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重要观念,都可以而且必须成对地讨论,否则就说不清楚。这一类道理,最初由老子说出: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已。??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音声相和,前后相随。
自由与自律,构成了这样一对观念。只谈自由而不谈自律,则自由不成。另一方面,自由与不自由,当然也构成了一对观念。不自由,可以表述为“他律”,从而与“自律”构成需要澄清的一对观念。于是,我们有了三个相互联系的观念。
视观念为“要素”——elements,从两个到三个,甚或多于三个要素的时候,我们可以说,由一些要素生出...
作者文章归档:汪丁丁

在公共领域内所持的矛盾态度:批判主流,关注思想,拒绝媒体。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同时兼任东北财经大学行为与社会科学跨学科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席、《新世纪》周刊学术顾问和《财经》杂志学术顾问。
研究领域包括发展经济学、制度经济学、宏观经济学、数理经济学、资源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经济学哲学、经济学思想史、新政治经济学(公共选择理论与社会选择理论)、演化社会理论(演化认识论与演化道德哲学)、制度分析基础、博弈论基础、微观经济理论、资本理论、经济增长与发展理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
1969年,赴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曾做农活(农工)、机械修理(机工)、炼钢浇铸(炼钢工人)等工作;
1974年,调回北京某电子研究所做工人,其间曾发明“抗跳键积分电路”;
1977年~1981年,就读于北京师范学院数学系,获理学学士学位;
1981年~1984年,就读于中国科学院系统科学研究所,获数学与控制理论专业理学硕士学位;
1985年,赴美国东西方文化研究中心访问研究;
1986年~1990年,就读于夏威夷大学经济系博士班,获经济学博士学位;
1990年~1993年,担任夏威夷大学东西方文化中心“东亚经济发展,文化与制度变迁”项目博士后研究员;
1991年~1995年,任教于香港大学经济系;
1996年,担任德国杜依斯堡Gerhard-Mercator大学客座研究员;
1997年3月,任教于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前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担任经济学教授,讲授“数理经济学”与“制度分析基础”;
曾兼任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
从影响因子引发的联想---谈谈中国学术状况与出路
影响因子的计算方法不唯一。首先,这是中国官僚们出国考察从西方学术界抄袭得到的。其次,谁来计算并提供权威的影响因子的排行呢?一开始或许有许多机构都可以提供这类服务,但后来呢,事情就有了实质性的突破。目前,国内提供这一学术指标的机构,同时也占据着最肥沃的“寻租”领域。当然,我希望将来会出现多家指标竞争局面。
其次,影响因子的排序,外行看热闹,官僚们都是外行,但他们负责发放科研经费,巨大数额的,最小单位是十万元,最大的单一科研项目经费或许是数百万元,每年通过教育部发放的经费,我孤陋寡闻,十年只参加过一次这样的会议,我估计总要发放数千亿元,或者,数千亿元的经费是...
我们的市场经济为何不健康
中国市场经济的病症在于没有独立自由的企业家
粗浅的描述性的解答是这样的:中国的商人,统计显著地不能抵制各级官员的掠夺之手,所以中国没有健康的市场经济。我推测许多读者会立即反驳:出现这样的情况首先应责怪官员而不是商人。其实,如同市场均衡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那样,蔓延在中国社会里的腐败行为,也是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
我在香港大学任教时期,申请了一个项目,观察和研究中国社会以及东亚有儒家文化传统的企业家群体,并写了一些文章概括我的体会。那是在上世纪90年代初期,以今天的立场回顾,那时中国内地尚未出现大规模的私人企业。“邓小平南巡”的政治效应,大约...
高GDP腐败的寻租中国再难有生产性
寻租中国
在中国经济转入“创新驱动”的关键发展阶段,寻租活动的主要性质是腐败的和压制创新的。
作者:汪丁丁
一篇不足2000字的文章用这样一个标题,醒目而已。去年秋季我在北京大学讲授的新政治经济学研究班,内容有三大部分:其一是寻租现象与寻租理论,其二是企业家与企业家理论,其三是政治制度的实证分析与规范分析。这三部分内容的连接方式特别重要:官僚政治与寻租活动构成强烈互补,并且官僚政治严重压抑创新活动,所以,一个社会的文明化程度显著地反比于它的官僚化程度。我在《行为经济学讲义:演化论视角》中,用三个维度来刻画一个社会的文明化程度:...
中国劳动工资问题
几年前,我写文章详细讨论过这一问题。现在,在中国面临着的若干深层问题中,我们看到,一方面,劳动要素的价格被普遍压低,另一方面,教育和医疗的费用迅速增加。从而,中国的体力劳动者及其后代难以转型成为更具创造力的“知识劳动者”。于是,在发展这一阶段,中国经济正以不容忽视的概率滑入“劳动的低水平循环”。
通常,在一个健康的市场社会里,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份额,随着经济增长,可逐渐从30%增加至70%。在中国这样的转型期社会,普遍观察到的现象是,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的比重停滞在大约30%的水平。或许,在高科技行业,由于劳动要素的主体是...
租、寻租、企业家
我常讲,看一个人是否懂得大学本科生水平的经济学,只要看他怎样运用“机会成本”概念于现实生活;看一个人是否懂得研究生水平的经济学,只要看他怎样运用“租”概念于现实生活。
机会成本与选择构成一对范畴。决策者在全部可选方案构成的集合之内的任一选择的机会成本,是他因这一选择而放弃的其他选择当中价值最高者的价值。这意味着,凡与一项可选方案构成互补的,都应归入这一可选方案,是它的组成部分。若非如此,我们将无法列出能够清晰界定机会成本的可选方案集所含的全部元素。
换句话说,当经济学家假设有“可选方案集”的时...
何谓“直面现象”的经济学?
熟悉中国改革的思想历程的读者,常常觉得中国经济学家看问题的方式不同于西方经济学家,作为对比,他们常常觉得从西方学成回来的年轻经济学家,在分析中国本土的经济问题时,难免如“隔靴搔痒”,看法虽正确,却未中要害,不如张五常和周其仁这类经济学家的看法那般“入木三分”。
另一方面,学院派经济学家,依我个人的判断,未必从理论上认真看待素不喜谈论博弈论和一般均衡理论的经济学家如张五常和周其仁之类的看法。于是形成了经济学在中国的某种“割裂”状况:一方面,经济学研究的主流是芝加哥学派;另一方面,对现实经济问题的分析,...
阴谋论为什么不正确
印度智者克里希那穆提一语惊人:“在有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地方,没有智慧。”因为,自我太渺小,很容易想象自我是更大的自我的一部分,于是有了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政治狂热。不仅如此,克里希那穆提更大胆指出,这里还包含着某种不可治愈的自卑情绪。我建议读者去读克里希那穆提的原作,因为对他的语言的任何转述都不能保持其原有的说服力。
不论如何,最近十年,我们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情绪日益高涨。虽然,就我们的民族性和文化传统而言,春秋时代的老祖宗早已树立榜样,中国人的世界观自古就是天下主义的而不是民族主义的。诸如列宁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也一再教导我们,民族是...
市场,价格,理性控制的根本谬误
市场,价格,理性控制的根本谬误
——写给秋季选课的同学
讲课和读年轻朋友的文章,感受到强烈的反市场倾向。宏观调控以来中国政策的一系列失败,似乎还不足以说服这些朋友反思我们和我们政策制定者的狂妄理性的致命弱点。这一事实本身就表明,要让公众(我从不预期那些被官僚政治弱化为“脑残”的政策制定者)懂得“复杂现象”的一般原理,多么艰难。
其实,每一个人的脑,包含数百亿神经元,这些神经元结成的网络,是典型的复杂系统。我们完全可以将脑内的网络类比于工商社会的复杂网络,从而获得一些关于复杂现象的常识...
中国经济发展的正常与非正常阶段
当前,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处于人口学家所谓“人口红利耗竭”的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由附图最上方的第二条垂直线即“对劳动力的需求”显示出来。因为,对应于这一垂直(短期)需求的,是向上弯曲并迅速攀升的劳动力供给曲线,并且如附图所示,第三条需求曲线不再是垂直的而是由开放程度与国际市场决定的向下倾斜的需求。
在正常的经济与社会发展阶段,这样迅速的供求关系变化及其变化方向的转变,被称为“发展的转折期”。中国的问题在于:首先,尚未确立与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