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华大叔（二）：“走江湖”

2021-05-27

1969年，我父母带着刚刚出生的大弟弟回老家，我一个人跟外婆生活在昆明。1973年我到了上学年龄，被父亲接回老家。我相信是贵华大叔牵着马到城里去接的我。我们家有什么事儿要找人帮忙，通常会想到贵华大叔，他热情，仗义，讲情义，好面子。他很崇拜我父亲，我父亲也欣赏他。我应该是骑在贵华大叔牵的马上，爬过钻天坡回到老家的。

我从小就是勤快人，看见大人做事就会伸手帮忙。我不怎么跟同龄的小朋友一起玩耍，他们喜欢的那些游戏我不会，也不怎么参与。我愿意跟奶奶下地干活，收玉米，挖土豆，都是有趣的事情。父亲给我准备了小扁担和小竹篮，奶奶上山的时候我就跟在后面。一开始我不愿意上学，因为学不进去。我在昆明跟在外婆后面认识了一些字，可以看小人书了。进学校还要学那些小虫子爬行一样的拼音字母，不是我想象中的上学。过了一学期，不再学拼音了，我才进学校。

我在农村做农活的正式的师傅是贵华大叔。我最初跟他学的是扛柴。我们那里的主要燃料就是柴火，一户人家男孩子的主要家务就是上山砍柴。我在七八岁之后，每天都要做很多事儿。早上要挑水，舂猪食；下午课后要上山砍柴；晚上，还要跟着奶奶推石磨磨玉米。我刚回老家的时候，我们家烧柴还主要靠买。我父亲有工资，而且柴火也很便宜。有时候，我母亲给娶妻嫁女的人家织毛衣，也可以换点柴火。织一件毛衣五元钱，可以换500公斤柴火。我七八岁开始砍柴，算是贴补家用，我十来岁的时候，家里的柴火就都是我扛的了。

我跟着贵华大叔上山砍柴，他告诉我什么是好柴，什么地方有好柴，怎么砍柴，怎么捆柴。一开始，贵华大叔牵着马，马驮一驮，他肩扛一捆。我只是肩扛。等我长到十来岁的时候，能力强了些，就跟着贵华大叔一起骑马上山，用马驮柴。我干活的时候手脚麻利，虽然只是十来岁，砍柴能力不比成人差。一驮柴一百多公斤，贵华大叔砍好了，我也砍好了。用马驮柴，柴火要砍成一定的长度。砍好之后，要码驮子，捆驮子，最后是端驮子。整个程序就是要将柴火在驮子上码放好，用皮条捆绑好，最后端到马鞍上。前两个程序属于技术活，要练习几次才会。端驮子属于力气活，要有一定身高，一定的气力才行。我那时候个子矮，气力也不够，就只是帮着牵马，端驮子的事情就由大人来做。贵华大叔气力很大，有时候只是我们两人上山砍柴，他也能一人将驮子端到马身上。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将驮子一侧顶在肚子上，握住驮子中间的杠子，将驮子凌空抓起，放到马背上；另一种是找块高石头，将驮子一侧挪到石头上，在另一侧将驮子端起，协助的人再牵马从驮子下穿过。贵华大叔喜欢带着我上山干活，因为我勤快，有眼力见儿。牵马，喂马这些事儿，我都会自觉主动去做，能给大人省些事儿。现在想起来，贵华大叔教我做事，其实是很得法的。很多事情，教会我做之后，就让我自己去做，即使做得不好，也要慢慢来，他不会代替。比如，教会我砍柴之后，我的柴从来都是我自己砍的，他从没帮过我砍柴。各人砍的归各人。教会我码驮子和捆驮子之后，我的驮子就由我自己码，自己捆。码不好或者捆不好他可以指导一下，但还是要我自己去做。这对我来讲其实是好事，免得我有依赖，学不到技术。我跟他在一起，做不好的时候他可以帮我，要是我跟别人在一起，就麻烦了。

贵华大叔除了是生产队长，干活能手，一定意义上还是江湖人士。农闲时节，他经常骑马到处跑，经常带着我。贵华大叔喜欢带着我“跑江湖”，可能跟我父亲有关。贵华大叔崇拜我父亲，而我父亲在当地很有影响。贵华大叔跟人说起“这是我老表的儿子”的时候，脸上很有光彩。

我跟贵华大叔“走江湖”，去得最多的是邻村法土村，他舅舅家在那里。有时候只是单纯的走走亲戚，看看老人，有时候是去帮忙干点农活。我们家也有亲戚在法土村。我二姑奶奶，也就是我爷爷的姐姐家，也住在法土。村子不大，谁家来了亲戚很快全村人都知道。我跟贵华大叔到了舅舅家坐下不久，我二姑奶奶就派他的孙子，也就是我的表哥们来找我，要我到他们家吃饭。二姑奶奶的儿子早就不在了，儿媳也跑了，二姑奶奶带着五个孙子孙女，生活非常艰难。我父亲那时候经常要接济他们。他们家住着一所大草房，破破烂烂的，屋顶经常漏雨。原先他们家境还不错，有一座大瓦房的，时间长了，没钱维修，就倒了。我到他们家，二姑奶奶总要竭尽全力招待我，将省了一年舍不得吃的火腿拿出来。饭桌上，不断给我夹菜，恨不得一碗火腿都要塞到我碗里。我少年时候是有些嘴馋的，但吃二姑奶奶家的火腿还是很不忍心，尤其是看到二姑奶奶挡比我年纪小的表妹们的筷子的时候。有时候我想，我那些表弟表妹们是很恨我的，他们比我还少肉吃，可在饭桌上她奶奶却只照顾我，还限制他们。我宁愿跟贵华大叔在他舅舅家吃饭，因为在那里不会有这种尴尬。贵华大叔帮他舅舅干活，我也可以帮二姑奶奶做点事情。他们家自留地边上，有一排十几二十棵棕树，好几米高，还没有剥过棕皮。我十来岁的时候，家里的棕树，核桃树和香椿树就归我打理了，剥棕已经是我的拿手活。于是我用了两天时间，帮二姑奶奶将十几二十棵棕树剥了，留下一大堆棕皮。这东西用来做绳子，做蓑衣，是极好的材料，供销社也收购。二姑奶奶的几个孙子不太听话，不太中用。后来过个年把，二姑奶奶会托人给我父亲传话，说她家的棕皮又可以剥了。

我跟贵华大叔“跑江湖”，最有趣的事情就是去“江边”。“江边”就是南盘江边。我们红河州与南边的文山州隔着南盘江，“江边”属于热带气候，有一些热带物产。芒果，菠萝，香蕉之类，最多的是甘蔗。七十年代中后期，正是物质最匮乏的时期。过年也没有太多改善生活的余地，家境好的能杀猪，家境一般就只能到集市上称两斤肉。我十来岁的时候，时兴过年前到江边驮甘蔗。过年期间一家老少嘴里有个甜头，也是美好生活的体现。我们老家在一道山梁上，往南下一道深沟到大队所在地足马村，再翻过前面一道山梁，下面就是南盘江边。从我们家到江边，直线距离大概也就是两公里，步行距离得有十七八公里，得走六七个小时。

我读小学高年级及初中时候，差不多每年都跟着贵华大叔到江边驮甘蔗。贵华大叔是江湖人士，周边地界认识很多人，在江边也有很多朋友。我们到江边驮甘蔗，通常是头天走，到了之后砍好甘蔗，码好，捆好。晚上就在他朋友家喝大酒，吹大牛，住在那里，第二天一早再返回。第二天早上走的好处是，走到半山坡容易打滑的地方，天晴的话路已经晒干了。贵华大叔的小弟，比我大两三岁，有时候也带着他去。通常是我们一人一匹马，各人照管各人的。返回的山梁非常陡峭，得有六七十度吧，得绕很长的坡道才上得去。路又窄，坑坑洼洼的，到处是乱石。碰到雨天，到处泥泞，一不小心打滑翻下山，就得直接滚到山脚。有时候遇到对面来马队，措让得非常小心，驮子相撞或者马匹受惊，都可能造成灾难。每年因为驮甘蔗，都有马匹翻下山摔死的。有时候连尸骨都找不到。

虽然惊险，又非常艰苦，我还是每年都向往着到江边驮甘蔗。那里有淳朴友好的壮族同胞，那里有异国风光情调的原始森林和热带水果，这些都让我感觉到醉人的美好。记得有一次到江边贵华大叔的朋友家，我骑在马上就可以摘到头顶的芒果，那种感觉真的很奇妙。而且，能够为一家人驮回甜美的甘蔗，也有一份成就感。贵华大叔兄弟驮回的甘蔗，就在他们大家族中瓜分，我驮回的甘蔗，也会分一部分给姑姑家，给周边邻居家的老人。

我印象最深的是那次到“江那边”砍松明。大概是七七年夏天，供销社煤油断货。我们老家，原先就是烧松明照明的，后来有了洋油灯，烧的是煤油。那一年，物资全面紧张，煤油断货。据说，会持续一段时间。集市上开始出现卖松明的，作为照明材料。贵华大叔在“江那边”有朋友，托话过来说到他们那边砍松明，省得去集市上买。“江那边”就是南盘江的对岸，贵华大叔在那边有朋友，姓李，原先是我们这边的，后来到对边开荒谋生。

只是跟对方大概约好了那天去，没有说好具体时间。再说，那时候手表也不普及，人们的时间观念也不太强。江那边的李家就住在离江边不远的地方。南盘江水非常澎湃，站在江边有震耳欲聋的感觉。隔着二三百米的江面，对面说话很难听清楚。江那边的李家就住在江边不远的山包上。我们到了之后，贵华大叔向着对岸大声喊叫，根本没人应答。贵华大叔一贯是以自己的嗓门作为高音喇叭使用的，他每天召集开会，布置生产任务，就是靠嗓子在村中间上上下下喊叫的。无奈江水涛声太大。不过，老李留了小儿子在家，告诉他留意江边动静，今天会有客人过来。看到我们之后，小李来到江边。小李文文静静的，十五六岁，还不够强壮。隔着奔腾的江水，小李边喊叫边比划告诉贵华大叔，他父亲和哥哥们都上山干活去了，中午会回来吃午饭。他说江水太大了，他可以把船划过来，但没有把握将我们划过去。人多，马多，重量大，他撑不动。他的意思是我们在这边暂时等一会儿，等他父兄回来，或者等他去叫他们现在回来。我们一行有三人，三马，而准备用来运送我们的只是一艘木船，完全靠人力。

贵华大叔胆子大，好逞能。他也没有划过船，但觉得靠他的聪明和悟性，划船不是什么难事，稍一尝试就能掌握。于是他要求小伙子将船划过来，他来试一试。小伙子很犹豫，江水实在太大，不能开玩笑。架不住贵华大叔的劝诱，还是将船划了过来。四人和三马上船之后，水面离船舷就不远了。贵华大叔比划了几下，就跟小李一起将船向江对面划过去。江水太急，承重太大，木船才进入主河道边上就控制不住，被江水冲往下游。一开始速度还不是很快，但已经完全失控。我感觉到末日再次来临。我在昆明的时候，曾经在水塘里被淹，昏死，浮到水面，幸而被救。这一次，估计是死定了。关键时刻，贵华大叔灵机一动，跳入水中，将缆绳迅速缠到礁石上。木船停止移动，我们终于脱险。在船上颤颤悠悠等了一个小时左右，老李父子三人回来，才将我们拖到对岸。贵华大叔后来说，当时他也害怕得要死，要是缆绳拴不住，他就得准备到下游捞我的尸体了。

脱险之后，一切都是那么美好。李家父子尽是豪爽仗义之人，与贵华大叔很对脾气。聚在一起，又是大块吃肉，大碗喝酒。松明已经为我们预备好，我们只需要装驮子就可以驮走。大人们喝酒的时候，三叔我们跟着小李到森林转悠。小溪边几人合围的一株棠梨树上，密密麻麻爬满了知了，那叫声要把耳膜刺破。居然不怕人，我们走到树下它们还是在树干上蠕动着，嘶吼着。三叔往树上扔了一个石块，知了顿时停止了嘶吼，像雾一样散开。相互之间发生冲撞，顿时在树脚地上铺了一层。我们这边男人们喜欢炸知了下酒的，估计江那边物产太丰富了，还轮不到知了上酒席。

我们返回的时候，贵华大叔他们还在喝酒。贵华大叔其实酒量不怎么好，耐不住李家父子太客气，勉强多喝几杯。这一天是走不了啦。第二天李家父子还是不让走，说水太大，不安全。我倒是乐得多留一天，到原始森林中转转，到他们家地里拔花生吃，在田头吃热带水果，都是非常惬意的事情。第三天，李家父子才让离开。除了给我们准备好松明之外，还在驮子上装上一袋子新鲜花生。后来，李家父子也成了我父亲的朋友。再后来，我父亲将李家大儿子顺生介绍给我三舅爷爷的二女儿绕兰；再后来，顺生大叔成为我三舅爷爷的上门女婿。顺生大叔头脑灵活，是做生意的好手，很快就发家致富了。我三舅爷爷因为自己没有儿子，有些怪异，对顺生大叔一贯不冷不热的，但顺生大叔几十年如一日，坚持以热脸贴冷屁股。一直到将我三舅爷爷养老送终。这是后话。

解放军前，从我父亲的爷爷到我的爷爷，都是发家致富的能手。听我姑姑讲，解放前前村里的好地，大部分是我们家的。有些是自己开垦的，大部分是从原来富户手里买来的。比如，大地主何天春家为了供何天春读书，贱卖了大部分土地，就被我家买下。土改的时候，何天春家其实已经没落了的，只是因为何天春的国民党员的身份，才被划为村里唯一的地主。就土地占有来讲，我们家其实才是真正的地主。但是，因为我父亲解放前就参加了革命军队，算是“老革命”，而且我们家解放前未曾雇工，当时土改小组长又是我父亲的远房的表哥，所以受到照顾，我们家只被划分为中农成分。土改的时候，绝大部分土地都收归集体，只留下村子边的自留地，以及自留地边上的经济林木。我们家的经济林，主要是竹林，香椿树，核桃树，棕树。竹林主要是在自留地边上用来防止鸡猪进入的，有时候砍几根回来编织竹筐。我们家的桃子味道倒是不错，只是容易长虫子，没有太多经济价值。还有大大小小十几棵核桃树，每年可以结不少核桃。还有十几棵香椿树，十几棵棕树。这些经济林木，很多年都没人正儿八经打理了。我父亲从小在外面读书，然后参加革命，他回来的时候其实不怎么习惯干农活了。我姑姑虽然在家，但作为女子又不适于爬高上低的抛头露面。我在十来岁的时候就知道这些经济林木的经济价值，而且奶奶也放手让我去管。我所谓的“管”或者“打理”，就是将这些经济林木的成果拿去市场换钱。我似乎很小就知道金钱对于自由的价值，为了卖小人书来读，我曾经与小伙伴们一起扛柴到公社屠宰场去卖。一公斤才一分钱，我唯一的一次卖了二毛六。我父亲知道这件事的时候有些生气，觉得屠宰场剥削了我。说他可以花五分钱买我的柴。其实，我十来岁之后，我们家所有烧的柴都是我扛的，没有花过一分钱。

打理经济林木当然是比扛柴卖更加有效的挣钱门道。我很快学会了剥棕，学会了分类和捆扎。公社上的供销社收购棕皮，分为不同等级，有不同价格。通常在周六下午剥棕，晚上分类，捆扎，第二天趁赶集送到供销社出售。首先是剥棕，也就是将棕皮从棕树上剥下来。棕皮大概是每个月长一张，要经常剥，棕树才长得快，长期不剥的话，棕树还容易死去。剥棕其实很简单，竖着一刀，横着一圈，就解决问题。只是树高的话要搭梯子，树更高的话要绑横木。我比较习惯绑横木，只要细心，就不会有问题。我的邻居，我叫“大爹”的那位，也是我们村唯一的富农，唯一娶过两房太太的那位，就是剥棕的时候不小心摔树下的到石窝里，摔成了驼背。棕皮剥回来，要分类，捆扎在一起。供销社收购棕皮，质量不同等级不同，等级不同价格不同。质量等级主要是看宽度和长度，也看新老程度。分类之后，将同类的棕皮捆扎在一起，十张一捆。我那时候也学会了一些取巧的做法（顺便说一遍，我们那时候都觉得过好日子的城里人在剥削我们过苦日子的山里人，所以对于投机取巧没有一点心理负累），就是将又宽又大的两张放在表面，里面夹着不是那么宽，不是那么好的七八张。每一捆的两头都要用粽叶绑好，外面大里面小那就摊不平，猫腻就很明显。我们的做法是，首先，要将里面小一号的棕皮尽量拉扯，拉得跟外面好质量的棕皮一样宽，甚至更宽。为了防止里面的棕皮回抽，还在绑好摊平的棕皮上喷水，然后用石磨盘压上一个晚上。到了第二天，整个的棕皮就平平整整的，看起来清清爽爽的。到供销社卖的时候，营业员要给棕皮评级，会仔细检查，看了表面，还要看看里面，所以实际上该评什么等级，别人是心里清楚的。我们那样辛辛苦苦试图投机取巧，只是安慰了自己而已。我卖过很多次棕皮，掌握了投机取巧的很多伎俩，但究竟我每次卖的棕皮被评了什么等级，每一等级多少钱，我从来就没弄清楚过。营业员评了级，给张条子，我再拿着条子去取钱。从来不知道条子上写的是什么，也不敢问。我剥棕的那些技巧，以及整理棕皮时投机取巧的那些伎俩，都是贵华大叔教我的。不过，贵华大叔不卖棕。一来他们家棕树不多，有限的几棵棕树的棕皮留着自己打绳子都不够。二来，即使他们家有我们家这么多的棕树，我想他也不会去供销社卖棕。贵华大叔在我们山上还算是个人物，公社上，供销社里的那些干部，他大多认识，他是不会像我这样为了几毛钱而丢人现眼的。

应该是我十来岁的时候，我经常跟贵华大叔一起骑马到城里赶集。春天卖香椿，冬天卖核桃。先说卖核桃。我们家有十几棵核桃树，主要在村边的自留地边上，也有在村外山里的。村外的核桃管不了，谁都可以去摘。自留地边上的核桃基本上由我来打理。将核桃从树上打下来，要放在墙脚沤一段时间，然后脱壳，然后再晒干。因为核桃可以存放，而且家里人都喜欢吃，所以我们家的核桃不怎么买。我记得只到城里卖过一次，也是跟贵华大叔骑马去的。那一次卖了我少年时代挣到的最大一笔钱，十四块多。那一次，感觉自己一时成了有钱人，忘乎所以，沿着县城老街，从东头吃到西头，将以前只会看着流口水的各种稀奇小吃吃了个遍。还买了一大堆糖果回去分给家人，还买了一堆鞭炮，一堆小人书。

我跟贵华大叔到城里卖东西，最有意思的经历是那次去卖香椿。那时候城里是星期天赶集，我们头天就得将香椿摘下，捆扎好。我们那里产香椿，但没人吃。香椿树可以打家具，香椿要是不卖就没有经济价值。通常我们在周六傍晚开始摘香椿。因为这时候太阳快下山了，不怎么热，摘下的香椿不容易蔫掉。摘得早的话，太阳一晒就蔫了，就没有卖相。摘香椿有专门的工具，长长的竹竿，尽头是一个铁制的钩子，一个倒钩，一个直杈。树不高而竹竿够长的话，站在地上就能摘下。树太高的话，就得爬到树上。摘香椿还是要点技术，用竹竿尽头的钩子或者叉子勾住或者卡住香椿芽的根部，快速一扭，就掉下来。最好是要保持香椿芽的根部，这样保鲜时间长一些，卖相也会好一些。香椿摘回家，要连夜分类，捆扎。相近质量的捆成一把，大的一把五六头，小的一把十来头。捆成一把一把的一是便于携带，搬运，二是便于计量，我们买东西都是按自然数量计量的，因为我们不会用称。一定要注意将相同质量的捆成一把。出售的时候，如果一把里面有好的有差的，买者就会依据差的来讲价。如果一把之中质量一样，就不会因为这个问题陷入讨价还价中的麻烦中。我们这些乡里人，在跟城里人讨价还价中总是要吃亏的。香椿捆好之后，要在面上撒上水，为了保鲜。我那时候卖香椿，这些工作都是我独自完成的。我的这些技巧，也大多是贵华大叔教的。我的香椿不多，很快准备好，就去贵华大叔家看看，帮他分拣，捆扎。这些具体的琐碎事情贵华大叔不怎么动手，一般是他母亲以及他妹妹在弄。对于家人不怎么帮我的忙，我也没有什么好抱怨的。我的情况跟贵华大叔不一样。贵华大叔卖香椿是为了贴补家用，所以他做的是家庭的事情。我买香椿纯粹是我个人的事情。奶奶将经济林木的打理任务交给我，不是为了让我给家里挣钱，只是为了让这些经济林木发挥作用，也是为了锻炼我。我打理这些经济林木挣的钱，我完全可以自己支配。当然，我是从来不会吃独食的。

我们去城里卖香椿，都是骑马去的。从我们村到城里，二十多公里，大概二分之一走的是碎石公路，二分之一走的是山路，要三个小时左右。要赶到早上八点左右到城里，夜里四点多就得出发。通常会有好几人相约而行，就在贵华大叔家门口集合。我每次卖香椿，大概就百十把，一二十公斤。可以一路骑马过去。赶马的人其实都是爱马的，如果货物重，就舍不得骑了。走山路的时候，上坡和下坡，尤其是晚上，还是要小心。走到公路上，大家心情一下子放松，就会策马奔驰，吆喝声在山谷中回响。在那种飞一样的奔驰中，我小小心灵中澎湃起自由的豪情。

我们到县城老街的时候，天已大亮，不过还是有我们摆摊的位置。我们将驮子卸下之后，一般是贵华大叔看着摊子，我将马匹牵到街道后面的马店。我跟贵华大叔去过两次马店之后，就跟看店的老头熟悉了。以前，山里主要靠马帮运输，所以集市上专门有接待马匹的马店，主要是给马匹提供休息场所，还要喂水，喂草，收取费用。我后来进城里读高中，那时候汽车多了，马匹运输不那么重要了，那家马店也就关门了。

我们卖香椿，各卖各的，互不相干。我们还经常要隔开一段距离，免得相互之间竞争。我卖东西，不太愿意跟人讨价还价。大致有个心理价位，差不多就成交了。我吃过一次亏，守着一堆香椿，价钱不合适舍不得卖，结果到了傍晚，送人都没人要。只能带回家，结果连猪都不吃。我卖东西，只是在玩儿。即使我跟贵华大叔学了一些取巧的伎俩，终究也不是做生意的料。有一次到城里卖香椿，来了一位老太太一位老头，那老头看起来慈眉善目的，老太太看起来皮笑肉不笑老奸巨猾的；老太太先来，出价还比老头高，我还是将香椿卖给了老头。老太太站在一边，连连说我是憨包。

下面讲一讲有一次贵华大叔带我去吃羊汤锅的事情。

我们在老街卖完香椿，时间早的话，贵华大叔会带着我到新街边上的牛马市场看看。贵华大叔脑子活，什么都愿意学，也学得快。这些年生产队里大牲口生病，都要请外面的兽医来看，时间长了，贵华大叔跟着也学到一些兽医方面的知识，对大牲口有一些了解。那时候，农村经济趋于活跃，大牲口交易市场正在放开。贵华大叔对做牛马生意很感兴趣。这门生意据说学问很深，做得好的能赚大钱，做不好可能倾家荡产。牛马市场在新街的尽头。一进市场贵华大叔就大着嗓门跟人打招呼，仿佛所有人他都认识。牛马市场边上有卖牛羊汤锅的，我们在牛马市场逛的时候，闻到牛羊肉的气味就受不了。有一次，贵华大叔就说他带我去吃羊肉汤锅。贵华大叔说，羊肉汤锅很好吃，但实在太贵了。我们今天卖东西挣的这点钱，还不够吃一次汤锅。但就算再贵，我们也要吃。吃肯定是要吃的，但钱肯定是付不起的。我们牵着马走向卖羊汤锅的棚子，贵华大叔神神秘秘跟我说，一会儿快吃完，他先走，说他牵马去边上喂完水再过来。让我吃完之后悄悄溜走。这不是耍赖骗人吗？这样做不是很缺德吗？这种事情我没做过，有些害怕，有些迟疑。贵华大叔说不要害怕，胆子大一些，没问题。如果卖羊汤锅的不让我走，他会回来解决问题。羊汤锅的美味对我有太大的吸引力，我最后还是点头同意了。找到一家铺子，称了一公斤羊肉，加上蘸水，还有米线，就在棚子边上吃起来。我心里还是有些忐忑，总在想着待会儿怎么溜走，要是被抓住了怎么办。想着这些事儿，心里打着鼓，羊汤锅的味道都没怎么吃出来。快吃完，贵华大叔跟师傅说，他牵马出去喂水，一会儿过来结账。又指着我说，我侄子再吃一会儿；又说他还要回来吃米线。可能是看贵华大叔那样大大咧咧，豪爽大方的样子，师傅对他也放心，就让他走了。那户人家的生意很好，师傅忙得不可开交，我乘他不注意，悄悄溜出来。出了新街，看到贵华大叔在跟人聊天。那一刻，我衣服都被汗水湿透了。

第二年卖完香椿，又故伎重演。上次那家可能已经搬走了。隔了一年，可能碰到了也认不出来。这一次，贵华大叔做得更过分一些。买了一公斤半羊肉，加上佐料和米线，用一只砂锅装起，说他要端到牛马市场跟他朋友一起吃。他说起他的“朋友”，估计是牛马市场上的名人，卖羊汤锅的也认识。老板没有怀疑，我们就大大方方地端起羊汤锅离开了。我们端着砂锅，到牛马市场边的山脚小树林中吃完，拍拍肚子，骑马回家。不仅没有开羊汤锅的钱，连别人的砂锅都带走了。

这算是偷奸耍滑，算是占人便宜吧。那时候，山村实在贫穷，贫富差距实在巨大。山里的人们，总觉得是自己在养活着城里人，心理极不平衡。城里人赚钱那么容易，过得有滋有味的；我们山里人，一年到头面朝红土背朝天，还吃不饱也穿不暖。所以，如果有机会，占点城里人的便宜算不了什么，这可以理解为是城里有钱人对山里穷人的补偿。那时候村里的男人聚在一起聊天，经常相互吹牛，如何如何玩弄了城里人，如何如何占了城里人的便宜。现在想来，这种心理应该是特殊时代背景下处于社会底层人们的一种自我心里安慰，一种阿Q精神。

去年寒假期间我和雨燕到哈马者村吃羊汤锅，真是鲜美啊，而且一点膻味儿都没有。我想起了贵华大叔带我去羊汤锅的经历。很是感慨。我想到这个暑假我回昆明，要是贵华大叔方便的话，我要带他到哈马者村大大方方大吃一顿羊汤锅，使劲儿吃，能吃多少就吃多少。想不到，我只能想到，已经做不到了。

在我十来岁之后五六年间，时常跟着贵华大叔“走江湖”，这是我人生最丰富多彩的时期。当然，这个“江湖”只是贵华大叔的“江湖”的小小一个角落，而且在与贵华大叔的关系中，我也只是窥视到那个江湖冰山一角。之后，我离开了家乡，脱离了贵华大叔的江湖。贵华大叔继续在他的江湖畅游，而我要去寻找我的不一样的“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