得了热病，斯密曾经请魁奈来给斯科特看病。由于当时医疗技术的不足，斯科特还是不治身亡。之后，斯密就带着巴克勒公爵回到了英国。在给汤申德及其夫人的信中，斯密讲述了魁奈抢救斯科特的过程，并对魁奈的医术及思想给予了高度的评价。斯密在与魁奈的交往中，对魁奈产生了由衷的敬意，他本来打算将来将他正在写的这本经济学著作题献给魁奈的，只是因为魁奈（1694-1774）在《国富论》出版之前去世而作罢。

1773年，斯密去伦敦，准备出版《国富论》。行前他写信给休谟，如果他万一去世，由休谟来处理他的遗稿。他说，除了他随身带着的《国富论》之外，他之前的教学讲稿都不值得发表，可以不必检查，付之一炬。只有一篇天文史的未完稿，或许有付印的价值。事实上，斯密在此之后又活了十七年，倒是休谟在此之后只活了三年。休谟临死的时候，也委托斯密作为他的遗稿的处理人，希望斯密帮助他出版他最珍爱的同时又是最危险的反宗教著作《自然宗教对话录》，斯密最终也没有答应。这是后话。斯密到了伦敦之后，又得到一些的新的材料，有来自杜尔哥的关于农业税的材料，有来自富兰克林的关于殖民地的材料。斯密将这些材料消化吸收之后加入自己的著作中，使出版工作延迟到1776年。现在我们读《国富论》，会发现有些部分很精炼，很好读，比如全书开头的讲分工的部分，那是作者花了很多时间反复修改和润色的部分；有的部分则很晦涩很冗长很难读，尤其是关于地租和殖民地的部分。在这些部分，斯密常常会“离题讨论”某些问题，有时候一离题就讨论了几十上百页页。所以杜尔哥和富兰克林给斯密提供的这些材料可能是多余而有害的。不过，《国富论》的出版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初版很快就销售一空。同年出版了《罗马帝国盛衰史》的著名历史学家吉本说： “我们的朋友亚当·斯密先生献给社会的礼物是件多么惊人的杰作啊！薄薄的一册书，洋溢着渊博的知识，用极为明快的语言表现了无比深邃的思想。”之后，斯密曾经想过将之前讲授过的道德哲学中有关法学的内容整理出版，但是由于年纪渐老，加上精力不济及逐渐懈怠而放弃。在往后，斯密的主要学术工作就是再版《道德情操论》和《国富论》。到他去世，《道德情操论》再版过六次，《国富论》再版过五次。

现在我们能够阅读到的斯密的另外一部重要著作是《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和军备的演讲》。这本书是斯密去世之后一百多年才出版的。1895年，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埃德温·坎南（1861—1936）得到一部有若干经济学内容的手稿，经考证是斯密1763年在格拉斯哥大学讲授道德哲学中的法学内容时学生记下的课堂笔记。次年，坎南将其整理出版。说来是一件有趣的事情。据说，斯密一直反对学生在课堂上记笔记，原因是当时有学生将课堂笔记在报刊上发表，因为曲解老师的思想而造成不好的影响。没想到违背斯密的课堂纪律的学生却为斯密留下了一部著作。这部著作中有关“警察”的部分，涉及到一些经济学的内容。当时的“警察”一词，有公共事务管理的意思。在斯密思想研究史上，《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和军备的演讲》一书，具有重要的意义。前面讲过，斯密是到法国之后才开始写作《国富论》的，而他在法国期间，与重农学派的魁奈和杜尔哥有过学术上的交流。因为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与杜尔哥1766年出版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有若干近似的内容甚至相近的表述，所以有人认为斯密的思想受到法国学者的重要影响，甚至有人认为存在斯密抄袭杜尔哥的问题。重农学派的杜邦·內穆尔就说斯密的《国富论》：“凡是正确的东西，都已经见于杜阁的《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而亚当·斯密自己补充的东西即使不是错误的，也是不正确的。”（坎南编：《亚当·斯密关于法律、警察、岁入和军备的演讲》，陈福生、陈振骅 译，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P16）就连英国经济学家杰文斯在介绍坎蒂隆时也说，英国的经济学是来自法国的。在《演讲》一书关于“警察”的部分，斯密已经讨论了《国富论》中的很多主题。比如分工的作用，分工提高效率的原因，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货币、价格与价值，自然价格与市场价格，等等。尤其是关于分工的理论，《演讲》中的表述与《国富论》基本一致。《演讲》是对斯密1763年课堂讲授的记录，这说明在去法国之前，斯密已经形成他关于经济学的基本思想，之后他又用了十二年的时间，进一步来完善自己的体系。埃德温·坎南在《演讲》的出版说明中说，两个人看同样的书，思考同样的问题，得出同样的认识，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轻易说一人抄袭另一人，实在是无稽之谈。但是，如果没有《演讲》的出版，斯密可能还要继续背黑锅。“如果我们没有发现亚当·斯密的演讲辞，至少在此后五十年中，教科书还将一本接着一本地声称斯密广泛地抄袭了《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的材料。”（同上书，P17）

目前公开出版的斯密著作，还有一部《亚当·斯密哲学论文集》。斯密去世之前，督促他的朋友将那些他自己认为不适于向公众发表的文稿加以销毁，其中包括未完成的论文和讲稿。而有几篇文稿，似乎还有一些价值，则交由朋友按照他们以为妥善的方式来处理。受托销毁不适于发表的文稿及处理其他文稿的，是他的两位朋友约瑟夫·布莱克和詹姆斯·赫顿。1795年，布莱克和赫顿将这些尚未销毁的适于发表的文稿以《亚当·斯密哲学论文集》的书名出版。这部文集包括“天文学的历史”，“古代物理学的历史”，“古代逻辑学和形而上学的历史”等六篇论文及其他四篇文章，主要是斯密早期学术研究的成果，其中比较有影响的是关于天文学的历史，是斯密在爱丁堡大学担任编外讲师的时候留下的未完稿。在这篇论文中，斯密第一次表述了“一只看不见的手”原理，这是他用自然秩序类比或者解释解释社会经济秩序的起点。

最晚公开出版的斯密著作是《亚当·斯密修辞学和文学讲演录》。前已述及，斯密去世前，已经督促他的朋友将全部自己认为不适于发表的文稿包括论文和讲稿销毁了。1958年，阿伯丁大学的约翰·洛西昂教授在一次拍卖会上发现并购买了两册手稿，经考证为1762—1763年格拉斯哥大学两名学生所记，内容正是斯密关于修辞学和文学讲座的听课笔记。洛西昂教授将两本笔记整理后于1963年出版。这部著作主要论述修辞学与写作的各种类型与特点，考察了人类通过话语交流思想的各种形式。

目前，研究亚当·斯密的重要资料还包括莫斯纳和罗斯合编的《亚当·斯密通信集》。

以上介绍的亚当·斯密全部著作，2014年商务印书馆以七卷本全部出齐，售价六百多。

从斯密的著作情况，可以得出两个认识：1，作为人类历史上影响深远的思想家，斯密的著作不多，他自己出版的仅二部。这说明，影响历史的不是数量，而是思想和创见。2，斯密的著作，都与他的本质工作即教学相关，或者说，是他教学的副产品。这说明，作为大学教授，教学才是本职工作，研究和著述是为教学服务的。

2015-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