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英国畅销书，作者是俄裔英国人，真实地再现了当今的俄罗斯）
在茫茫夜色中飞越莫斯科上空，你可以看到这座城市的形状是由一系列的同心环状道路组成，这些同心都指向市中心的一个小圆点，那就是克里姆林宫。二十世纪行将结束之际，那个小圆点闪耀着昏暗、肮脏的黄色。莫斯科像是欧洲边缘一颗惨淡无光的卫星，诉说着苏联帝国将熄的余烬。然后从容地迈进二十一世纪，发生的事件集中到一点：钱。极短的时间内突然涌入这么多的钱令人大跌眼镜。卫星轨道系统开始发生转移。再次飞行在城市上空，高耸的摩天大楼灯光、霓虹灯、马路上飚速的迈巴赫轿车和高亢催眠的游乐场里飞速跃动的光泽交织在一起，令这座同心环变得熠熠生辉。俄国人变成新式的喷气机：最有钱、最有活力、最冒险。他们拥有世界上最多的石油，最漂亮的女人和最好的政党。俄国人一下子从卖任何东西变为所有东西的买主：从伦敦的足球俱乐部，纽约的篮球俱乐部，艺术收藏品，英文报纸到欧洲能源公司都成为俄国人倾囊之物。没有人能够理解俄国人，他们好色、精明、狡猾却又不失质朴。只有在莫斯科他们才会感受到飞速发展的城市，变化之快甚至打破所有的现实感，不久前还是男孩一瞬间就成为亿万富翁。
表演很快演变成为城市的流行语，歹徒摇身一变成为艺术家，暴发户开始言必称普希金，地狱天使幻觉自己是圣徒。俄罗斯见证了太多狂飙突进般的震撼变局，从共产主义到改革，从休克疗法到陷入贫困拮据，从寡头政治到黑手党国家再到超级富豪。新的英雄被赋予另外的意义，生活只是一个闪闪发光的假面舞会，在那里每个角色和位置以及信仰都是可变的。"我想扮演一下世界上已知的所有角色，"弗拉吉米尔玛米谢夫梦露会这样告诉我。他是作为一个演员，这座城市的形象代言人，那些富豪和超级名模逢场必到的场合，他往往是座上宾，他常常将自己的装扮成戈尔巴乔夫，那个像托钵僧，也像图坦卡蒙(译者注：前1361-前1352在位，古埃及第十八王朝法老，其陵墓于1922年被完整发现)的俄罗斯总统。
当飞机载着我第一次降落在莫斯科时，我试图把这些无序的变局解读为获得自由的国度，在这里人们突破人性禁锢的限制，穿戴不同面具的向着近乎疯狂的自由迈进，连总统府的高官都称之为"创意的制高点"。仅仅几年后回过头再看这些无止尽的狂飙突进并非自由，而是处于极度兴奋的状态而已，那些惊慌失措的幕后木偶和噩梦神秘主义者开始相信，他们差不多是真真切切地距离总统府高官宣称的"第五次世界大战，一场人人为敌的非线形战争。"愈来愈近了。
而我则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我在电视台工作，做一档纪实类电视节目，是那种事实的娱乐，自然要求是真实的。我是2006年飞抵莫斯科的，像任何事物一样，那时候正值电视业蓬勃兴起。我知道国家已经准备好了一切：2001年我大学后一直住在那里，度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期间在各大智库公司之间频繁跳槽，当时的身份是一个名不经传的咨询师参与欧盟资助俄罗斯"发展"的项目，然后进入到电影学院，再往后进入到一个西方媒体网络担任纪录片助理的工作。我的父母在1970年代作为政治流亡者从苏联移居到英国，我是讲某种通俗流亡的俄语长大的。但我一直都在观察俄罗斯的变革。
我想要更近距离接触他：伦敦的一切看起来都是可测量的，也是可以预测的；我的其他家庭成员旅居在美国，那里的一切似乎也都是很有内容的；而真正的俄罗斯人似乎在真实地活着，每个人都感到一切皆有可能。那时候我真正想要做的行业就是电影。轻触一下"记录"键，你就可以记录世界了。我带着那个小到足以能够放到背包的索尼Z1摄像机开始到处云游旅行。我花了大量的时间去拍摄，生怕这世界会从我的视野中逃脱；甚至漫无目的地拍摄，因为我知道可能再也不会有这种角色了。在新莫斯科我深处于这种强烈愿望之中，原因很简单，只要我说出"我来自伦敦"这样的魔语，他们就像"芝麻开门"一样的配合。俄罗斯人深深地相信，伦敦人掌握着制作出色电视节目的灵丹妙药炼，可以精准地击中现实，或展示他们的天分。
尽管我的身份只是一个参与他国项目的三流助理，只要我嘀咕一下"我来自伦敦"，我就能参加想去的任何会议。我是一个搭乘西方文明超级舰队的偷渡者，这里满载着银行家、律师、国际发展顾问、会计师和建筑师，乘船出海，他们共同出海去寻求全球化财富冒险之旅。
但在俄罗斯，做电视工作不仅仅是一台摄像机，而是一名观察家。这个国家横跨九个时区，拥有世界陆地面积的六分之一，从太平洋到延伸到波罗的海，从北极延伸到中亚的沙漠，从尚处于木井手工济水的中世纪村庄，穿越工厂零星座落的城镇，再到耸立着无数蓝色玻璃幕墙和钢筋摩天大楼的新莫斯科----电视是唯一能够统一国家、约束秩序和捆绑利益的强大力量。这是一种新型的威权体制，一个比绷紧炫的二十世纪更微妙的中央机制。作为电视制片人，我会按照指令恰如其分地置身到运作中心。
我第一次采访是在奥斯坦金诺电视中心顶层，面积足够有五个足球场地大，这里是重磅抨击克里姆林宫宣传的集结地。从顶层下来有一个黑色亚光的走廊，这里成为一个很长的会议室。每周来自莫斯科那些闪耀着浮华思想的人士都会相聚在这里，讨论奥斯坦金诺会下周节目选题。我和一名友善的俄罗斯出版商分配为一个组。由于显示的是俄语姓氏，没有人没有注意到我是个英国人，于是我就保持缄默不语。会议室里聚集着二十多个人，有身穿白丝绸衬衫晒得有点黝黑的主持人，有微冒汗珠蓄着长须、呼吸沉重的政治教授，还有广告培训经理。清一色的男人。每个人都在抽烟，散发的烟甚至多得令我皮肤瘙痒。
在会议桌的对面端坐着俄国最著名的电视时政评论主持人之一。他个子不高讲话语速很快，声音有点沙哑：
“我们都知道俄罗斯没有真正的政治。但我们仍然要给观众制造发生了一些事件的感觉。因为他们需要接受娱乐。所以我们应该还要玩什么？难道我们需要攻击寡头吗？”他继续说道，“本周我们将把谁树为攻击对手？政治看上去像...像一部电影！”
总统在2000年上台时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电视台牢牢控制在手里。以前克里姆林宫都是通过电视台申明将"允许"哪个政客作为幕后控制的反对党，向民众传播国家历史，教导民众恐惧什么，应该保持怎样的意识形态。新的克里姆林宫不会犯和就苏联同样的错误，它再也不会让电视变得迟钝笨呆。当前的任务就是将苏联式的控制和西方式的娱乐结合在一起。二十一世纪的奥斯坦金诺将商业和宣传融合在一起，这正是威权机制所需要的。舞台的中央就是总统本人，他从一个无人问津的灰色警服的小人物，通过电视的无上权力一次次地完成华丽转身，他几乎像演员一样都是摇身一变，随时在战士、情人、赤裸上身的猎人、商人、间谍、沙皇、超人各个角色之间切换。“这一新闻不过是用来祈祷普京行动的一炷香，保佑他成为总统，”电视台制片人和政客都喜欢这么说。
坐在那烟雾缭绕的房间里，我强烈感受到现实在某种程度上竟然是可塑的，我仿佛和普罗斯珀罗亲王（译者注：莎士比亚《暴风雨》主人公）在一起能够随心所欲地显现在后苏联的俄罗斯。但是随着我在俄罗斯工作逐年递增，克里姆林宫开始变得越来越偏执，奥斯坦金诺的政策变得比以往更加变态，煽动恐慌和恐惧情绪的需求也愈发迫切；理性被忽视了，克里姆林宫那些狂热分子和煽动仇恨者时常出现在电视台黄金时段，这让整个国家深陷痴迷和心烦意乱，即使是外国雇佣工也愿意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帮助克里姆林宫将其视觉形象尽管我的职业之路最终将回到奥斯坦金诺，但我在新俄罗斯广阔的真人秀脚本中最初的角色却是帮助它乍眼看上去更接近西方。我最初服务的网络机构是TNT，坐落在一个命名为拜占庭的新办公大厦。大厦一楼设有水疗服务，整个装修是竖立着多利安式石膏柱的仿罗马风格，那些修长大腿的慵懒女孩喜欢光顾这里享受日光浴，尽管她们已经晒得黝黑，她们在这里没完没了地美甲和修脚。她们修甲起来非常精致：看上去像斑斓的彩虹，多姿多彩，闪熠着心形和碎花的光泽，甚至比女孩无聊的眼睛还要耀目，仿佛她们要把美好的心灵乌托邦寄托在那些纤细狭小的指甲空间中。
网络公司占据了大厦内高层的好几层楼。当电梯门打开时，你迎面会看到设计明亮、由惊艳的粉红色、鲜艳的蓝色和金色组成的TNT的标识。标识下方铭写着网络流行语----"感受来自我们的爱"！这是一个鲜活的、快乐的令人窒息的俄罗斯，而这就是俄罗斯TNT项目的形象印记：一个年轻蓬勃、充满活力、光泽润亮的国度。TNT网络正在发送一束跃动活力的黄色和粉色光束，沁入人们孤寂黑暗的公寓。
办公室都是开放式的布局，快乐靓丽的办公室小姐们紧张地穿梭在岗位，她们讲一口捎带英文腔调的俄语、吹着英伦流行曲调的口哨。TNT看上去更像一个霸道的电视台，年轻的员工队伍里洋溢着新文化变革的激情。对他们来说，TNT是颠覆性的流行艺术，是一个通向民族灵魂深处并重新书就性格的心路。网络把真人秀节目介绍给俄罗斯，一档粗俗的节目，这是电视制片人制造的快乐，按照共产党人的标准会谴责为不成体统的节目。TNT开创了俄罗斯情景喜剧的先河，开辟了俄罗斯版的杰瑞史宾格秀脱口秀节目（译者注：杰瑞史宾格秀：著名脱口秀节目主持人，1977年当选为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市长）。TNT网络模仿借鉴西方脱口秀的概念，一年之内采用的节目样式居然比西方十年的还要多。这座城市最耀眼鲜亮的内容不断被发现，他们陆续地出现在娱乐频道节目和时尚杂志中；他们知道电视节目不会强制他们做枯燥的宣传，相反会被鼓励展现出个性。他们不能再从事真正的政治了；这是一个新闻自由的地带。大部分参与者对交易非常满意—完全自由是为了让所有人完全缄默。
"我们想知道新的一代的俄罗斯人在真正想什么？彼-彼-得-得-得"。
"什么东西才能令她们兴奋？彼-彼-得-得-得"。
“我们想在屏幕上看到真实的人。真实的英雄，彼-彼-得-得-得"。
“彼-彼-得-得-得"。TNT的制片人们都这样称呼我。三名女制片人，年龄都在二十多岁。一个头发乌黑，一个头发有点卷，还有一个是直发，每个人说话的时候句尾都这样称呼我。他们可以称呼我的俄语昵称"彼奥特雷"，但他们更喜欢“彼-彼-得-得-得"，这样听起来更像英语。我是他们的装门面的西方人，帮助他们创建一个虚拟的西方社会。而我本人，反过来假装是比自己更高级的制片人。我们开始播出TNT的第一个纪录片。我花了三十分钟得到了第一个发行授权：《如何嫁给百万富翁--淘金者指南》。我想要再努力一点就可以得到三部片子的发行授权。要是在伦敦或纽约，你会花几个月才能得到一个项目的落地机会。但TNT不一样，他背后的赞助商是世界上最大的天然气公司。要知道它是世界上最大的公司，得罪了他，一切就得叫停。
并不复杂的抉择
“商业理论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教训，”女教练郑重地说道。
“要彻底研究消费者的意愿。当你在努力寻找一个富人的时候要秉持这一原则。在第一次约会时有一个重要原则：不要谈论你自己，多倾听他在说什么，要发现他迷恋什么，挖掘出他真正的欲望。研究他的业余爱好；然后学会相应地调整自己”。
淘金者学院。一大批金发的女孩们在仔细地做着记录。找“甜爹”大款是一门手艺，一项技能。学院大厅墙面是人造大理石，镶着明几的长镜，金色油漆的细节。隔壁是水疗中心和美容美发厅。你可以去参加如何傍大款的课程，然后将自己搞得浑身丝滑并晒得黝黑。教练的名字叫简布罗蒂小姐，是一个40多岁身穿短裙的红发女郎，心理学学士，MBA学位，她笑声很刺耳，声调高亢，但是显得一本正经，："永远不要在第一次约会时佩戴首饰，这样男人会认为你很穷，让他觉得应该给你买珠宝。要开一辆破旧的汽车去约会，让他想要给你买一辆更时髦的汽车”
学员们都在字迹工整地写着笔记。她们需要支付每周一千美元的学费。这样的“学院”遍布莫斯科和圣彼得堡，基本都冠名如“艺妓学校”或“怎样成为一个真正的女人”等。
“走到一个小镇的富人聚集区，”女教练继续说道，“站在那里手持一张地图，假装你迷路了。这时候就可能会有富豪帮助你。”
“我希望能找到一个依靠他自己坚强双脚站立的男人，这样的男人会让我感觉到背后像石墙一样安全”，奥莉娜是一个新近毕业的学员，她先在讲话时采用的就是淘金者（她的意思是她想嫁给有钱的男人）通行的语言。通常来说奥莉娜不会屑于和我谈话，她是那种不可能接近的女孩子，她只要眼睫毛轻轻眨一下就可以把我轰走。但我要去把给她录电视节目，这能够改变一切。这档节目拟命名为如何嫁给一个百万富翁。我原以为采访奥莉娜会很难，她会羞于向公众介绍他的隐私生活。但事实恰恰相反：她迫不及待地想告诉这个世界，淘金者的生活方式已成为俄国最流行的传奇故事之一。书店里摆满了各种教会女孩如何傍上百万富翁的书籍。彼得李斯特曼，一个做皮条客生意的，现在俨然是一个电视名人了。
他并不把自己称为皮条客（这样是非法的），而是称为"红娘"。女孩付钱给他，他把她们介绍给有钱的男人。有钱人付钱给他，他再向他们介绍女孩。他的经纪人是一些十几岁的同性恋男孩，他们在火车站不停地搜寻那些双腿修长、体态轻盈怀揣到莫斯科寻梦的年轻女孩。李斯特曼管那些女孩子叫做“雏鸡”，他摆出手持烤童子鸡钎肉姿势拍的照片，“如果你是后面的鸡肉，快来找我！”他的广告上面是这样写的。
奥莉娜住在一个不大但很耀眼的新公寓里，一条惴惴不安的小狗陪着她。这个公寓正好坐落在通往亿万富翁居住区---鲁布廖夫卡街区其中一条交通要道旁边。有钱人把他们的情妇安顿在这里，可以在回家的路上方便上楼约会。她第一次来到莫斯科是上世纪90年代的时候了，那时候她住在乌克兰顿巴斯矿区，黑手党头目控制了那里的一切。母亲是一名理发师，奥莉娜也跟着她学理发手艺。不就母亲的小生意宣布破产。奥莉娜刚来到莫斯科时一无所知，那时她才二十岁，刚开始在莫斯科著名的赌场之一黄金女郎赌场作脱衣舞娘。她舞跳得好，遇到了她的甜心干爹。现在她赚的钱基本达到莫斯科情妇的市场价格：一套公寓，每月四千美元、一辆汽车，每年两次土耳其或埃及旅游，每次一周时间。作为回报，大款甜爹可以随时占有她柔软且晒得黝黑的身体，只要他愿意，不管是白天还是晚上，随时提供彩虹般的快乐，随时为甜爹准备好服务。
“你还没看到回家后那里女孩子的眼神。她们们充满了致命的嫉妒，”奥莉娜说。“哦，你的口音竟然变了，你现在讲话像是一个莫斯科人，他们说。好吧，去她们的：这只是让我自豪一下而已。”“可你能回到那里吗?”“永远不会。如果回去就意味着我失败了。我只是去见见妈妈。”
但她的大款甜爹三个月前答应给她买一辆新车，但现在还没到货，她很担心他会抛弃她。
“这套公寓中你看到的一切都是他的；没有我自己的东西，”奥莉娜说着，眯着眼睛环视了一下她的公寓，好像这些东西只是一个舞台布景而已，似乎是别人住在那里。等到大款甜爹都觉得和她在一起乏味的那一刻，她就得出去。重新回到大街上时，她能剩下的只有惴惴不安的小狗和一打闪着亮片的礼服。这时候奥莉娜就需要寻找新的大款甜蜜（在学院他们不叫"大款"，叫"赞助者"）。于是面向成人培训的淘金学院就是这样产生了。“但让如何能找到别的男人呢?”我问。“难道你目前的赞助商不在密切监视你吗?""哦，是的，我必须得小心；他会安排他的保镖监视我。但是他会以一个不错的方式，保镖会陪着购物。但我知道他是在监视有没有别的男人在这里。他很狡猾。我认为这种感觉是甜蜜的。其他的女孩碰到的情况会更糟，有摄像头跟踪，背后会有眼睛在监视"。奥莉娜出没的场所是一些专门为猎艳女孩和女孩寻找赞助商设计的星座俱乐部和餐厅。那些的富豪被称为“福布斯”(如《福布斯》财富榜）；女孩子称为“蒂奥里基”，就是牲畜。那里是一个买方市场：每个福布斯可以挑选数十个，不，数百个“牲畜”。
我们的晚餐是在卡列里亚饭店。对面是一个红砖墙的修道院，恰如远洋客轮停泊在在雪地里。餐馆外面狭窄的路面和到林荫大道旁停放着四排黑色跑车，保镖不停地吸烟，表情冷漠地等待他们坐在车里的主人。卡列里亚饭店是阿尔卡季•诺维科夫所开的：他的餐馆都设在出入莫斯科必经之路（他也做克里姆林宫的餐饮）。每家餐馆都有一个新的主题：中东、亚洲。但是没有别人熟悉风格的模仿痕迹。卡列里亚像是一幅等待议价的拼贴画：柱子，铬黑色的餐桌，英国佩斯利面板。餐桌用电影聚光灯投射照亮。座位设置恰到好处，你从座位可以看到其他的角落里的人。大屏幕上显示的是女人。女人们都坐在吧台里面，小心翼翼地点上一杯沃斯饮料，等待福布斯邀请她们去喝一杯。
“哈哈，她们太天真了，”奥莉娜说，“现在大家才知道那个奥妙”。她点了一杯鸡尾酒和寿司，“我假装不需要男人的任何东西，这样才能俘获他们”
午夜的时候，奥莉娜转到另外一个最近的俱乐部。清一色黑色的防弹宾利和奔驰车队慢慢蠕动车开往俱乐部入口。离门口不远数以千计的高跟鞋在透明薄冰上面跳着曳步舞跃动，不知为何总能保持完美的平衡。（哦，不愧是芭蕾舞舞者的国度!)数千名铂金色头发的女孩子将湿漉漉的雪搽拭在赤裸晒黑的后背。冬天空气被尖叫声哭声撕裂开来，里面夹杂着数以千计的女孩乞求进场的讨价还价。这里无关时尚，也无关酷的争论。这里关乎这些人的工作和生计。今晚这里的舞蹈表演将决定女孩是否与金钱有缘，以后能不能有保镖相随、会不会拥有安全屏障的篱笆。这是一个北半球最撕裂的城市，超级富豪把自己封闭在一个隔离的篱笆内，生活在鲜亮文明的光辉下，每周的这一个晚上，才有机会开启一条狭窄拥挤通向天堂的闸门。女孩子们互相推搡着竞相爬入那个小小的水闸口，她们比谁都清楚这个闸口仅开启一个晚上，过了今夜闸门关闭后她们将被打回原形，回到在莫斯科的普通正常日子。
进入里面，整个俱乐部是一个巴洛克式的剧场，在舞台中央和墙壁上的凉廊是一排排的舞池。福布斯们坐在暗廊（他们一掷千金以此为乐），奥莉娜和数百个其他女孩在下面跳舞时，往凉廊方向投掷炙热的目光，期待着能被邀请到里面。凉廊里面灯光幽暗，女孩子不知道到底是谁坐在那里，她们只是与在阴影调情。
“这么多十八岁的女孩，”奥莉娜说道，“往我的脖子吹一下气吧”。她才二十二岁，但这个年龄已经接近莫斯科情妇职业生涯的极限了。“我知道我不得不开始很快降低我的标准，”她告诉我，她开始自我开心起来而不是感到沮丧。奥莉娜已经让我看到了她自信的一面，我发现她什么都不喜欢，这超乎我的预料。不是那种坚定，像软性饮料的气泡。任何事对她而言只是玩一下而已。这或许是她成功的秘诀吧：她在的时候感觉房间就像气泡。"
“当然我还是希望能找到一个真正的福布斯，”她说，“如果遇到最坏的情况，我就把目标盯在来自外地的百万富翁蠢货或那些愚笨的外国人。或者找一些猥琐的老男人。但没有人知道一个淘金者的未来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现在把这种生活作为一个职业生涯的只是第一代。奥莉娜的身后是是一个黑手党控制的矿业小镇，只有上帝知道她的未来怎样，她只能咯咯地傻笑，在深渊里跳舞。
回到学院继续培训课程。
“今天我们将学习如何算计着收取礼物，”教练在告诉她的学员。“当你渴望男人给你送一份礼物时，想法让自己置身在他的左边，因为左边代表着非理性和情绪。他的右侧是他情感理性的一面：如果你需要讨论商业项目，你需要站到他的右边。但如果你渴望得到一份礼物，要将自己定格在他左边。如果他蹲在椅子上，他就感觉自己高了一点，就像你是个孩子。开始挤压你的阴道肌肉。没错！你的阴道肌肉。这会使你的瞳孔扩张，让你更加性感。当他说任何东西时，点了点头，点头意味着他同意你的要求。最后，当你问你的车何时到位时，无论你是否想要，你要用的衣服轻轻地抚摸他的手。轻轻地。我们再重复一遍：看！点头！脑卒中!”
姑娘们齐声附和："看，点头，脑卒中。”
（“她们甚至认为我们给他们买一件衣服后就赢了某种东西，”当我给一个富豪熟人讲我在学院课堂里看到的内容时，他却这么告诉我。“有时候我会让他们赢。但是话又说回来：他们我们手里实际上并没有带走什么”“你知道我想对他们说什么吗?，”他问道。“我管她们叫海鸥，像海鸥一样的，在垃圾堆上空盘旋。你知道的，当她们闲来无事，坐一起闲聊的时候，声音也很像海鸥，嘎-嘎！嘎-嘎！海鸥！太有意思了：是不是?”)
处于进一步研究节目我需要接触这个学院里面更多的学员。娜塔莎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她为来访的商务人士充当翻译。作为一名翻译。翻译公司只招聘“不复杂”的女孩：就是随时陪客户上床的代名词。你到处都会看到招聘秘书或者助理的广告，页面下方都添加了“不复杂”的小字。不知为何这句话把羞辱演绎为个性解放的行动。娜塔莎在为一个德国能源老板工作。她希望他会把她带回慕尼黑。
“俄罗斯男人的选择余地不胜枚举；西方男人则更加容易，”她态度诚恳地对我说，像是在做一项市场调研。“但问题是西方人他们不给你买礼物，从来不会请你吃饭。我还要给那个德国人干活儿。”
列娜想要成为一个流行歌手。在莫斯科，她们被称作“会唱歌的灯笼裤”，没有唱歌的天赋，但经常会傍到富有的赞助商。莉娜非常清楚她不会唱歌，但她也知道这并不重要。
“我不懂在写字楼里7x24小时上班的流程。我想要是那样工作的话真是很丢脸。有人能把你一下子提到顶，我就打算利用他。”
红头发的MBA女教练显然同意这个说法：“女权主义是错误的。女人为什么为了一份工作而选择自杀？那应该是男人应该做的。我们作为妇女应该捍卫自己”。
“可是你呢?”当学员们走出教室后，我问起她。“你在工作，学院在挣你的钱。”
女教练浅浅地微笑了一下，便转开了话题：“下一步我要开一家延缓衰老的诊所，想请你到那里拍摄一个专题片，可以吗?”培训课程继续进行。女教练在白板上绘制出饼图，将它划分为三个。
“男人可以分为三种类型，”她告诉她的学生。“创意型的，分析师型的。我们对这两种人不感兴趣。我们想要的是‘拥有者’，”她使用监狱暗语向学员重复讲述着：“你身后的男人要让你感觉到像是一堵石墙。我们都知道怎样认出他们。他们强壮但有寡言，穿着深色西服，声音低沉，说话算数。这些男人有很强的控制欲。他们不喜欢女汉子，那种生活他们过够了。他们只是想要一个向鲜花一样漂亮的女孩。"
我还要申明一下阿廖娜从小就没有父亲吗？我遇到的列娜，娜塔莎和所有淘金者一样都是没有父亲。就是这样一批穿着高跟鞋的孤儿女孩子，像寻找甜爹一样寻找一位爸爸。阿廖娜和其他学员一样，她们的故事都很令人诧异：她们很狡颉地期待着童话幻想，今明两天或着后天将会有令人心仪的沙皇带他们飞到那雄伟的迈巴赫王国。当然绘制美好画卷的人是总统。那些失去父爱的女孩子赤裸上身的照片堆成了小山，就像猎杀老虎和捕诱鲸鱼的情书。总统作为最终的糖爹，会成为“身后像一堵石墙”最终保护你的男人。
阿廖娜回到公寓，她拿出了普希金诗集。那天晚上她在俱乐部遇到了一位喜欢文学的《福布斯》。她正在学习《叶弗盖尼奥涅金》，打算把这首诗整个背下来记到脑海里：
我该去爱谁，相信谁，依靠谁？
谁的言语最匹配，谁才是最终的归宿？
……永远不要追求一个幽灵，永远不要浪费你的徒劳
珍爱你自己，你才是唯一的关爱……
“当他期待这些诗句的时候，我会让它们溜出来。”她眨眨眼睛，似乎在炫耀她的狡黠。
《福布斯》已经载着她乘坐在他的私人飞机里面。“你能想象的是，你可以在那里抽着烟，喝着酒，把脚放在座位上。没有安全带！多么自由！这一切都是真的，你真的可以开始新的生活；这不是在电影里!”
当她去贵宾室时遇到了《福布斯》。
“他像男神一样的英俊，”奥廖娜告诉我的时候有点兴奋，甚至轻轻地吹起了口哨。“他正在给那些吹箫的女孩子发百元大钞，整整挺了一夜，想象一下他的耐力！你要知道，那些可怜的女孩做这个不只是为了钱，每个人都认为他会记住自己，她们那么出众，所以她们格外卖力。当然，我拒绝了他的要求：我跟她们是不一样的……。现在我们在对视着对方。祝我好运吧!”
有一件事奥廖娜是永远不会做的，那就是她不认为自己是一名妓女。这中间有着十分清晰的界限：妓女必须和皮条客介绍的任何人做爱，而她只是在猎艳。
“有一次，我在做舞女，老板说有一个客户要带我回家。他是一个常客，有影响力的，长的挺胖，也不怎么年轻。‘我真的需要去他家吗？’我问老板，‘是的’，于是我回到他住的旅馆，趁他不注意在他的饮料里加了一些鲁芬诺，然后偷偷溜走了。”
奥廖娜自豪地向我说道，这就是明显有区别的例子。
“那么你的爱情呢?”我问奥廖娜。天色不早了，我们还在她的公寓里面录制节目。我们喝着又黏又甜的普罗赛克。这是她最喜欢喝的酒。胆怯的小狗在沙发旁边开始打起了呼噜。
“我第一个男朋友。回到顿巴斯老家了。那是曾经的爱情。他在当地是一个权威”。
权威对于歹徒来说是一个好的字眼。
“你们为什么没有呆在一起?”
“那时候他正在同另一伙歹徒打架—他们利用我去找到他。当时，我正站在角落里等电车。突然有两个家伙抓着我，然后把我塞进一辆汽车。我连踢带尖叫起来。但他们告诉路人我是一个喝醉酒的朋友。没有人敢去招惹这些家伙。他们带我到了一个公寓。把我的手绑到一把椅子上，让我在那里囚禁了一个星期。"
“他们强奸你了吗?”
奥廖娜押了一小口甜普罗赛克酒，嘴角保持着微笑。她还在穿着闪闪发光的服装。她脱下她的高跟鞋，换上粉红色的绒毛拖鞋。抽起一支淡淡芳香的香烟。她在信誓旦旦地讲这些，甚至有点自娱自乐：不堪回首、却不知何故有点怪异的日子的故事。
“他们轮奸了我。整整一个星期。偶尔，会有人出去买一些腌鱼和伏特加酒回来。整个房间里充满着腌鱼和伏特加酒的味道。直到现在我仍然记得那间屋子。空空如也，仅有一张小木桌，几个哑铃。一个长条凳子：他们欺凌我的时候，其他人在举杠铃。我记得当时墙上挂着一面苏联国旗。在欺凌我时，我就紧盯着看这面旗帜。后来其中有个人很同情我。在其他人喝多的时候他放我出去了。
“那你的那个权威呢?”
“当我告诉发生了什么事后他激怒了，他答应要杀了那帮人。但后来他和黑帮相安无事。就是这样,他什么也没做。之后我又经常看到那些男人。那个放我走的人，甚至向我道歉。原来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其他人见到我时总是嘻嘻傻笑。于是我离开了那个小镇”。
采访快结束了,我们在收拾东西时,奥廖娜显得有点若有所思，这个动作我曾经遇到过，她对我说："你能不能在节目中不出现那个屋子里发生的故事？”
“当然，那样会置你于危险境地。”
“危险？不，不是这样的。但那会让我看上去，好吧，很悲伤，令人沮丧。我不希望人们看到我这种状态。人们把我当成起泡的香槟，那才是好的。 ”
我突然感觉到再跟她谈论这件事很不好。“你看，很抱歉提起这事，我不是故意的。把这件事重新捡起来真让人受不了”
奥廖娜耸了耸肩，说道“听着！这很正常。所有的女孩子都经历过这种事情，没什么大不了的。
奥廖娜和钟爱普希金的《福布斯》关系并没有持续多久。“我起初以为他想要一个婊子。所以我扮演了这个角色。但现在我不确定，也许他不想要一个婊子。也许他想要一个漂亮的女孩。你知道，有时我连自己也感到困惑，我甚至不能告诉自己属于哪一类，是善良的女孩还是婊子。”奥廖娜讲话的神情已经不是沮丧了，俨然是有些微许的超然，她甚至置身度外将自己视为别人。每当我在奥廖娜身上寻找悲伤的表情时，它片刻间就化解为乌有了。作为一名导演，我的工作是击中她情感的脆弱点，摧枯她的情绪面纱让她崩溃，甚至嚎啕大哭起来。但她只是在善变和微笑间不停地华丽转身，闪烁着斑斓的微光。她不再为贫困和屈辱担心受怕。她即便失去赞助商，也会从头再来重塑自己，然后按下重新加载的按键。
凌晨5:00俱乐部继续正常营业，《福布斯》们笑嘻嘻左右摇摆，跌跌撞撞地陆续走出了凉廊。他们穿戴都一样，身着昂贵的条纹丝绸衬衫，塞进设计师设计的牛仔裤里，晒得黝黑的皮肤，浑身胖嘟嘟，仿佛在金钱和自满的衬托下显得令人耀目。他们像公牛一样加入到舞池中，到目前为止每个人都四处蹦跳挥汗如雨，很快就变成了慢动作。他们相互交换舞伴， 简单的交换一下目光就表示互相认可，如果摘下面具他们都是一个天大的笑话。然后你才会意识到《福布斯》和女孩是完全平等的。他们都摆脱了一个苏联的世界。
井喷的石油把他们投放到不同的金融领域，但他们仍然彼此了解对方。他们甜蜜简单的眼神似乎诉说着化装舞会是多么有趣，就在昨天我们所有人还住在集体公寓里歌唱苏联国歌，LV和奶粉都是高不可及的奢侈品，而现在我们身边早已是遍地的豪华汽车、私人飞机和黏甜的普罗赛克酒。虽然许多西方人告诉我，俄罗斯人完全痴迷于金钱，但我认为他们错了。金钱来的太快了，就像一个闪光摇曳的雪球，感觉完全是不真实的，也没有什么地方可囤积和存储，就像在枕头里旋转跳舞的羽毛，更像剪切成不同的形状迅速变化的面具。在凌晨5:00的时候，音乐节拍骤然变得越来越快，在这个悸动的雨雪夜晚，公牛和福布斯极快地扭动着身体，他们仅能看到自己在舞池闪光灯频闪下的阴影痕迹。男孩和女孩们边看看自己边想：“这一切真的是发生在我身上吗？那里真的是我吗？我真的和迈巴赫，强奸，歹徒，乱坟岗、公寓以及闪闪发光的衣服有关系吗?”
一代枭雄
我在TNT开会，这时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显示的是“未知来电”，这可能意味着家里有重要的事情。我说声抱歉后移步到走廊接听电话，那里正好面对霓虹灯大字“感受我们的爱!”。当我回拨过去时对方先是长久地沉默，只听到呼吸声，然后听到伴有嘶哑口哨样的笑声。
“彼彼彼得得得。你听出我了吗？我是维塔利德吉莫吉卡。我需要你帮个忙。你能帮我忙吗？只是一个小忙?"
维塔利已经这样要求了，我很难再说出“不“。
“可以”。
“你到来到D车站来一下。带上摄像机。不要太小的。一部真正的大摄像机。有问题吗?”
“好的......”
天色已晚，我开始启程前往D车站。我乘坐市郊列车磨蹭了一个小时。这些火车可以列入俄罗斯最破败不堪的交通工具：车厢里面挤满了住在卫星城镇里的激愤的穷人，店员，警察和清洁工，他们日复一日地来到在大城市为的是近距离目睹白金手表和保时捷，只是到晚上火车又把他们重新载回黑暗的边缘，他们手里拎着装有皱巴巴工装的塑料袋，在寒气袭人的火车上着喝温乎乎的啤酒。列车上的长凳是木制的，坐上去很不舒服。我有些坐立不安，不知道维塔利现在在D车站做什么，这种地方不会对我有什么好印象。但从我上次听他说过这地方已经有一阵子了。
维塔利德吉莫吉卡以前有段时间是在黑帮里混。上世纪90年代“俄罗斯人”和“黑帮”几乎是同义词，但自从总统入驻到克里姆林宫后黑帮时代便宣告结束了。特勤局接管了有组织犯罪，那些小混混根本没有办法竞争。一些人摇身一变成为议员，他们的钱变得更安全，而另外一些人则适时而退成为冠冕堂皇的商人。维塔利德吉莫吉卡在西伯利亚有一些其他的计划：他想去那里拍电影，他已经招募了他的团队。他告诉他们：主人公不是侠盗车手，也不是遭到绑架勒索的商人，而是他们自己，要演绎自我的电影。
他们没有人懂得电影制作。他们从未听说过蒙太奇、故事版或摄像机运动镜头。没有电影学校可以去学习，也没有著名导演指导他们。维塔利在研究如何制作自己的电影。他反复观看和回放经典影片，分解每一个场景和镜头，感悟剧情当中每一个转场和切换。他们没有整理出来的脚本，脚本会耗费精力的。每个人都场景记在脑海里。他们没有化妆师和特技师，他们从高楼上跳下，砸坏了自己的车。总之你在屏幕看到的血腥都是真实的，当伤口血液不够时，维塔利甚至要刺破事先预埋在静脉里的注射器，并喷涌出鲜血。枪支和子弹也都是真家伙，他们在酒吧拍摄一部枪战片后，那个酒吧的场地就完全被破坏了。
结果自然是很传奇的，他们制作了长达六小时的系列短剧《砖家》（书面语上是“专家”），影片做完后黑帮导演就开始思考如何进行发行。他们带着影片的拷贝走进当地电视台，告诉电视台负责人要播出节目，否则的话后果自负。没有人认为声音配得恰如其分，一些镜头也显得很不匹配。但维塔利完全解决了这个难题。有情节、有动作，还有悬念，这完全是一种感觉。于是他成为一个西伯利亚的明星。
我第一次见到维塔利时他的名声如日中天，他到莫斯科的目的就是想在出口秀节目中亮相，为他未来的大片筹措资金。那时我正担任一个美国纪录片导演的助理，我们想说服维塔利做一档关于他自己的纪录片。会面是在一家莫斯科新咖啡馆里进行。柔和的灯光弥漫在室内的喷泉，耳边弹奏着不绝于耳的背景音乐。维塔利看上去高个子，很精干，头发都剃光了，看起来长得出奇地像总统，但是比他高出很多的双胞胎。他穿着一件名牌的运动服，熨烫的十分平整。他押了一小口卡布奇诺咖啡，然后用折叠好的餐巾擦拭了一下嘴唇，嘴边的泡沫便踪迹全无。“卡普普歇诺，”他轻轻地读了一遍，似乎在享受这个词。他告诉服务员送来的勺子是脏的，让她离开这里。
“你是一直想成为一个黑帮吗?”我们问到。
“我知道我总是比其他人出众。我跑得更快、跳得更高、枪法也更好，只是更多”。
他讲话的方式非常的优美典雅，每句话都很短，中间还有停顿。他的故事听起来如此从容。他不酗酒、不抽烟，还用脏话骂人。他以前是个瘾君子，后来戒了。他声音有点沙哑缓慢，嘲笑那些奇怪的事情（“拿铁”这个词他觉得很好笑）。为了促成这次会面我们花了一周的时间，他先安排好了日期，在最后一刻却又爽约，然后断绝了他们在最后一刻，搞得我们身心疲惫不堪。随着时间的推移，我熟悉了他的方式，那就是他设计一个圈套将你套进去。
“是什么让你想拍电影?”
“我蹲了八年的监禁。你看过许多关于监狱的电视节目吧。那里面都是关于警察和黑帮的故事。他们在讲述了我的生活，我的世界。但这一切都不是真实的，火拼打架是假的，枪是假的，连犯罪都是假的。一个演员，他怎能知道多少黑帮的事情？一无所知。只有我才能告诉真实的故事。”
维塔利的电视系列剧一丝不苟地记录着他犯罪生涯的详情。他暴烈的威势可堪比现代版的迪克·图尔平，一个真正的绿林强盗。他隐藏在公路旁的灌木丛中，等待劫持那些全新的日本三菱或丰田。等目标到来后他脸上套着眼罩、手拿锯短枪管的猎枪，走到公路的中间。他双腿分开站立，枪托贴着臀部，独自一人用枪指向迎面而来的汽车。他们一般都会停下来，然后汽车就归他了。如果死机企图反抗，维塔利就会开枪要了他的命，电视片沉湎于炫耀这些暴力片刻。剧情对白有时候显得有点生硬（维塔利不让他的剧组在镜头里骂人），但当需要踢跺，践踏和羞辱时，黑帮演员都会进入状态，喜怒交集的神情显现于色。
“那么你对那些受害者呢？是否感到过歉意？”美国人问道。
维塔利一下子感到有点窘迫。他转向我说道：
“当然不会。没有谁会觉得对不起受害人。你要不就是笨蛋，要不就是一个真正的男人，那些笨蛋也是罪有应得”。
《砖家》出现了维塔利消灭另一个黑帮老大的剧情。在电影中他非常沉着平静，边走边开枪射杀他的竞争对手，然后平静地离开了现场。枪杀过程太短了，我不得不按下后退键并重新播放，好重新查看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杀过多少人?”当服务员离开的时候我问起他。
“我只能说有过一次。那是为我的兄弟报仇。我就是因为这次杀人坐牢的，但之后再也没有人敢惹我了。”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杀手吗？”美国人问道。
“不是的。在狱中的时候也有人为他们做的事感到忏悔。他们痛哭过，还去教堂忏悔。不是每个人的内心都足够强大。但是我能做到。”
“那你还会再去犯罪吗？”
维塔利笑了笑：“现在我的生活里只有艺术。”
我们说服他带我们到他的家乡，帮助他给下个电影拍摄场景进行踩景。我们有独家的黑帮导演参与摄制，他会借机宣传自己以筹措到资金。
“通常你会成为我的受害者之一，”他信誓旦旦的说。“但目前这种情况下，我们将是合作伙伴。”
飞机飞了一整天，终于到达维塔利的故乡，乌苏里斯克。整个旅程维塔利只是向后靠了靠，微笑了一下，一直在熟睡。我和他的另一个黑帮朋友谢尔盖聊了起来，他负责给影片《砖家》作音乐。谢尔盖是前举重冠军，他占用了飞机的两个座位。又一次他差点见到上帝，让他决定退出黑帮这行：一颗本应该要了他命的子弹居然奇迹般穿过他的身体。后来他看到了光明（一个美国福音教派的护士在他被枪击后帮他恢复了健康）。他是一个乐观开朗、金发壮实的男人，一双淡蓝亲切的眼睛总是充满着疑惑。以前他曾经从乌克兰往欧洲走私海洛因和拐卖女孩。
“你觉得信主后如何看待过去的那些感觉?”我问。
“当我受洗后所有的罪孽都被冲走了，”谢尔盖说道。
“但你感觉到你曾经是有罪吗?”
“我曾经是一个恶魔，但我完成了神的旨意。那些受害者都是注定罪有应得，上帝只惩罚坏人。”
飞行途中谢尔盖苦思冥想在写一个电影剧本。它是俄罗斯古老童话“三侠客”中超自然力巨大骑士的轮回，曾经横跨古老的俄罗斯大地去驯服入侵的龙兽。在谢尔盖的词典里，“三侠客”就是以前的黑帮。
当飞机终于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时（离乌苏里斯克最近的机场）我希望能尽快看到东方。毕竟我们现在身处北京以东1000公里的地方，俄罗斯在这濒临着太平洋。除维塔利外，这一地区的老虎也很出名。但它看起来更像俄罗斯，山丘被那些模模糊糊棕绿色的稀薄树木覆盖，显得无精打采。我们感觉还一直在莫斯科郊区。维塔利的剧组人员在机场出站口迎接我们：他们看起来年纪轻轻，彬彬有礼，目光有神，身穿利索的西服，戴着黄金徽章、发型整齐，指甲整理得一丝不苟。其中一人开着一辆崭新的吉普车迎接维塔利，就像奴仆牵着一匹刚刚偷来的骏马来迎接他的主人。汽车没有牌照。我们的车队横跨两条车道行进在公路上，车开的太快了，我刚开始有点害怕，但很快就兴奋起来了。交通警察挥手示意他停车，维塔利根本没有理会，然后被第二个警察叫停了。当警察看清楚是谁后就挥手放行了。
“他们知道招惹我是什么后果，”维塔利说道。
维塔利不需要停下来。这仅仅是个示威，只是为了让每个人都知道： 他回来了！
我们加速进入到乌苏里斯克市里，穿过一个占地巨大空空如也的中央广场，这显然是为阅兵式设计的，但现在已经淡出人们的记忆了。电影院、市政厅和游泳池同样也都是千篇一律的僵化的苏联古典主义风格。宽阔的林荫道也不知道要通向哪里，在无垠的泰加森林尽头戛然终止。您可以在整个旧苏联帝国境内发现同样的城镇，都是由莫斯科城市化部门统一设计，显得臃肿笨拙，令人局促不安。
这个城镇是那样的干净，宁静。
“我们黑帮给这个小镇定了规矩，”维塔利说道。“这里从前有吸毒的、卖淫的，小青年都留着长长的头发。现在他们都不敢露面了。我们在告诫他们谁才是老大。我甚至不让我的手下吸烟。如果我的队伍里谁在外面喝得酩酊大醉，我会给他们暴打一顿。”
维塔利现在是显赫人物。我们沿着街道散步时，迎面碰到几个十几岁的女孩子，她们肩膀很宽，身穿短裙，女孩子们停下来要求和他合影。当我们在一所学校旁边停下来后，孩子们透过窗户看到了他，于是都跑了出来，他们将维塔利包围起来，纷纷伸出手挤着拿出的数学书和作业垫要他签名，教师的脸上挂着慈祥的笑颜。
他的新电影是讲述他的少年时代，那是在1980年代末，黑帮伴随着最早的一批商人应运而生。第二天维塔利选几个少年扮演他自己年轻的时候。演员们聚集在一座文化娱乐宫前面, 那里曾是苏联时期的电影院。爸爸们带着孩子从学校出来，去参加面试希望能够扮演维塔利或他的同伙小时候的角色。
“我想让儿子了解我们的历史，”有个父亲说道。“黑帮在维系这个小镇，让这里的秩序井井有条。”
维塔利在演播室里遴选演员。墙上悬挂着俄罗斯体验派演技创始人契诃夫和斯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照片。维塔利让男孩已经在房间来回踱步走。
“你需要像黑帮那样走路，大胆地走出你的步伐。不要向两边看来看去的，别紧张。你要想象所有的人都在看着你。慢慢地。慢慢地走。这是你的地盘。
他挑出了几个男孩。孩子们都倍感兴奋。他让孩子们站成一排靠在墙上，慢慢审视要选哪个来演他。
“太矮。太胖。声音太大。你。你来试一下。但你必须当机立断。”
他选的这个孩子是很文静（长得也最帅气）。他的名字叫米佳。他在本地的大学里学习历史。他看起来一点也没有要扮演维塔利而流露出强烈的喜悦——但是他已经进入角色了。
维塔利带着他到当地的公园里上课，传授他如何扮演自己。
“看到那边的那些孩子吗？就是躺在长椅上喝啤酒的那些人？我要你走过去告诉他们，让他们离开这里，还要让他们把垃圾捡走。你要表现出这个地盘是你的。说话语气要沉着，坚定，是在命令他们。让他们感受到你背后的后台很硬。你要想象你就是我"。
这孩子做得相当好。他威胁别人的时候，每个词之间都是短暂的停顿。他告诉那些饮酒的男孩子收拾好了离开这里。当他们离开的时候，他还不忘告诫他们：“请把你的垃圾带走。”那个做派简直太像维塔利了：一直在贬低对方却不敢反驳。（“彼得，你用那台摄像机太小了，你不有一个真正的机器吗?”他很喜欢这种方式问我，或者“你不知道如何去采访，难道要教你吗?”）
米佳看上去是个好孩子，读完大学后能进入一家国营大公司从事职业生涯。但他的行为，他的风格，却已经是纯粹的黑帮做派。
“你认为米佳黑帮会像你一样出色吗?”我们问起他。
“他很有潜力，”维塔利回答道，“但他还需要锻炼一下。我在他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在监狱里第一次服刑了，罪名是诈骗。”
我们去见维塔利的父母。我曾以为他们能向我解释，他们的儿子为何变成这样，但结果却令我失望。维塔利的父亲是一个工人，以前是做坦克部件焊接，工作非常辛苦。他个子不高，有点腼腆，和我们聊起了捕鱼。维塔利的母亲，略微迷糊但显得彬彬有礼，把家收拾得一尘不染。他们似乎害怕维塔利，而儿子却有点瞧不上他们，他甚至都不想进去。
“他上学的时候就一直闯祸，”爸爸说。“所以我们希望在监狱里会让他脾气沉稳下来。然后等他出狱后到军备工厂获得一份正常的工作。但当他走出监狱的时候，你告诉我他已经是一个大老板。”
监狱是维塔利的母校。西伯利亚这个地方到处都有监狱。你随时会看到带刺的铁丝网、瞭望塔和混凝土墙。我们和维塔利到他第一次坐牢的地方做一次采访，他盯着那个方向在久久地凝视。
“所有东西我都是在那里学到的，”他说到，我甚至从他的神情中第一次看到了一丝莫名的感伤。“你必须证明你是一个真正的男人，而不是十足的胆小鬼。你不能哭，不能胡说八道，不要让任何人告诉你该怎么办。你怎么想就怎么说，语气要缓慢，如果你答应一件事，就一定要做到它。”
维塔利第一次服刑时在监狱里呆了五年。那是1988年，他第一次被送到里面。等1993年刑满出狱的时候整个世界发生了斗转星移的变化。苏联已经消失了。从前原本很显赫的人一夜间变成无名小卒。教师、警察和法官都没有人给发薪水了。生产冰箱、火车配件工厂的工人们突然没有人再需要他们了。昔日的战斗英雄都成为身无分文的老人。当他被释放出狱后，像维塔利这样的男人已经命中注定的是边缘人物；他们是痞子流氓，是社会渣滓。他突然间感觉到他的时代来临了。
“我为什么像我爸爸那样为了几个铜板呆在工厂里？那会把我逼疯的。”
在新乌苏里斯克，只有汽车和现金才是值钱的。黑帮就可以最直接的方法最便捷地得到这些东西。但他们不只是敲诈和盗窃。商人请他们去保证交易（如果一方反悔，黑帮会修理他）；人们开始求助于他们而不是事不关己的警察去抓强奸犯和小偷。他们开始建立把一切东西整合起来。在这个新世界里，没有人知道到底如何去作为：所有旧的苏联角色完全退出舞台，而“西方”还只是一个停留在远处的童话故事。但黑帮用他们自己的监狱法典使变革得以幸存下来。这让黑帮远比仗势欺人的小混混还要令人畏惧。他们是这个不知所措的世界里惟一活着的人，只有新俄罗斯清楚他们究竟是谁，他们代表谁的利益。现在已经是二十一世纪了，虽然很多黑帮还没有工作，但是他们生存的方式已演变为社会常态了。
就在我们准备为他拍摄开机时，维塔利突然消失了，这是他惯常的伎俩，经常让我们感到如坐针毡。他委托他的朋友斯塔照顾我们。斯塔在他的吉普车前方用螺丝拧了一个小铲子，那是黑帮的标志。他和女朋友住在一起。她是一位个子很高，脸色苍白，令人讨厌的金发女郎，当她只有在谈到那些大牌的针织内衣时眼睛里才会放光，“我家里甚至有一双蛇皮裤袜，”她告诉我。
斯塔带着我们去参观乌苏里斯克。
俄罗斯最大的汽车市场之一就座落在小镇里,于是它的名字便声名远扬。这座小城濒临日本海，所有三菱和丰田新车交易全都在这里。市场位于城市入口处的一座小山上。当我们快到的时候，整个山丘像是披上了一层忽闪着魔幻般的银色。只有当我们走进市场，才意识到是太阳光照射在崭新的吉普和四轮驱动车上反射出来的。这里每个人都开最新款的车。他们的厕所可能是一个户外木制的简易房子，他们的公寓可能已经泛黄，但他们有着清一色闪耀着电视广告的黑色轿车。斯塔带我们去见识一个场面，当地人炫耀他们的豪车是如何升级到顶配的。一个家伙在车后面安装了一个按摩浴缸，还有一个人干脆做了一个家庭影院。他们在炫耀自己引以为豪的财产时充满着温情。这些体格彪悍的男人都很悉心地对待他们的爱车。斯塔拿出一把小小的牙刷，来清洗他的陆地巡洋舰汽车车头灯，他在小心翼翼地擦洗，饱含着耐心，仿佛在给一个刚刚学会走路的孩子洗澡。
斯塔带着我们来到城外的山顶上，这里可以看到最好的风景。远处那些风蚀残烛的工厂仍然在冒着黑烟。山涧里有几处墓地映入眼帘，墓地前伫立着黑色的大理石墓碑，赫然在目。上面隽刻的名字吸引着年轻的黑帮：“拳击手布芭”，“鲍里斯·梅赛德斯”，他们的肖像也被刻在墓碑上，仿佛在诉说着他们在黑帮盛极的故事—一个人在晃动他的奔驰车钥匙，另一个则用他的手机摆造型—，仿佛是埃及的法老们带着他们最重要的财产被永远地发配到另一个世界。墓碑上的日期都是同一天，这些年轻人在九十年代同一天辞世。日期是黑帮之间曾械斗的日子，整整一代人元气大伤。
“这里有很多是你的朋友吗?”我问斯塔。
“大多数是我们一起的，”他信誓旦旦地回答道。“但也不全是黑帮的人，很多人死于流弹射击。”
晚上我们前往一家餐厅，名字叫迈阿密。餐厅外面耸立着是一株十二英尺高的塑料棕榈树。在小镇里到处都有塑料棕榈树，当地人认为这代表着时尚。迈阿密餐厅门前是一个停车场，地下室里还有一个按摩院。
“这里是一站式的服务”斯塔解释道，“您想要的所有服务在一个地方就可以得到。”餐厅墙壁被毛绒勃艮第修葺一新，里面摆放着黑漆的椅子。客人们都穿着熨得平平整整的西装。餐厅老板是一个中国人。我们距离中国边境仅五十英里，有传言说这里有三分之一的人口是从中国非法入境的。
“以前中国佬到处溜达，”斯塔说道，“但后来黑帮给他们收拾了。现在他们只出现在市场和郊区。他们需要知道这里是俄罗斯领土……但这里最好的餐厅是他们开的"。
大家一边进餐一边唱卡拉ok。中国的侍者们送来食物的时候，餐厅每个人都在哼唱着“善桑”小调，这首低沉甜蜜的黑帮情歌已经成为俄罗斯最流行歌曲的小调。“善桑”把黑帮的心理历程折射到俄罗斯文化的焦点。这些曾经在地下流传的狱中歌曲，充满了黑帮行话和俚语，诉说着西伯利亚劳改营的故事和你失去母亲的悲怆。如今每个出租车和杂货店里都在播放着这首歌。“弗拉基米尔式中心”是一个经典的婚礼仪式。来自全国各地的新娘们身穿奶油泡芙婚纱和瘦高的高跟鞋，微醉着和同样微醉的新郎在舞池里慢舞：“温暖我孱弱的内心，摆脱牢狱的桎梏/但我生命的春天已经逝去。”斯塔在中国人开的迈阿密餐厅也唱过歌，但他似乎太温柔，太和顺，甚至不像是黑帮的人。
“你在说我吗？黑帮？上帝，没有的事，”他被问及时显得有点惊讶。“我只是一个商人。那个铁铲只是做秀而已。我喜欢跟着维塔利混日子。”
我问他，他们之间是什么关系。他很快就转移了话题。
我跟维塔利说下一次还想见到他。
“斯塔吗？斯塔是向我们交保护费的商人之一”
“他现在是你的朋友吗?”
“我告诉他做啥他就做啥”
原来维塔利曾经将斯塔打得一塌糊涂，斯塔现在对他是一半崇拜，一半恐惧，他现在围着维塔利鞍前马后地转悠，帮维塔利穿外套，拿电话。在这个小镇里我们看到的所有人都有点愁眉苦脸，小心翼翼，情况简直太明显了。只有黑帮们才能生活的挺胸阔步，绚丽夺目。这是维塔利的小镇，是俄罗斯小镇的代表和缩影，在这个国家有三分之一的男性蹲过监狱，小镇的生态让媒体顾问和电视制片人对政客晕头转向。
我们约了一天拍摄维塔利接管整个市场。场景是年轻的维塔利和他的团伙在勒索市场商户的时候被警察破获。商户就有自己扮演，警察是请来的真警察。“
“你们今天为一个黑帮做事会有问题吗?”我们问警察。
他们都笑了。“你认为我们反正为谁工作?”（海参崴新市长绰号温妮小熊维尼，以前是黑帮老大，曾因为威胁要杀死一名商人而坐过牢）。
维塔利演员阵容有好几百人，本来应该是很混乱的，但我从未见过一部电影竟然如此巧妙地制作。他的黑帮成员就是制作团队。在职业杀手出镜时谁敢迟到？维塔利显得非常自然，他的帽子拉得很低，长手指不停地敲打他的嘴，对每个摄像机的机位摆布十分在行。虽然没有任何打印出来的脚本，但他永远不会出错，简明扼要、有条不紊地指挥者剧组成员。
"这就要像是在布置一次抢劫“，“他告诉我。“不能有半点差错。跟你那些小小的纪录片完全不一样”。
所有的场景和道具都布置成八十年代末期的样子，衣服、枪支，还有市场卖货商贩的每一个细节都重现当年情境。尽管场景细节都很逼真，但维塔利拍摄的电影的方式更像是一部俗套的B级篇，远不抵纪录片电影的写实风格。维塔利的每个镜头是迷人的特写。他擦了擦额头的汗，叹了口气，像一个哑剧英雄眺望远方，在《星球大战》音轨声伴奏下侥幸逃生。这就是他看待自己，看待生活和罪行的方式。他曾制造也遭受过各种痛苦和死亡，如今他通过陈腔滥调的音乐和令人窒息的镜头展现给世人。
“什么样的电影会激发你的热情”我们问道。
维塔利停顿了一下。
“《泰坦尼克号》。这是一部真正的电影。迪卡普里奥出演的那部。那才是真实的生活。如果我能筹到钱那才是我想要的目标。”
三年前的那次会面没想到是最后一次见面。但我仍然能够时常想起他。奥斯坦金诺某频道每周都有一个乏味的场景。总统端坐在长会议桌尽头，桌子两侧依次坐着每个地区的州长：西部地区、中央地区、东北部地区等等。总统注视着每一个人，他们汇报自己的辖区内出现的问题：“流氓恐怖分子猖獗，养老金不能正常支付，燃料短缺......”，州长们看上去有些惊慌失措。总统心不在焉地摆弄着他们，神态活像维塔利。“好吧，如果你在自家的后院收拾不了这些烂摊子，我们总能找到一个新的州长来做这些事情。......”。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个场景勾起我的记忆。后来我才意识到：它真正的灵感是源自电影《教父》，影片中马龙·布兰多聚集了来自五个行政区的黑手党头目。昆汀塔伦蒂诺也用了一个类似的场景，刘玉玲与东京黑帮家族在基尔比尔会晤—这是黑手党电影惯用的修辞方式。也适合于克里姆林宫里作为总统的形象：他穿得像黑帮老大（全身黑色西服套装，外套一件黑色POLO衫），他的声音也完全出自黑帮电影里面 （看到敌人时一枪打过去他就变成一滩屎......”)。我终于可以读懂媒体顾问们的逻辑：人民最尊重谁？黑帮。所以我们要让国家领袖看起来像一个黑帮，要让他像维塔利。
尽管国家领导人也在模仿黑帮，但是文化部和奥斯坦金诺放言出来，克里姆林宫需要积极乐观的电影。俄罗斯的黑帮电影，理论上讲可以媲美世界上最伟大的影片，已经被逐步淘汰了。那些曾立志成为是俄罗斯本土罗伯特·德尼罗的演员们，突然间不得不改弦更张去改造自己的形象，不再是浪漫喜剧明星的印象。在西方情况正好相反，当电影和电视节目乐此不疲表现黑帮世界的时候，政客们努力把自己塑造为正直的公民，而这里政客们在模仿暴徒，但是影片却描绘了一幅美好的图画。当我向TNT极力推销黑帮节目时，他们目瞪口呆：“我们要做快乐的事，彼得。快乐起来！”我认为维塔利很难筹到一大笔钱去拍大片了。我开始对他有点担心了。
维塔利在车站接我。他穿着熨得平平整整但很普通的运动服，我曾见过有人已经穿过一段时间了。他向我热情地打招呼，我感觉出他看到“昔日老友”后发自内心地高兴。
“谢谢你的到来。”
“你现在住在D车站吗?”
“我是躲在这里。我要避免去莫斯科：那里警察太多了，随时要检查您的证件。我那些伙伴每个人都被迫回家去了。即使我多给钱也找不到人可以拍摄了。”
我感觉到维塔利在考虑朝着他的老本行发展，但我目前不想探究得太仔细。我们走到他的车跟前：是一辆全新的四驱车，没有牌照。车后面挂着一套熨烫平整的西服。
“当我向藏匿的时候就住在车里。我觉得这里要比住公寓还要好”。
“你的电影项目现在怎么样了?”我问起他。
“我约见过一些莫斯科制片人。他们想让我给他们提供电影脚本。难道他们认为我很笨吗？我知道他们就是想剽窃。”
“可是，维塔利，现在这里都是这么操作的。你保证会有版权的。”
“这意味着没用。你不可能信任那些制片人，他们都是骗子。我试着还是从我同道上的人搞到钱，就是那些黑帮大佬们。那些人可以信任。问题是他们都不想要投资黑帮电影。‘那没有前途’，他们这样告诉我。”
原来维塔利想要我给他做一个简短的专访。他正计划拍一部关于他自己的纪录片。
“你们搞媒体的还没有一个人能拍摄过我。你带大摄像机了吗？不错。”
我们在车里进行访谈拍摄。维塔利如数家珍道出他最辉煌的一面，语速非常缓慢，简直像爬行动物一样，充满了传奇。
“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可能会比其他人要强。我跑得更快，跳的更高——”话说到一半的时候，他突然停止说话下了车。他开始破口大骂，从车的后面塑料袋里拿出一瓶水，然后喝了一口，对着一个邋里邋遢、眼睛红肿的流浪汉啐了一口。流浪汉悻悻地爬走了。维塔利回到车里，喘气还有点粗，但他的怒气就像盏灯一样熄灭了。
“你应该不希望把他和我拍进一个镜头中。他很令人讨厌。”
维塔利接着继续进行我的采访。他已经把我想说的话都倾囊倒出了；我要做的只需要记住脚本即可。
“我第一次见到维塔利的时候，给我印象是一个极度危险的男人，但是也是最危险的人才，所有我见过的人中......"
他讲了很长的时间，我不停地给他提醒台词。维塔利是个富有耐心的导演，拍了五组镜头就完成全部拍摄。
采访结束后，维塔利到后面拿出几本硬皮精装书。
“这些书是送给你的。”
那都是维塔利自己写的小说。
“我已经开始出书了。它们卖得很好。我很诚实，第一本书是请别人代写的。但从那以后我已经学会了自己写书。
早期的大部分书籍都是描写维塔利犯罪的生涯。但最后一本书中，他已经改变了流派。它是一本讽刺俄罗斯政治的书，讲述一个黑帮控制的国家，操作其巨额的天然气储备威逼周边国家就范(当时正值俄罗斯威胁乌克兰切断对其天然气供应）。
“我时常在想我应该步入政坛”，维塔利说，“我只是觉得那些政客很无聊，我没想到他们竟然玩和我们一样的套路，虽然已经很落后了。我决定要献身艺术。如果我不能拍电影，我会去写作。彼得，你觉得前途如何？应该是喜剧。在TNT给我搞一个论证会吧，他们可能会转播我的那些狗屁书籍。”
我答应维塔利将尽力而为。他坚持要我拿一堆厚厚的封皮黑色有光泽的书向别人展示。我无法拒绝他，就把它们装到两个塑料袋里带在回到镇上，那些书的边角很锋利刮破了塑料袋，我每走一步都会蹭到腿。
在TNT我帮维塔利也没有尽心去做，只是把书籍送到了负责喜剧脚本的部们。
“不知道是否能做到，但我答应了，”我几乎是带着抱歉在安慰自己，想这件事情都全部结束了。
但过了几个星期当我走进TNT时，看到维塔利穿戴着西装和帽子，端坐一个玻璃隔断的小会议室中，与几个制片人谈事情。他注意到我进来后站起身子，脱下他的帽子，朝着我挥了挥手。“嗨，兄弟，”我听到他叫我，声音很低沉，透过玻璃有点失真。我突然想转身离开不理会他，假装我从来没有见过他，不认识他。“兄弟！”他又叫我，挥动帽子的幅度更大了。我惟一能做的只能是放弃逃脱的想法而去迎合他，我叫的声音更响亮：“兄弟！兄弟！”这时候办公室里每个人都能清晰地听见我们说话，于是都开始看着我。
“他是真的吗？”喜剧文学部的一名女编辑之后问起我。“这一切好像是在演戏。”
“哦，他确实很真实。你对他的书籍感兴趣吗?”
“它写得很好。我们真的需要考虑一下。”
TNT擅长制作讽刺类的节目。如果说前苏联把幽默打入死牢并视它为人民公敌的话，新的克里姆林宫主人则积极鼓励人们拿自己去开心：TNT计划制作一档真人秀节目，讲述腐败的杜马议员们一边开私人派对淫乱，一边互相吹捧赞美对方是坚定的爱国者；另一档节目则讲述俄罗斯唯一不受贿的交通警察——他的家人正在挨饿，妻子不停的唠叨，在他耳边吹风让他变成“正常”人，要学会腐败。反正没有真正的政府官员被点名，为什么不让观众真正地发泄一下呢？他的讽刺会工作，维塔利讽刺克里姆林宫那些规则的感觉是对的。
我试图再次跟进与维塔利的会面时，他已经不见了。谢尔盖告诉我他受到指控被拘捕了，他又再次变得异常低调，睡在他的吉普车里，远离所有的城市。我在猜他一切都很好，每年书店的低俗小说货架上，我都能看到他的新作摆在那里，绝大部分是喜剧小说。
（NOTHING IS TRUE, 部分译文，与大学老友王占新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