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公安部部长郭声琨在北京会见了香港行政长官梁振英后表示：内地公安机关将根据实际情况，不断完善“个人游”和“一签多行”的相关措施。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则称，梁振英已向中央提出了有关调整建议，国务院港澳办正在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和地方研究落实有关具体方案。依照中国大陆的政治话语惯例，这基本上意味着香港自由行会收紧。
自由行是互惠
自由行，始于2003年“非典”肆虐香港后，其目的是支持香港经济发展。虽然现在有人认为，旅游业GDP以及游客消费对香港经济来说，无足轻重，但是，仅仅以份额来论证自由行的经济意义是片面的。
单以份额论，不管是对于北京、上海，还是东京、大阪，这些城市经济总量大，旅游业所占的份额都不会太大，但没有任何城市会放弃这个份额。其次，自由行带来的不仅仅是旅游，更加紧密的联系也带来了两地之间更多的经济活动。以保险行业为例，内地访客的新单保费多年连续高速增长，2013年第一季度，就达到44亿港元，占到香港所有个人业务总新保单保费的12.5%。根据香港保险制度，投保必须本人亲自到港，也就是说，香港保险业的增长对自由行有着极大的依赖。
保险业只是香港诸多高端服务业之一。2014年，香港与内地货物贸易总额达39660亿港元，占香港对外贸易总额的50.3%，其中香港出口和转口内地货物总额达19790亿港元，占香港整体货物出口总额的53.9%。数量巨大的贸易，必然也要求两地更方便与紧密的联系。由此可见，自由行带来的好处绝不仅限于旅游业、零售业、也带动高端服务业的发展。
更何况，自由行，不但意味着大陆游客的自由，更重要的是，其中还包括了香港市民与商家的自由，以及，最终的，香港作为自由港的自由。根据相关数字统计，“水货客”中有近6成是香港居民，而在最近的示威中，香港商家更是立场鲜明的表示反对。
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绝非大陆的恩赐，而是互惠的自由贸易。
自由行是制度分享
大陆游客去香港购物，是因为在香港是一个自由港，在这里集中了全世界的商品。在香港严格的法治下，商品的质量有保证，不必担心买到假货。而且，香港的税收低于大陆，相应的产品也比大陆便宜。不管是自由港、法治、还是低税收，其本质都是制度。所以，大陆游客到香港购物，本质上是购买制度，是被制度所吸引。
对内地居民来说，这世界上有很多地方，像香港那样容易进入，但经济与社会发展水平却比中国更低；还有些地方，像香港一样，拥有完善的法治与发达的自由市场，但却需要经过苛刻的签证，一般中国人望“洋”兴叹。只有香港，既拥有较健全的法治、金融、自由市场，对大陆居民来说，又无需押金、资产证明，只需简单的办理一个港澳通行证。
由于众所周知的大陆政策限制，这些好处不能以公司大宗贸易的方式进行，只能依靠人力蚂蚁搬家式的搬过去。所以，某种意义上看，香港通过自由行向大陆同胞提供了一定的制度庇护。借这个制度的庇护，无数父母让自己的孩子喝上了放心的奶粉，也买到了更实惠的商品。水货客与大陆游客，都是制度的搬运工。
所以，从以上意义上，自由行既有其必然性，也是难能可贵的，是血浓于水在当下的具体体现。
曾几何时，香港人非常愿意与大陆分享自己的制度。从帮助饥饿的人们大逃港，到高唱血染的风采，从长江水灾到汶川地震，香港人出于同宗同源的同胞之情，从来都是最积极的支援、救助大陆之急。香港人对中国的整体忠诚，不应被低估，也不该被无视。
当然，虽然香港人高唱血染的风采，但是，仍不以此为由赋予香港人义务，要求他们必须完成对大陆人的制度庇护。与北京、上海、广州等中国大城市不同，香港从来没有依靠户籍强制、剪刀差盘剥大陆的农村，也更没有盘剥大陆的任何地区与群体。香港170年的时间，依靠的是香港人自己的努力。即便大陆向香港提供水、电、煤、蔬菜，也是两地之间的正常贸易。
所以，从历史路径出发，香港对大陆没有义务。相反，香港人对大陆多有帮助，这是讨论香港与大陆关系的一个前提。
但是，真正的问题在于，香港与大陆居民分享制度、发展自己经济；与减少自由行影响市民生活，这两个选项之间，真的是不可调和的吗？
自由行是地方治理问题
当然，应该承认的是，自由行在带来购物、旅游等好处的同时，也带来了负外部性。商家赚钱了，居民却受到侵扰。大陆少数游客也有举止不文明的行为。由此，引发少数香港人采取极端行为、示威、甚至围攻大陆游客，从引发两地居民之间的对立。
但如果先冷静下来，就会发现，问题的核心，从来都是地方治理问题。自由行有收益，也有外部性，政府的作用，正在于解决外部性，调和各方利益。有这样一个故事，关公庙里，结婚的求天晴，播种的求雨，出海的求风。周仓束手无策，而关公大笔一挥：晚上下雨白天晴，大风沿着海边行。
那么，现在是否已经没有任何进行地方治理，缓解矛盾，调和利益的余地，仅剩下以两地对立的代价去改变自由行这个选项？
首先，从自由行人数的趋势上看，今年春节黄金周内地访港旅客总人数和消费首次出现双降，即使不做任何措施，最严重的阶段已经过去。
其次，少数香港人激进化、暴力化，围攻、辱骂内地游客的行为，明确的违反了香港法律，这是一个单纯的法治问题。
第三，进一步完善与旅游相关的配套设施，提升旅游接待能力和服务水平，有利于更好的接待游客、减少冲突。
第四，香港市民生活环境受到较严重影响的上水、元朗、屯门等地，都是靠近深圳的区域。显然，不管是水货客还是以购物为需求的大陆游客，他们并无意舍近求远，进入到香港岛、九龙。那么，在施行政策改变之前，香港政府有否做出过措施，分流不同目的的人员？早在去年年初，就有提议在与深圳接壤的落马洲与罗湖兴建大型、甚至简易的零售中心，从而极大的缓解水货客的压力。时间过去一年，香港政府又做出过什么有效措施？
现在，放着这些几乎可以说立竿见影的措施不做，却不顾及大陆居民感受，翻云覆雨的改变各种政策。我们不禁要问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原本一个典型的地方治理问题，现在却被不正确的、过早的、在未采取其他措施之前——不怕以恶意揣测的话——有意的导向大陆居民，从单纯的地方治理问题，上升成为了社会问题、政治问题，甚至两地对立问题？更何况，伤害大陆人感情的政策与措施，这并非第一次。
反自由行是双输
随着自由行的收紧，大陆居民想要避税，买到物美价廉的商品会变得更难，或更麻烦。而对香港商家来说，生意也会受到极大影响。更重要的是，在政策翻云覆雨之中，伤害到大陆居民的感情。
面对香港的极端声音，也有大陆居民做出了不当反应，呼吁停止供水、供电。当然，正如前面所言，这并非大陆恩赐，而是互惠贸易。但是，把自由贸易政治化、民粹化，认为自由行是大陆游客占便宜的正是少数人香港。其实，不难发现，作为一个与之对应的反应，少数大陆居民把大陆对香港的供水、供电、蔬果供应，乃至自由行政策视为大陆对香港的恩赐，不过是这种错误逻辑在不同立场上的呈现。
更进一步的，如果民粹压力之下，自由行政策出现了改变，逼迫商家放弃利益，那么，大陆居民施以政治压力，逼迫供应方改变供水、供电政策、价格，何尝不是一种求仁得仁的结局呢？当然，与在香港极端的声音因为极端、偏激，反而能得到放大不同，大陆居民，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没有这个能力。
但是，这些被侮辱、被伤害的感情，当下虽然被抑制住，但在其他场合，这种愤怒就会被别有用心的导向、指向香港的自由与民主。实际上，这已经不是一个推断，而是一个已经发生的事实。这种双输的趋势，不但伤害香港，也伤害大陆自身的政治发展。
香港的确处于一个大环境、大制度的压迫下，正因为如此，唯有自由才能抵抗。香港人与大陆人注定有同一个未来，所以，只有香港人保持、接受与大陆人同为一国国民的心态，共同面对未来，即使从短期来看，也才能更有力量去保持香港难得的自由、民主与法治。从这一点上看，那些所谓更本地化的政治力量，也是极其幼稚的南辕北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