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说法，可谓源远流长。 为什么“商”与“奸”总是相依相随呢？ 这与历史上的“贱商政策”不无关系。 历代王朝，多把商人视为“贱类”，把商业视为“贱业”，乃至极力贬损商人地位，动辄进行人身侮辱。 秦代视商人为囚犯，强迫他们与逃犯一起去戍边；汉代规定商人不许穿丝，不许乘车，不许骑马，不许购买土地，不许其子孙入仕为官；魏晋时期曾规定，商人要头裹写有自己名字的白布，并且要一只脚穿上白鞋，另一只脚穿上黑鞋，以区别于其他阶层；唐宋时期限制商人与士大夫交往，惟恐他们传染晦气和铜臭；元代商人更没有经营自由，社会地位形同农奴；明清以降，商人又屡遭皇帝老儿乃至所谓农民义军的巧取豪夺。一部商业史，不啻于一部商人血泪史！ 商人的确有“奸猾”的一面，他们中有些人囤积奇货，贱买贵卖，弄虚作假，缺斤短两，尔虞我诈，为富不仁，为富不税，不行乡里之善，不周国家之急，为了牟利竟无所不用其极。如西晋时的大商人王戎，家里种有一种上好的李树，光靠卖李子每年就能赚好多钱，真可谓“摇钱树”了，但王戎特别害怕买李子吃的人得到种子，于是，总要先用锥子把李子的核钻破了，然后再卖，其奸猾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 商人为什么会奸猾呢？ 原因很多，但有一点，这就是与主流社会对他们的道德评价和期许有关。 日本学者新渡户稻造在分析日本国的奸商时写到：“对这种职业的轻蔑，就自然而然地使那些不顾社会褒贬毁誉的人们集聚于其范围之内。‘把一个人称为贼，他就会去偷’。如果某一职业蒙受玷污，那么从事这一职业的人就会照此来定他们的道德水平。正如休·布莱克所说：‘正常的良心会一直上升到对它所要求的高度，又很容易下降到所期待于它的标准的界限。’大概这是十分自然的。” 正是主流思想意识对商人的奸猾的期许，对商人实际的奸猾行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使其不自觉地按照这个期许来进行奸猾的商业活动，而这又进一步证明了先前期许的正确性。如此循环往复，社会不断用“奸猾的理论”联系商人“奸猾的实际”，而商人也在不断用“奸猾的实际”来满足“奸猾的理论”的期许。最后，就有了“无商不奸，无奸不商”的符合实际的理论和符合理论的实际。 现在，人们子规啼血一样地呼唤诚信，而就商业诚信来说，解决的办法固然有很多，但请不要忘了肃清历史泼向商人的污水。好在士、农、工、商的社会地位排序已成明日黄花，尊商重商、士商一体已蔚为大观。 如此，不妨给商人和商业一份“诚信”的社会期许，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