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文章归档：陶东风
《意识形态与恐怖》节选自阿伦特《极权主义的起源》第三部分第十三章，在本书于1951年初版中并没有这章。这章是在1958年的再版中加上的并取代了出版的那个阿伦特自己认为“不像结论”的“结语”，因此本章可以独立成篇，是阿伦特对于极权主义的集中的理论概括。
本文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一开始提出的一个核心命题是：极权主义是一种全新的统治形式，不同于历史上曾经出现过的其他统治形式，比如专制、暴政和独裁。这是理解阿伦特极权主义起点和关键。阿伦特认为，极权主义绝非只是从暴政、专制和独裁等传统统治方式的“军火库”中借取一些方法、手段和工具。相反，存在一种极权主义...
1、90年代以降，各色国学热花样繁多、五花八门。有在人民大会堂闪亮登场、强势媒体隆重推出的国学，有在全球化学术市场吆喝叫卖的国学，还有在银屏上装神弄鬼的国学。等等。国学，在主流意识形态的盛情邀请中崛起，在中小学生的纷纷下跪中崛起，在哗啦啦的点钞机声中崛起，在所谓明星学者的信口雌黄中崛起。
所有这一切，都不能从学理上去解释，它绝不表明国学研究在今天取得了多么了不起的成就，但它的确表明国学在今天是多么香艳诱人的好东东。国学进入了与金钱、权力、学术资本的全面交易时期。今天不是国学研究的黄金时代，但是的确是作为交易的国学、作为表演的国学、作为产业的国学以及作为学术投机的国学...
直到上世纪80年代，无论是中国知识界和还是普通大众，都普遍把文化、特别是其中的文学艺术，当作是非常精英的活动，甚至是精英的专利。然而，90年代以后，大众传播手段，特别是网络的迅速发展和普及，打破了精英知识分子对文学艺术和文化活动的媒介手段的垄断性占有，导致文学和文化活动“准入证”的通胀和贬值。这使得当代中国文化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去精英化时代。
文学艺术和文化活动的精英化是由于各种原因造成的，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是精英知识分子对于文学艺术和文化生产的各种资源，特别是媒介资源——文字能力和出版机会——的垄断...
我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通过短信和别人联系，而不是通过打电话。问一个事情或者通知一个事情，闲的无聊的时候找人聊天或者节日期间亲朋好友相互祝福（包括新年拜年），大家都喜欢发短信。问身边的一些朋友，他们好像也有这样的经验。
这到底是为什么？一个不假思索的回答可能是：为了省钱。一个短信一毛，一个电话三毛。这样的回答我以前非常相信，今天仍然部分相信，但是却不完全相信了。这种解释把人们选择发短信而不是打电话看做是纯粹的经济理性行为，但即使从经济理性的角度看，一个电话，包括手机电话，虽然每分钟三毛，一个短信才一毛，但一分钟能说很多话，而且免却了没完没了按键输入的麻烦，我的经验是...
公共性的基本含义
所谓“公共性”有两个基本含义，一是指通过进入公共场合、公共空间而获得的可见性、公开性、透明性（公共性A），与此相对，私人性则是处于隐蔽状态的、不公开的、不透明的；二是与公共利益的价值关联，这个意义上的公共事件就是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件，这个意义上的公共物品就是属于公众所有的物品（公共性B）。比如一个人拿自己合法挣得钱去赌博，即使输得精光，这也是他的私人事务，和公众利益无关，我们可以说他的道德境界不高，但是却不能说他侵犯了公共利益；但是如果他拿社保基金、拿国家的钱去赌博，那么无论他赌赢了还是赌输了，都是对...
想当“老大”好好干，别嚷嚷
《北京日报》记者：最近《中国不高兴》很火爆，请问为什么会出现这类宣扬民族主义的畅销书？
陶东风： 整个20世纪的中国都充满了民族危难和民族屈辱，同时，民族解放运动也风起云涌。这种情况下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是一个很正常的事情。每个中国人都不可能不关注自己民族的命运。近代以来中国在世界是一直处于边缘，经常受欺负，其在世界上的实际地位和人们的心理期待长期以来存在极大差距，这导致了各种复杂的心理反应，比如对自己的民族和民族文化爱恨交加、对西方与西方文化又妒又恨，极度自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