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日益“强大但不确定的中国”，成为世界之迷。曾几何时的“中国崩溃论”也已烟消云散。海外甚至出现了探讨“中国经验”、“中国贡献”、“中国机会”的情形。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具有潜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可怕，没有谁能够阻挡，世界在推测，中国自己是否能约束自己。在中国又一次走向世界的时候，有健康而宽容的胸襟，国际化的心态是我们必须具备的。
中国下一种形象
在中国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之际，在中国进入新的发展阶段之时，这个古老文明似乎再度成为了西方人眼中的一个谜。在未来几年或十几年里，中国的下一种国际形象究竟是什么？这与中国自己苦心经营的形象，有着多大距离？“强大但不确定的中国”，成为了最近以来外界议论中国时常用的一个关键词。
如果说中国让人眼花缭乱的国际形象可以追溯至马可·波罗时代,那么,今天,龙的国度似乎再度令外界看不太懂。
在雅典奥运会上,中国人给世界的印象是“颠覆”──他们首次冲入了第一集团。媒体称,中国人究竟将怎样改变世界秩序?
“和平发展”正在成为国际上的一个流行词。西方人兴趣盎然，却各有解释。是“伟大已经降临到了中国人的头上”，还是“一个更具威胁的中国”?
不久前，中国新身份证系由日本公司印制的“传闻”，以及中国足球队在亚洲杯上败于日本，都使反日情绪达到“临界点”。海外舆论说，“崛起的中国要仇恨昔日对手一百年吗?”
中国经济也令人看不太明白了。几乎没有一家海外机构能够准确预测出中国GDP去年在非典阴影下增长9.1%的事实。所有的估计数字都偏低。而今年上半年在宏观调控下达到的9.7%的增长率，更让世界惊诧。
另一方面，围绕着中国的发展，海外也出现了探讨“中国经验”、“中国贡献”、“中国机会”的情形。
“强大但不确定的中国”，成为了最近以来外界议论中国时常用的一个关键词。
8月底，由上海市人民政府主办、上海社会科学院承办的首届“世界中国学论坛”在上海举行。论坛以“多元视野下的中国”为主题，来自海内外近400名一流学者囊括了目前几乎所有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着的“中国通”。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他们对未来中国形象的描述，既让人振奋，也有些扑朔迷离。
“在泡沫中热寂”，还是续写经济神话
2001年7月章家敦提出“中国崩溃论”时曾“确定”地预言，“中国现行的政治和经济制度最多只能维持5年。”但是，现在，已过去了整整3年，实际情况与他预言的恰好相反。
不过，也有人认为中国经济正受着过热困扰，前景具有“不确定性”。美国《华盛顿邮报》今年4月20日的专栏文章《中国经济是否过热》评论道:
“在泡沫经济中，人们会觉得好日子将永远持续下去。上世纪80年代日本人有这种感觉，90年代末美国人有这种感觉。如今，中国人也是这么想的。在他们眼里，‘经济奇迹’的阳光无比灿烂──而殊不如，乌云已在悄悄逼近。”
然而，出席论坛的印度尼赫鲁大学中国研究专家戴史潘教授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经济增长仍将继续，这主要来自于中国的两个特点:一是中国国内市场容量巨大，即使出现像东南亚那样的经济危机，也不会发生经济崩溃;二是中国有着强大的政权保障，哪怕出现危急情况也不会产生太大的混乱。
是“新威胁”，还是稳定力量
更多人关注的一种“不确定性”，还不是中国经济本身，而是经济奇迹究竟将把中国带向何方?
“许多西方人认为中国具有潜在的力量，这种力量可怕，没有谁能够阻挡，世界在推测，中国自己是否能约束自己，是否会恢复中华帝国，或者更大的帝国，又或者是能改变其他国家的什么?”上海社科院副院长黄仁伟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早在1996年前后，美国《外交》、英国《金融时报》、法国《费加罗报》、日本《朝日新闻》就曾发表关于中国崛起的文章，认为中国崛起必然伴随用武力谋求霸主地位，由是形成了“中国威胁论”。
现在，情况有所变化。黄仁伟指出，认为中国崛起之后要通过战争手段统治世界的言论，在西方已没有多少市场。如今，是另一种层面的“中国威胁论”。
相较于过去较多强调意识形态和军事，如今，是不知道中国经济究竟会成长到多么巨大，以及它将如何改变世界经济秩序。法国评论家埃梅罗吉说，真正感到“有点实际威胁”的是，伴随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整体经济规模扩大，国际市场越来越感到中国参与竞争的压力。
更多的人则怀疑，这么大的一个中国以后会怎样，中国能否保持安定，会走往什么方向。“这种对于中国未来不确定的担忧导致的‘威胁论’，在西方比较强势。不过，仍有很多人认为，崛起的中国将是世界稳定的重要力量。”黄仁伟说。
说“不”的中国,抑或说“是”的中国
1996年出版的《中国可以说不》影响仍存。中西方由此发生激烈言词交锋。“妖魔化中国”一词也不胫而走。
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认为，当时的背景是西方国家在1989年之后制裁中国。1995年台海事件后中美关系也面临许多问题。
情形如今已有变化。专家指出,“9·11”后,美国一方面“顾不上”中国,另一方面在不少场合力求与中国合作。那么,中国在国际舞台上会更多地说“是”吗?
说“是”，意味着自信的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主动向世界回应自己的责任和扮演的角色。在联合国有关问题、在朝核危机、在防扩散、在亚太安全问题上，中国都明确提出自己的主张。在世贸组织里，则有着更大的牵制作用。
说“是”，也表明中国可以在一些问题上与西方开展对话与合作。世界上出现了一个更遵守国际游戏规则的中国，也是一个作为“国际秩序的建设者和改革者”的中国。中国的国际形象更具有确定性。
然而，这也引发了另一种不确定性的担忧。《纽约时报》8月28日报道，中国在亚太地区的政治影响不断增强，已经引起了美国政府高级官员的警惕。
专家认为，中国实力能否强大到可以说“是”仍然是不确定的，除了经济力量继续上升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取决于中美关系的走向和台湾问题的解决。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俞新天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台湾问题是中国领导人政治智慧的试金石。”
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在以前，西方谈到中国，张嘴不离人权、民族和宗教，而现在，出现在西方主流媒体封面上的，多了不少“新问题”。
比如，最新一期英国《经济学家》报道，市场经济导致的中国传统医疗体系的瓦解是一大麻烦，并且，非典、艾滋病的爆发与流行还带来了国际问题。
在西方媒体看来，一方面，中国暴富人群花天酒地;另一方面，穷人连病也看不起。中国社会转型期的尖锐社会矛盾，包括腐败、失业、“三农”、国企转制、社会保障、劳资关系、精神危机等，无不成为关心中国的人们讨论的重心。
连“未富先老”也进入了西方人的视野。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不久前公布的《银发中国:中国养老政策的人口和经济分析》报告称，到2040年，中国将有3.97亿65岁以上的老年人，比目前法、德、意、日、英五国的人口总和还要多。如果解决不好这个问题，中国政府的威信将受到挑战，全世界也将受到影响。
那么，中国式的市场经济模式能否克服这些困难?未来中国究竟会不会坚持社会主义?中国的改革攻坚会否影响政治稳定?中国是否要加大政治改革力度以解决目前难题?西方人认为，这都是中国的“不确定”。
“能源黑洞”，还是“好市场”
对中国能源问题的忧虑早就存在，而去年中国集中爆发的全面能源紧缺，则引发了西方对中国未来的强烈担忧。
摩根士丹利亚太区首席经济学家谢国忠在2004年4月发表文章，提出“中国正面临首次能源危机”。他估计，中国的能源贸易赤字到2013年将超过1000亿美元。倘若中国经济长期维持8%的增幅，单纯依靠增加产能将无法满足投资激增时期的电力需求。
今年以来，西方媒体广泛报道了中国与日、俄等国发生的一些争执和冲突，焦点正是资源问题。
现在，中国正消耗着全世界1／3的煤，30%的铁和铝，40%的水泥……而中国产出的GDP仅占世界总量的4%-5%。这样的投入产出比让世界忧虑:中国到底是一个好市场还是一个“黑洞”?
出席此次论坛的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所长、俄中友协主席季塔连科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一些学者甚至担心随着中国实力的增强,强烈的能源需求会使它对一些能源产出地发动侵略,譬如西伯利亚。
但是，也有包括一些日本媒体在内的舆论预言，中国将与国外合作，开发新能源，为解决世界能源问题找到新出路。
“贫富悬殊”，还是“均贫富”
西方考察未来中国的另一个巨大不确定性，是农业问题。8月底，法国《费加罗报》、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俄罗斯商业咨询报》都报道了中国再次出现谷物短缺、面临“粮食危机”的问题。
但是，西方人的关注焦点已不再仅是“中国能不能养活自己”，农村稳定问题更多地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日本《产经新闻》今年早些时候报道说:在农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如果对农民问题继续置之不理，将发展成为中国重大的社会问题。
在此次论坛上，日本早稻田大学政治学教授毛里和子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农村不稳定的潜在危险将成为令未来中国政府最烦恼的问题，“中国政治背后的主角是老百姓，而他们又是巨大的贫富悬殊中的贫困一方”。毛里提到了中国历史上的“太平天国”运动。
但大多数学者并不认为中国还会发生“太平天国”运动，他们更关注目前中国的“共同富裕”战略能否有效实施。
“世界垃圾场”，还是“新绿洲”
8月底的一期英国《经济学家》封面报道即是《中国成长中的痛楚》，集中提到了污染问题。报道说:世行认定的20个污染最严重城市，有16个在中国。
在如今的西方人的眼里，中国的环境问题已不是一个国内问题。因为水和空气是可以流动的，中国的污染肯定会带给其他国家尤其是周边国家同样的危害。
季塔连科说，在中俄边境的乌苏里江，很多种鱼因为排入河中的污水而绝迹了。其他的影响还存在于中国的黄海，污水的排放不仅影响了中国自身的生态环境，还影响了周边国家的渔业。
德国海德堡大学中文系主任瓦格纳教授说，18世纪中国曾经面临严重的环境危机，目前中国经济发展对环境的压力可能会带来“第二次环境危机”。
外界赞赏中国放弃经济GDP崇拜，但担心的是:绿色GDP会不会造就又一种形象工程，而忽视了环境保护的全人类意义?中国能否按照国际标准来建设生态国家而形成“新绿洲”?
真正的竞争对手，抑或学习榜样
在所有不确定性中，有一种观点则比较确定:西方已第一次把中国视为一个真正的竞争对手，要求使用同样的标准、在同样的游戏规则下进行比赛。
上海社科院院长助理屠启宇说，这和中国发展水平和速度基本成正比，之前无论是中国的经济总量还是潜力都还没有被给予足够的重视。
他认为，这种认识大概在2000年左右开始出现。当时，联合国经合组织开始把中国作为研究对象，欧盟经济部门也成立了研究中国的部门。
在这方面,世贸组织不认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要求中国按照既定规则进行贸易;在市场经济地位的评价方面,许多西方国家坚持中国不是市场经济国家;再就是,从国际援助方面讲,连日本都认为中国应该“毕业”了。
与此同时，也出现了西方重视所谓“中国经验”的现象。今年5月，在上海召开的世界扶贫大会上，世界银行行长沃尔芬森把中国称为“优等生”，并把上海市以大手笔投入城市绿化、成都市综合治理府河和南河的经验在全球推广。
英国著名思想库伦敦外交政策中心今年5月发表了美国高盛公司政治经济问题资深顾问乔舒亚·库珀的一篇论文，提出了影响很大的“北京共识”概念。
“谁能解读中国案例背后的逻辑，谁就将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印度的戴史潘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然而，中国经验究竟有多大普适性?一些人认为，这还需要较长时间来观察。
“新生代中国”:爱恨如何平衡
或许，中国最大的不确定性，是这个国家的下一代。
黄仁伟说，将在未来10年中成为中国中坚的年轻一代，是在中国与世界经济一体化过程中形成世界观的，他们的理念，他们对未来的想法，特别重要。
“西方不可能等到未来到达时再去判断中国，而要看现在中国人的想法，特别是年轻人的想法，来推测中国未来会怎样。”黄仁伟说。
今年，西方主流媒体如《时代》周刊和《经济学家》，都发表了以中国新生代年轻人为主题的封面文章。《时代》认为，春树、韩寒、满舟、李扬等人是“80年代后”一代的缩影，称他们为“另类”，把他们与美国上世纪60年代“垮掉的一代”相提并论。
《时代》或许存在以偏概全的可能，但无论如何，想到13亿人口的大国有朝一日或将由“春树们”当家，西方人觉得必须重视。
专家们特别指出，要研究中国新一代对于世界持有的一种“爱恨交加的感觉”。那么，如何调节与平衡这种矛盾的感觉?
“愤怒国家”，还是理性大国
强大起来的中国会否成为一个狭隘民族主义的大国?这是西方对未来中国感到不确定的另一层面。
在西方的英文主流媒体上，最近时常可以看到“fen qing”这个汉语拼音。“愤青”正式进入了西方词典。西方人不理解:在开放时代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为何竟对西方文明持如此强烈的批评态度?
一种观点认为，这种情绪既传达了新一代中国人对西方霸权的不满，也表明他们对世界和对自己的价值取向的不确定感，以及他们在生活压力下的情绪宣泄。
毛里和子则认为，这与“中国政治风气比较宽松”有关，“中国的老百姓，以前没有什么机会发出自己的声音，现在可以了”，但是，“亚洲杯上的不愉快还是让日本感受到了威胁”。
来自英国的中国学学者杰拉德·张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我认为中国的过激民族情绪还很难控制，这个主要是后天教育的问题。西方国家有种观点，认为中国在公民的教育方面做得还不够。”
中国能否“约束”部分国民的不理智情绪?中国能否应用现代政治智慧处理好复杂问题?这极大关系到未来中国的国际定位。
在“改进”中走向确定
在《瞭望东方周刊》采访的专家当中，普遍认为中国国际形象塑造的最终决定力量取决于中国自身的行动。
在被要求用一个词汇描述对未来中国形象的看法时,俞新天说:“改进的中国。”他认为,与其他的描述相比，这个定位更具有动态的象征含义，既指中国富有活力，同时也喻示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灵活的内政外交姿态。
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便开始坚定不移地以市场经济国家的身份融入国际社会。从把“法治”原则载入宪法,到签署国际人权公约;从加入世贸组织,到吸收SA8000合理成分以改善国内劳工条件;从非典时期增加透明度,到积极参与朝核斡旋;从推行民主政治，到提出科学发展观，都被视为中国一步步走向“确定”。
黄仁伟说，新一届中国领导人执政后，对世界的看法越来越开放、明朗。中国仍将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并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持续发展。中国一定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这样一种方针，在最高层那里十分确定。
8月25日至29日， 第十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维护中国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中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基本目标。
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的王义桅提醒《瞭望东方周刊》，胡锦涛主席在讲话中特别强调了四个环境，这与以往单纯强调经济、政治环境相比，是一个重要的突破。9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对中国下一步改革开放将作出更清晰的部署。
“中国的未来走向，已然十分确定。以前，西方对中国有着种种悲观预言，结果都破产了。中国将继续用事实来让全世界信服。”他说。
不能骄傲的民族
中国的成功之处更多在于摸索出了一条迄今为止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未来发展还将面临很多重大考验
对于在短短25年里，尤其是在近几年里，中国形象为什么会产生很大的变化，人们认为有这样几种原因:
一是中国经济总量的扩大。中国国内生产总值25年里以年均9% 的速度增长，中国因素在世界上产生的作用越来越大，打破了“中国崩溃论”的诅咒。在外国人看来，中国已变得更加“巨大”而“活跃”了。今年上半年，中国出口贸易的小小波动，就引起日本和欧洲部分国家的震动。
二是国际环境的变化。“9·11”之后，中美关系缓和，东亚表现出对华亲和力，世界权力分散化，中国自身也在国际舞台上谋求积极表现，致力成为负责任的、建设性的合作伙伴，“中国威胁论”的调子进一步降低。
三是中国内政的调整。“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一经提出，便受到西方舆论热烈议论，被认为是决定中国未来走向的重要指针。包括以人为本、求真务实的施政理念，以及科学发展观的战略，乃至具体的宏观调控措施，也都让海外感受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新鲜气息。
比较一致的看法是,中国已经走到了发展道路上的关键路口。在这个时候,内政与外交已密不可分,中国如何稳健前行，并与世界建立新型的关系,成为了重大课题。
必须承认西方对中国的不同解读
参加世界中国学论坛的专家们指出，以前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存在一个误区，那便是习惯自行其是，不在乎外界怎么看待我们。这种心态到现在也还没有完全消除。
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王缉思说，中国人所受的传统教育，使得我们对自己国家的看法比较封闭，不能真正了解外界是怎么看待中国的。比如我们认为自己总是“与人为善”，“但这种看法，在一些外国人看来，不是不可以挑战的”。
他说，当人家说中国有威胁的时候，我们就不明白:我们从来就没有威胁过别人，怎么竟会有人这样说呢?“主要是出现问题的时候，参照系是不一样的。”
那么，对有关问题，除了坚持原则外，从学者的角度，还应该有更客观的研究;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则应该增加理性的认识;政治家则要拥有更加开阔的胸襟。“中国应该以平等心态了解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历史观。”王缉思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中国还只是“可爱的希望”
俄罗斯著名中国学家季塔连科在中国学论坛上用流利的汉语对中国人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中国，不要骄傲。”
虽然经济成就举世公认，但不能忽视的事实是，中国仍然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初期阶段，再快的速度也不可能让中国在短期内赶上美、日等发达国家。中国还存在许多深层次的结构性问题。
印度尼赫鲁大学的戴史潘教授对《瞭望东方周刊》说,总结所谓的“北京共识”尚为时过早。中国的成功之处更多在于摸索出了一条迄今为止符合实际的发展道路,中国的未来发展还将面临很多重大考验。
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中文系主任瓦格纳教授看来,认为世界的未来发展系于中国的说法,只是在全世界缺乏方向感的今天,人们的一种“可爱的希望”。中国的发展还远远没有“成型”,即将到来的环境和能源压力可能使中国的发展“很不稳定”。
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谈到，一个深厚而优秀的文明必定是“学习文明”而不是“教导文明”。“中国一旦骄傲，必然会付出美国那样的惨重代价。”
中国应当更加“世界”
2004年7月,中国公民赵燕在美国被殴打的事情一经媒体报道,就在中国掀起了轩然大波。不少并不知情的人在网上发表意见,认为赵燕被打就因为她是中国公民。
在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被称为“中国先生”的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主任傅高义教授表示，他并没有听说过赵燕事件，这件事在美国并没有被广泛报道。
同样熟悉日本问题的傅高义教授说，日本国会中的某个人讲了一些反对中国的“奇怪”的话，中国全国就会有强烈的反应。而实际上，那个人在日本并没有中国人想像中那么大的影响。对于在网上发表过激情绪帖子的人，他称之为“不懂事”。
专家们说，一个开放的大国要有健康而宽容的胸襟。在中国又一次走向世界的时候，国际化的心态也应当成为爱国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俞新天研究员说，“今天我们需要的是以合作为基调的国际主义，要把中国利益与世界利益结合起来考虑。”
让世界“看到”中国
不少西方人常常有这种感觉:中国人总是板着面孔，缺乏个性，只是一种“集体的存在”，好像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公约数把他们都了解。
杜维明教授说，一般美国人心目中的中国人，要么是赚了很多钱的大亨，比如李嘉诚，要么就是唱歌演戏的娱乐明星。这样的印象，在中国与西方之间形成了交流隔膜。
2004年3月,中国外交部正式设立公众外交处,外交面孔越来越亲民和柔和。海外的中国学专家说,今年初温家宝总理访欧期间给海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因为他愿意谈论自己作为大国总理的难处,让西方看到了一个真实和务实的领导人形象。
有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增加透明度,甚至与它的协调发展同样重要。在面对世界的时候，中国不妨坦承自己的困难。中国可以告诉世界，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受到限制,必须有所侧重、有所取舍。
学习包装术
国家形象归根结底是一国官员和人民自己塑造的,但在这方面,中国还不够成熟
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人过多强调“身正则影不歪、酒香不怕巷子深”，而忽视了在国际社会中宣传自己的形象。
这样就闹出了很多笑话。
“看《人民日报》就够了”
1979-1983年期间《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秦家骢回忆说:“我曾经看到《人民日报》登载一条消息,关于一家工厂生产出口产品，我就希望采访这个工厂，遭到拒绝。负责人说你看《人民日报》就可以了，我能说的和《人民日报》发表的肯定是一样的。你们就把《人民日报》翻译成英文就可以了。可无论我如何解释《华尔街日报》不是《人民日报》英文版，采访最终还是没能进行。”
秦家骢说，当时的中国官员对于如何应付西方媒体还缺少经验，外交部门一度也没有刻意追求国家形象的包装与塑造。
他回忆道,当时有一位中国政府部门的高层主管官员,召开了一个隆重的记者招待会。招待会开始之前,她发表了长达5页的演讲。演讲后,秦提了第一个问题:“中国是否接受外国银行的贷款?”没想到那位官员说:“谢谢你的问题,下一个。”她又继续让别的记者提问,待全部问题逐一提完后,她才开始说话──说了几句和那些提问全然无关的话,就结束了新闻发布会。
“中国妇女不需要男人”
“对国际形象问题，我们存有不少错误观念。”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美国问题专家王义桅博士告诉《瞭望东方周刊》。比如，将国际形象与国力等同起来，认为国家强大了人家自然就会尊重你。
“在对国际民众进行我们的外交阐释方面，还做得很不够。”外交学院周启朋教授接受《瞭望东方周刊》采访时认为。“比如，我们搞新闻发布会，应该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但如果面对国外记者，我们还像是上级对下级说话，就不会成功。”
秦家骢回忆说，记得有一次他参加全国妇联举办的一场新闻发布会，提了一个问题:“我看到中国很多夫妻两地分居，中国政府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全国妇联回答问题的领导严肃地说:“中国妇女和你们外国妇女不同，中国妇女不需要男人。”
互不了解做“傻事”
美国南加州大学政治系教授骆思典讲了一个故事:大概是1998年，有一天，美国驻北京的记者都接到电话，说中国政府某部门请他们去听报告。做报告的官员说克林顿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有变化，是建设性的合作，还给记者们吃了非常好吃的菜，像宴会一样。
骆思典说，那意思是说:“我们给你们面子。就好像当年毛泽东一样，半夜请人来，接见他们，是给老外面子。”
“可这样做的结果却是:第一，美国记者认为,干吗给我们吃这么好的菜,你们可以给农村那些吃不饱饭的人吃;第二，中方告诉美国记者，我们对台湾、西藏等问题的态度是对的，我们已经告诉我们的媒体应该这样报道，你们也应该这样报道。”
这位研究中国问题30多年的中国通说，当时，很多美国记者都吓了一跳:中国人认为我们是政府的傀儡吗?于是，《纽约时报》就把这件事给“捅”了出来。中国方面“好心办坏事”，就是因为不了解美国媒体跟政府的关系。
“中国人不近人情”
厦门大学传播学教授翟树耀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中国人往往把国内宣传模式原封不动用来“感动外国人”，收到的效果极差。
他说，比如向西方介绍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引用代表的话说:“我的文化水平和工作能力离一个人民代表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但我决心当好代表。”西方人感到中国人可怜可悲，既然他自己都承认水平不够，为什么还要选他?
中国曾拍过一部介绍中国幼儿教育的电视片，影片中幼儿园窗明几净，孩子们衣着光鲜，但新西兰人提出疑问:这些孩子都是全托，每周六天与父母分开，仅有星期天能相聚，中国人怎能如此“残酷”、“不近人情”?
再有，西方人非常珍惜生命，重视个人价值，我们却向他们不加解释地介绍中国人为了抢救国家财产，如小羊羔、电线杆子而牺牲生命，为了工作“三过家门而不入”，“妻子孩子病了顾不上”，“父母死了不回家吊丧”，这都使西方人感到中国人“恐怖”、“可怕”、“不讲人权”。
研究领导而不研究读者
制作各种外宣品是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事业单位的一项主要工作。
大连外宣办一位官员送给《瞭望东方周刊》一本《大连百年》，是大连的“名牌”外宣精品，用中英文印刷，每册有2公斤重，画册上领导“一个也不少”，方方面面工作“一点也不漏”。
这位外宣办官员说，因为太重、太大、太笨，内容也不适合外国人口味，外宾就丢在宾馆里。但就是这样的一本画册，还评上了全国外宣品“金桥奖”。
他苦恼地说:“现在一些地方对外宣传考虑的仅仅是领导的满意度。”他坦言，在制作外宣品时，大家往往把功夫都下到了研究领导上，而不是研究国外受众上，这是中国塑造国际形象的最大败笔。
中国正在学会“包装”自己
可喜的是，中央高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最近指出，要努力创新对外宣传的内容、方法和手段，争取国际社会对中国更多的理解和支持。坚持用事实说话，全面客观地向世界介绍中国的真实情况，通过事实本身的力量说服人。要深入研究不同国家受众的思维习惯和对中国信息的需求，因地制宜、因人制宜、有的放矢，增强对外宣传的针对性、实效性和亲和力、说服力。-
上海人给境外记者“开小灶”
“西方人眼中的上海”，主要是由50多家驻沪海外新闻机构塑造的，他们每天都在上海的大街小巷寻找适合的新闻，并发往世界各地。
以前，对这些人，上海跟中国其他城市一样，主要是“防范”;现在的原则是，能放开的则大胆放开，给境外记者公开、公正、公平的获取信息的环境。主要做法是:
●定期举行政府新闻发布会。最多的时候，上海市外宣办一年要为境外驻沪媒体开逾百场新闻发布会、吹风会和通气会。
●为一些西方主流媒体开“小灶”。上海市外宣办多次为《华盛顿邮报》、英国BBC等媒体驻沪记者联系落实采访。采访内容基本上都是媒体自己提出的感兴趣的话题。
●建立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制度。重要的委办局设发言人，要求重大事件要在第一时间要出声音，不后发制人，不跟着别人的舆论去辟谣、去声明。
●邀请外国人访问上海。1999年，上海曾请来99个世界著名摄影师和世界著名画家、作家。一位著名摄影家说:“我拍上海，要由我自己选择主题。”外宣办马上给他提供一辆小车、一名司机、一名翻译、一名陪同，他想拍什么就拍什么。
中国要更加开放 专访杜维明教授
一个民族自尊自重的强烈爱国主义，一定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分不开的话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
杜维明，祖籍广东海南，1940年出生于昆明，1961年毕业于台湾东海大学，后获得哈佛燕京奖学金赴美留学，196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81年始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和哲学教授，并曾担任该校宗教研究委员会主席、东亚语言和文明系主任，1988年当选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96年始任哈佛-燕京学社社长。
杜维明教授关于儒学第三期发展和新轴心文明的设想以及在“人文精神”、“文明对话”、“文化中国”、“启蒙反思”、“全球伦理”、“东亚价值”等论域的讨论，在国际国内思想界有很大影响。
8月21日,《瞭望东方周刊》专访了来上海出席世界中国学论坛的杜维明教授。
双赢是可能的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中西方有丰富的生活和讲学经验。能不能谈谈1949年以来中国形象的变化?
杜维明:关于中国的形象，从鸦片战争到1949年的110年，每10年就有变化;1949到1979每5年就有变化。改革开放以后基本稳定。
西方对中国常常存在误读。中国国内最糟的时候，就是“文革”的时候，国际形象反而“最好”，因为外国人觉得中国在塑造一个新的文明。在1968年，欧洲最好的知识分子都是“毛派”，Maoist, 最有名的是萨特，还有福柯。后来有一个学者叫Simon Leigh，写了一本书叫《中国阴影》，人们才开始看到“文革”的困窘，中国的形象才有所改变。
“文革”之后，中国的形象一直在上升，学中文、研究中国的美国人越来越多。现在又是一个热潮期，大家都在谈论中国经济。
我认为有两个主要问题会影响外面的人如何看中国，一个是宗教，一个是民族认同，这两个问题你处理得好，对其他国家的文化说服力就大。如果处理不好，即使经济再好，也会出问题。
《瞭望东方周刊》:如果让你用三个词来形容美国人眼中的中国，会是哪些词?
杜维明:第一个是“中国制造”, 你到哪里买东西都是中国制造。第二个是人口众多。第三个是“威胁”。西方有一个观点:数千年来很灿烂的一个文明，经过150年的时间重新崛起，是不是会有愤恨，或者说会不会有仇恨。
《瞭望东方周刊》:你如何看待中国的“和平发展”?西方人认为它会带来威胁吗?
杜维明:现在中国经济在全世界有非常大的影响力。中国“和平发展”后面的文化信息是什么，西方的杰出知识分子和一般民众都对这个问题非常感兴趣。任何一个民族的兴起都会造成世界格局的重组。这到底是健康的还是不健康的，就不光是中国人关心的事情。我认为，“和平发展”应该是双赢。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双赢可能吗?
杜维明:绝对可能。这不是指能源问题，我掌握50%，你们就只能分剩下的50%，那是具体的东西。双赢有两种可能性:一种是观念理念的创新、对话，你有一个观念我有一个观念，我们互相交换，大家都受益;另一种是交易，这是最基本的经济概念，你有我无，我有你无，我们互通有无。
我的意思是:在矛盾冲突的大环境里，在能源稀少、市场竞争的大背景下，大家能不能一起找一条一起受益，或者说失败者能够忍受失败、至少是能够渡过难关的道路。
使自己的形象多元化
《瞭望东方周刊》:你对推广中国形象有什么建议?
杜维明:中国人在美国人心中的形象常常很神秘。能够对中国文化进行长期分析的媒体很少。因此，中国人在推广自己的形象上还要下功夫。
举个例子，李光耀在访问华盛顿之前，提前3天先到哈佛，由最好的一批学者给他上72小时的课，讲美国的政治、经济、现在国会辩论的热点是什么。李光耀自己的英文非常好，对美国很了解，但他还做了这么周密的准备。他到华盛顿对国会发表演讲，对美国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批评。他讲完以后，全体议员起立鼓掌3分钟。你骂了他，他还为你鼓掌。这的确值得中国人学习:我们不能只有大而化之的准备，而更要有深刻的东西。
另外一点是，中国应该更开放，使自己的形象多元多样，而不是专门塑造形象。你可以用开放的心态让人了解你的优点缺点。比如说，我们可以跟外面讲，我们还处在发展的初期，有很多目的想达到而没有达到，因此我们更注重安定团结。现在中国领导人的形象就很好。他们比较务实，也愿意谈自己面临的困难。
《瞭望东方周刊》:现在国内的民族情绪有上升的势头，比如中日亚洲杯事件。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杜维明:这也是我担心的问题。这种心态非常不健康。有些媒体太傲慢自大。我们对西方的学习还很不够。
我们现在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或者说知识社会,你的知识精英是不是具有一种学习的心态很重要。你的文明是学习文明还是教导文明,这非常关键。美国曾经是很好的学习文明,但它的政府现在是教导文明:市场经济、民主、人权、公民社会都是我的看家本领,让我来教你。这样很危险。
一个民族自尊自重的强烈爱国主义，一定要和狭隘的民族主义区分开来。分不开的话就会发生很大的问题。我们应该既不仇外也不媚外，以佛教讲的平常心和宽宏大量态度来面对世界。
这里面最重要的是年轻人。年纪大一点的人多多少少受到生活和经历的影响,有自己的观点。但“新新人类”完全没有经历过二战和冷战,完全是在温暖环境中长大的,只知道“取”而不知道“给”，只知道“权利”(entitlements),而不知道你得到的话很多人就得不到,不会“推己及人”。
需要宽广的人文视野
《瞭望东方周刊》:你觉得未来5-10年中国的形象会发生怎样的变化?或者有几种可能性?
杜维明:我们应该用乐观的心态看中国的发展和未来。但未来如何还取决于很多已经露出端倪而值得我们去重视的问题，比如能源短缺，比如要为环保付出的代价。现在我最担心的就是造假之风。
另外就是腐败问题。我跟新加坡打过很多交道，他们的领导层是非常清廉的。这样才能上行下效。清廉不是指个人清廉，而是指跟你有关的那一拨人的清廉。《论语》里有一句话，叫“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很多人把它解错，我觉得它其实是一个政治论断。政治领导能不能过关，要看他能不能对付最亲密的人。“难养”就是“难对付”。
要把银行信用、能源短缺、腐败问题、造假问题、代价问题等等都考虑在内。如果这些问题都不爆发，或者顺利化解掉，加上国际环境基本安定，那么5-10年之内中国的势头就会很好。
《瞭望东方周刊》:你在提交的大会论文中讲到，目前的世界缺乏一种“方向感”，急需一种人文价值观的引导。你认为是儒家思想吗?
杜维明:在面对人类的困境时，我们需要一个新的宽广的人文视野。这不一定是什么主义，而是一个新的视野。这个视野在我看至少包括四个侧面:自我、社会、人类和自然。系指:个人和社会的健康互动，个人本身的身心总和，人类和自然的持久和谐，人性和天道的相辅相成。这样的一个人文思想，比西方的人类中心主义要更宽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