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靠“朝阳群众”不如放开媒体监督

日前，北京警方通过官方微博“平安北京”推出民警原创设计的“朝阳群众”和“西城大妈”卡通形象，并制作卡通形象文化衫，与反恐宣传品一起赠送给积极参加活动的热心网友。在西城区，群防群治力量超七成为社区大妈，仅2015年，“西城大妈”就发现72条涉恐信息。（9月5日《中国纪检监察报》）

有关“朝阳群众”这个群体，近两年是不断见诸报端，尤其是超过千万粉丝的天使投资人、微博打拐发起人薛蛮子被举报“嫖娼”，并让薛蛮子不断在央视《新闻联播》中露脸之后，“朝阳群众”更是名声大噪。随后，很多卖淫嫖娼、刑事案件线索，都是由“朝阳群众”提供。8月上旬，朝阳消防支队还披露，96119火灾隐患举报热线开通以来，共接到“朝阳群众”举报案件达16818个，千余名群众受到奖励，累计发放奖金近35万元。

而“朝阳群众”作用发挥最为明显的，则是举报明星吸毒、藏毒。从2014年开始，李代沫、张元、宁财神、张耀扬、高虎、尹相杰、王学兵、张博、黄海波、薛蛮子、王全安、房祖名和边策等等，均遭北京朝阳群众举报，后被警方查处。2015年4月初，北京警方接到群众举报，8名外籍人员在朝阳区一所国际学校内聚众吸毒被抓获。

此次“9·3阅兵”，首都公安机关在全市范围內广泛发动85万市民群防群治助力安保，“朝阳群众”无疑也立下了汗马功劳。有意思的是，“朝阳群众”因为无处不在但却无名无姓，人们甚至将其戏称为“世界第五大王牌情报组织”。

《中国纪检监察报》这篇题为《反腐也需要“朝阳群众”》的文章，以“某省群众来信在2013年之前，每月不过几百封，目前达到了每月近3000封”回答了自设的“反腐领域有没有‘朝阳群众’？反腐如何依靠群众取得更大成效”问题，充分肯定了包括“朝阳群众”在内的众多普通市民在维护社会治安、打击各类犯罪特别是反腐败中的作用。

笔者理解群众来信增多与群众监督力度增大有直接的关系，但群众来信之所以陡然增多，却并非群众觉悟同步陡然增高，而是因为中央反腐力度的加大，让群众感觉到了“举报有效果”，而不是像以前某些官员虽有“一尺厚举报信”，但仍安然无恙，照样在台上人五人六，台下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甚至很多针对某人的举报信竟神奇般地落到被举报人手中，而且还由他本人来处理，你说谁还那么傻，愿冒着全家生命财产的安全去举报贪官？

笔者也是充分肯定“朝阳群众”在维护首都治安中所起的积极作用,但并不希望官方过分渲染让坏人陷入“人民群众的汪洋大海之中”，理由有二：一是过分鼓励“朝阳群众”向警方提供抓嫖、抓赌、吸毒、藏毒等信息，难免会导致部分一心想立功的市民通过大量窥探他人隐私以获取有限的信息，合法公民难免会受到伤害，这就会导致他人的反感，加重社会猜疑，不利于诚信社会建设。二是这些“朝阳群众”很多都在六、七十岁之间，有一部分仍保留着较为明显的红卫兵习气，如今再让他们套个“红袖章”，对于讲究法制的北京来说，也有碍观瞻。此外，有的市民原本素质就不高，套个“红袖章”后就以为“高人一等”，难免对外地人、对社会底层群体呼来唤去，无助于树立首都“首善之区”形象。

笔者以为，反腐依靠“朝阳群众”远不如放开媒体监督效果好。道理很简单，媒体具有“朝阳群众”所不可能有的新闻调查权，媒体触角更广，敏感性更强，调查更专业，更有针对性。比如近期多起高官被中纪委拿下后，媒体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报道了该官员大量的丑闻及有可能涉案问题，这说明被查官员还在台上的时候，媒体早就掌握了他们违纪违法的证据，只是不敢公之于众而已。而一些媒体人靠个人力量，通过微博拉下了刘铁男、宋林等高级干部，也充分佐证了媒体监督在反腐中的作用不可估量。笔者甚至戏称，如果大陆有香港那么多“狗仔队”，官员“与他人通奸”的案例必将立降九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