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年按语：仗义执言，正气凛然。
长期困扰杂文界的一个伪命题
——指谬《“新基调”PK“鲁迅风”》
李庚辰
近来听朋友说，杂文月刊的吴营洲同志写了篇《“新基调”PK“鲁迅风”》，问题不少，要我找来看看。
营洲的主要观点，一是说所谓“新基调杂文“就是”歌颂性杂文“，所谓“鲁迅风杂文”就是“鲁迅式的战斗杂文”；二是说这两种杂文“宛若两面大旗，高高耸立起来”，“旗杆下各自汇聚着一哨人马”，“‘新基调’的骁将是刘甲、徐惟诚、胡昭衡、李庚辰、孙士杰、蒋元明……‘鲁迅风’的骁将是严秀、谢云、邵燕祥、王春瑜、牧惠、舒展……”，“双方唇枪舌剑，势若水火”。
我看后，首先是觉得好笑：敝人竟被营洲同志封为“新基调骁将“，如此抬举，出我意外，恐怕也出众多杂文界朋友的意外！
其次是觉得营洲写这篇文章前显然未做好功课：对当代杂文界太不了解，对所谓“鲁迅风”和“新基调”杂文特点的概括主观武断简单，对二者“PK”的实际情况几乎是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片面肤浅！
按照鲁迅先生的说法，杂文要“好处说好，坏处说坏”。在写作实践中，张三可能说“好”多一点，李四可能说“坏”多一点，见仁见智，悉听尊便就是了。难道所有杂文作者都要横眉怒目咬牙切齿步调整齐口径一致，只能说“坏”不能说“好”不成？难道稍有违碍不合尊意就是左道旁门异端邪调，就要共诛之共讨之批倒批臭而后快？！
我的看法是：所谓“新基调”PK“鲁迅风”，或者是另外有人说的所谓“杂文界的两条路线斗争”，原本都是伪命题，是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的人的故意炒作。而炒作这个伪命题，甚至以这个伪命题为据在杂文界划线排队，搞小宗派，吹嘘自己（或互相吹捧）是“鲁迅风”，贬损别人（包括不附和他们的人）是“新基调”；或者无限上纲，吹虚自己是正确路线代表，诬指别人是错误路线代表，都是荒唐无嵇之谈。它说明不了什么，只能说明当事者存在“唯我独鲁”、“唯我独革”的不正之风，只能说明其头脑发热自我膨胀。这样做的结果只能受到客观正派的知情者的蔑视和嘲笑。
据实讲，对刘甲的“新基调”说法，我没有深入研究。不过我想，即使他全错了，也只是他一个人的“一家之言”，而且他这“一家之言”在被某些人指为谬论之前很少有人知道，更谈不上产生过多大影响。据我所知，在北京杂文学会里，还从未见过有一个人支持或呼应过刘甲的观点。可以肯定说，刘甲没有“新基调”团伙，更未形成学术流派，基本上是“孤家寡人”。不知营洲凭什么说刘甲旗下有“一哨人马”？凭什么说他点名的几位杂文家都是“新基调”的“骁将”？不知营洲是否研读过他点名的这几位“骁将”的作品？难道他们的作品都是没有批评，没有“鲁迅式的战斗”的“歌颂性杂文”吗？我相信，任何一个知情人，任何一个研读过这几位作家作品的人，都不会判定他们是“新基调”的同调，更遑论是刘甲旗下的“骁将”。且不说别人，就拿我本人来讲吧，便明确表达过对刘甲一些观点的异议。我不明白，某些人为什么硬要把刘甲“一人”无端扩大成“一伙”，将刘甲的“一家之言”极力夸大为“一哨人马”的“一派”之言，甚至将北京杂文学会的领导成员和大多数会员都夸大成“新基调”同类，如果不是不了解情况，不是凭空想象主观臆断，就只能是别有用心故意造谣，以此掩饰自己在杂文界妄称正宗、划线排队、制造分裂的不光彩勾当。
我认为，几个自称“鲁迅风”的同志对刘甲一个人的“新基调”有不同意见，完全可以用文艺批评的方式，同志式的态度，展开学术讨论，理论探讨。在明辨是非的基础上，达到去粗存精、去伪存真，求同存异、共同提高的目的。刘甲同志对自命“鲁迅风”的同志的反批评也应该秉持相同态度。然而据我所知，在这方面，无论是刘甲同志，还是自称“鲁迅风”的同志，做的都有缺欠，都在不同场合说过不该说的话，以至伤了对方感情。这种不该出现的情况让我和许多杂文界朋友感到十分遗憾和痛心。
讲到这里，我要说明一点，在他们开始争论时，双方都曾希望我表态给予支持，有的给我打电话，有的给我寄材料，但我均以“我这个解放军既不‘支左’，也不‘支派’”的玩话相推托。我这样做，不是无原则，不是和稀泥，而是我对双方的做法都有保留。我的想法是，杂文家都是忧国忧民、爱国爱民之士，不管是严秀、牧惠、舒展，还是刘甲，在我眼里都是好同志，好朋友。当然，他们也都不是圣人，都会有这样那样的缺点，比如有的人有时显得偏激，有的人有时表现任性，但大家都是有思想有见地有成就的杂文家，都是好人，都想祛除时弊，让国家步步向好。何况，刘甲和严秀等人还曾是编者和作者的关系，后者的杂文大多通过刘甲的编辑发表于人民日报。这种关系应是“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的亲密文友，绝对不应一言不合势不两立。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一向主张双方包括杂文界的所有同志都要互相理解，互相尊重，互相支持，互相包容，互相团结，不要打横炮，不要搞意气之争，尤其不要牵涉个人恩怨搞人身攻击。为此，在纪念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的北京杂文学会丰台座谈会上，我针对“六。四”之后《杂文界》（北京版）上连续刊登所谓批判杂文界资产阶级自由化和所谓杂文界两条路线斗争的文章，明确提出反对意见，指出这“既不符合实际，也不利于团结”（当时胡昭衡和杜文远同志都表态同意我的意见，胡老当即要求刘甲同志“以后不要再搞这些了”。我认为是丰台会议我提上述意见后胡昭衡同志纠正了某位同志的不当做法，并不是营洲同志说的“随着整个社会形势的明朗化，他们（指刘甲“们”）也只得偃旗息鼓”）。当然，我不光批评刘甲同志，对牧惠等同志的不当做法，我也曾明确表示过不同意见。记得，在1999年10月杭州召开的“全国杂文编辑工作研讨会”全体大会上，我在主席台上讲话牧惠坐台下一排插话时，我当众指出“你牧惠和刘甲的争论，不是美苏两霸之争，不过是阿Q和小D之争，都是难兄难弟，何必。”我明确反对杂文界搞“窝里斗”。我在这里说这些话的意思是，在争论双方之间，我和北京杂文学会的绝大多数同志都始终保持着高度自觉和明确的超脱，而且对双方的不当之处都用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说法表示了朋友式的劝告和不以为然。这就是历史，这就是事实。
我和许多杂文朋友感到痛心的是，朋友们真诚善意的劝告并没有让自命为“鲁迅风”的同志和被称作“新基调”的刘甲同志听进去。更可悲的是，一些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竟然跑到外省市不了解真实情况的杂文朋友中摇唇鼓舌散布蜚语攻击对方，甚至制造谣言，将刘甲的一人一言夸大为一帮一派，直至污名丑化北京杂文学会，胡说北京杂文学会的领导拿学会经费大吃大喝，甚至买书和打的也到学会报销（有某位自称“鲁迅风”作者的见刊文章为证）。对这种无中生有的造谣污蔑，如果北京杂文学会向法院提起诉讼，他们注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很显然，如果到了贬损别人不惜无中生有造谣诬陷的地步，只能说明造谣者的人格卑微，灵魂低下，丝毫不值得尊敬了。
然而，正是这类不正当的错误的活动，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全国杂文界长期的混乱和不谐，它的流毒和贻害至今仍未清除，营洲同志的关于“PK”的言论就是生动具体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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