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一开始的国企改革、还是演化到现在的国资体制改革，如果以1984年城市改革启动为起点的话，到现在已经整整20个年头了。这20年里，取得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付出的代价却巨大的无法估计。在丧失了多次机会的过程中，我们似乎只是在反复求证‘政府能否经营企业’这个命题的真假。”这是一位参与国资体制改革政策研究的体制内专家，在结束对其采访时，留给本刊记者印象最深的一段话。 　　事实上，如果真正溯本求源，甚至可以将这场漫长改革的起点延伸到1978年，四川省的宁江机床厂等六个企业进行的改革试点。此后我们的政府为改革想尽了办法，厂长经理承包、股份制改造、减员增效、国企上市、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下岗再就业、三年脱困……我们的学者更是从承包制、股份制、企业制度一路讨论到现代企业理论的最前沿最核心的问题——产权制度。 　　但20年后，我们似乎仍然难以领受改革曙光带来的那种豁然开朗的局面，期间更多感受到的却是改革决策者跋涉中的疲惫艰辛和改革道路的遥遥无期。 　　4月6日，国资委正式挂牌。在新一届中央政府启动中国国资体制又一轮改革大潮之时，本刊记者追寻20年国企改革凌乱而纠缠不清的步履，期望从中找到这场改革的历史逻辑。正如本刊上期封面故事《女富翁MBO记：没有犯罪发生？》中所展示的：不管我们抱什么样的态度，国资民营化，到今天已经成了这场充满“零和效应”的改革的最后抉择 　　8月13日，本刊记者来到新一轮国资改革中思路和行动最活跃的江苏南京。当天的第一消息就是，南京新街口百货公司董事会将旗下该市顶级商场——东方商城，以管理层收购（MBO）的方式转让给东方商城17人管理团队，收购价格1.27亿元。其中90%的资金融资于一家政府背景的地方信托投资公司。 　　而仅仅在5天前的8月8日，中国钢铁行业排名第5的南京钢铁公司，更将60%的股份作价16.5亿元，以要约收购的方式转让给郭广昌领衔的民营资本——上海复星集团。这家年产350万吨钢和350万吨钢材的纯国企，年销售收入超过145亿元，利税突破10亿元，年利润高达5亿元，在钢铁业形势一片大好的前景下，却一夜之间猝然变成了民营企业。 　　江苏省经贸委一位官员向《商务周刊》高度评价了这种在所有制问题上“动土”的胆大包天之举：“（这种改革）可以使每个利益层都能切到更多的奶油，更容易达成平稳和均衡。政府没有以‘所有制姓名’来拘囿自己和企业，而大胆地以改革成本和利益稳定为导向，充分显示了一种全新的胆识和谋略。” 　　南京计委官员说得更直白：“我们就是要给社会这样一个信号，只要在合法的基础上，支持非国有经济参与国企改革，我们可以拿出最好的资产与大家共建共享南京的经济繁荣。” 　　所有这些表白决非一时性起，而是带有集体意识、具有“蓄谋已久”的强烈冲动。记者在采访中拿到一份2003年江苏省国企改革规划文件，第一条就是加快国有资本的退出步伐：“2003年地方国有大型企业要由1875户调整到230户内；大型商贸企业由846户调整到40户内；中小企业的国有资本两年内基本退出，2003年要退出60%……” 　　其目的就是扫清道路：“鼓励民间资本和外资进入能源、交通、电信、供水、供气等基础产业和公用事业领域，吸引外资尤其是跨国公司购买、兼并国有大型企业，引导私营个体经济进入国有经济退出的领域。” 　　而这其中的理论依据，据当地媒体记者说，要追溯到原南京市委书记、现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对国有企业的一句判断：“企业的先进性是在竞争、淘汰过程中获得的，它并不是国有企业的天然禀赋。” 　　到底谁代表了先进性，这样一个问题，在国企改革这个大实验场上，争论、试验、推进、倒退……踯躅了整整20多年。这期间，成千上万亿的资产在没有市场效率的经营中化为了乌有。而国企改革思路的纷乱，伴随着各种旧体制和既得利益集团势力的层层阻挠，至今仍然盘根交错地影响着改革判断的清晰度。 　　然而，不管我们抱什么样的态度，国企改革或者国资体制改革,都已经到了最后抉择的历史关头。 　　无锡市的“大买卖” 　　8月的无锡，国资改革是个忌讳的话题。笼罩在溽热中的江南名城，似乎因此显得格外沉闷。8月15日，记者踏进了无锡市解放南路634号——无锡市政府大楼，在表明了来意后，原本准备接受采访的该市经委主任和体改委领导采取了回避态度：“半年前如果你来，我可以告诉你所有你想知道的东西，但现在绝对不行，太敏感了。” 　　陪同记者的一位当地媒体同行调侃说：“人家现在正在做大买卖，能告诉你吗？”他指的“大买卖”就是无锡小天鹅和庆丰两家企业的国资整体转让一事。而此事因为涉及太多与国资管理未定论的问题，引起国家有关部门和市场监管层的密切注意。据说，在事件发生的7月初，市府所在地附近的梁溪饭店驻守着11家媒体的17名记者。 　　但无锡市市长毛小平仍然在7月宣布，要“全面突破授权企业改革，坚持好企业、大企业、影响大的企业先改，年内力争有两家以上工业授权企业完成改革改制”。小天鹅和庆丰作为无锡市国有资产中的上品，按照既定时间表，安排在了无锡市“国资退让、民企入主”的国资改革战略计划中。 　　据市府办公室人员介绍，无锡市拥有的191家地方大型国有企业，目前改制只剩下不足50家，预计年底将全部改造重组完毕，“年初，市委副书记、市国企改革领导小组组长韩军指出，无锡市今年的国企改革，要使企业国有资产比重降低到20％以下，要在国有资本的退出上有新的突破。” 　　为此，无锡市一位重要领导在今年6月份江苏各地国资转让如火如荼之时，放出豪言，要“卖出无锡市所有国有资产”。 　　为了探明无锡这种国资转让热情后面的深层原因，经过记者的“围追堵截”，市体改委一位官员终于在私下接受了记者的采访。“无锡市是江苏省除了南京外，国有经济总量最高的城市。”他介绍说，这些年无锡政府在国企改革上花费了不少精力，尝试了各种办法，但效果都不理想。而无锡近几年之所以能够快速发展，更多依靠的是外资和民资的带动。“两种情况对比明显。为了加快无锡的发展，把国有资本有效利用起来，国有经济的退出应该说是一种必然趋势。”他说。 　　事实上，在他看来，更大的推动力来自无锡市周围各城市间激烈的竞争压力：“现在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长三角地区除了上海情况特殊外，哪个城市国有经济比重小，哪个城市的居民收入就高，财政就富裕，经济增长速度就快，城市发展负担就轻，市场竞争力就强。” 　　这位官员给了记者几个数字，在国家统计局最新进行的长江三角洲主要城市居民收入统计结果中，截止到6月份，前10位依次是：上海市（13250元）、宁波市（12970元）、绍兴市（12133元）、杭州市（11778元）、湖州市（11388元）、舟山市（10985元）、嘉兴市（10757元）、苏州市（10617元）、无锡市（9988元）、常州市（9933元）。而以前处在第9位的南京，首次被挤出前十，以9154元位列第11。而且与浙江省相比，整个江苏省明显处在下风。 　　“我们到省里开会，私下里也常开玩笑说，如果我无锡市卖地快点，你苏州市不一定就排在我前面；如果我们江苏卖地更早点，说不定整个排名要颠倒一下。”他半带玩笑半认真地说，“为什么4月江苏举办了利用民资外资改组国有企业项目推介会，推出282个项目，包了一个649亿元的大单？为什么南京6月份又紧接着就搞了个南京重大项目投资洽谈会？没准也是排名闹的呢！” 　　他告诉记者，去年十六大明确国资“分级所有”政策后，“江苏各地的积极性一下高涨起来，大家都不愿再次错过机会。现在国有资产向非国有资本转让，就像李源潮书记说的，不论资本所有制形式，不论外地、内地，不论投资者身份，让国有资产向优势企业集中，向优秀经营者集中，向优势产业集中。” 　　据透露，无锡市的“大买卖”已经做得差不多了，小天鹅归属资本大鳄严晓群掌控的“斯威特系”已成定局，庆丰也极有可能被港资华润集团揽入囊中，无锡市国资在年底重组改造完毕也将如期实现。 　　现在，从山东推出20家上市公司赴港叫卖到江苏国资整体转让的“烽火燎原”，从深圳市国资产权交易的如火如荼到西安市两年内出售500亿国资的豪言，从北京市350亿的国企大变卖到武汉市下狠心两个文件开刀2228个国企……中国各地这些已经发生、正在发生的国资改革故事，不论是被解释为“国退民进”，还是被论定为国资的多元化重组改造，都已无法否认一个事实：改革之初国民经济纯之又纯的国有经济总量构成，已经降低到现在1/3多一点的比重，而且还在继续下降。 　　如果再从眼前这种大潮激涌的景象，追溯1984年国企改革启动之初的战略决心——“不断发展和壮大国有经济实力和比重”，我们可能永远想象不到所有这一切只是20年前魔瓶开启后跑出的那一缕青烟。 　　“魔鬼”是怎样放出来的？ 　　1986年，27岁的张维迎远没有如今做北大校长助理、操刀北大改革这般风光，他还只是国家体改委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的一名普通研究人员。这一年的11月，他写了一篇两万字的论文《企业家与所有制》。文章得到了国内经济研究领域的权威杂志《经济研究》的认可，决定在1987年的第一期全文发表。但年底政治气氛突然吃紧，编辑无奈之下，将文章一刀两断。前半截艰难面世，后半截压在张的箱底整整12年。 　　后半截遭到“不公”对待，应该说实属“活该”。其标题是《国家所有制下的企业家不可能定理》，文中充斥着国家所有制下“政企分开的不可能性”、“所有制约束的无效性”、“解决经营者行为短期化的不可能”等等观点，触及到了当时意识形态和政治环境的敏感神经。但对张来说，最重要的是他已从内心深处否定了国家所有制下国企改革成功的可能，他需要的只是将他的理论完善地更加无懈可击。 　　第二年10月，张远赴英国牛津大学进修，同时也把这种期望带到了英伦，甚至由此引发了他对企业理论和中国国企改革的强烈学术兴趣。“我到牛津大学进修，开始接触近二三十年发展起来的现代企业理论文献。然而，尽管我从这些文献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但现存的文献并没有提供给我现成的答案和理论武器。”张维迎后来在一篇回忆文章中写道。 　　两年的进修时间显然太短，1990年9月张决定重返牛津，专心攻读博士，师从199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James Mirrlees和产业组织经济学家Donald Hay，主攻产业组织和企业理论。1994年张拿下了博士学位。 　　张的博士论文被打造成了他解释国企问题的理论武器，这就是1995年翻译成书的《企业的企业家——契约理论》。此书在企业理论和国企改革问题上引起的强烈反响，奠定了张维迎以后在国内企业理论和国企改革领域的江湖地位。 　　事实上，从这个理论中，他不但坚持了自己8年前的判断，更从企业理论的角度推翻了市场环境下经营国企的可能性，和国企改革民营化的必然性。1997年，张维迎开始公开表述：民营化是中国国企改革惟一的出路。 　　张维迎指出，他这个逻辑的起点源于国家权力的行政性分权，“这就是80年代改革初期地方分权政策的出现”。 　　建国后，中央和地方在权力分配上发生过多次“收”与“放”的变化。1978年以前，因为中央对权力的过度上收，使地方的积极性大大降低。改革初期首要问题，就是要调动地方政府参与改革的积极性，下放权力成了当时中央的惟一选择。于是，出现了中央和地方的又一次分权。 　　这个政策有两个重要内容。一是上下级政府间的财政包干制，二是国有企业下放到地方政府一级管理。这样使得地方政府官员可以控制地方经济，更重要的是他们可以管理和重组地方企业。这样就促进了其追求利润的积极性。 　　而引导出的结果就是，从此地方政府为了推动各自的发展、为了争夺有限的资源和市场，拉开了一场愈演愈烈的地区间竞争。“一开始可能是地方保护，但当竞争充分激烈时，保护已起不到多大作用了。”这时地方政府为了保存所需要的市场份额，就必须降低生产成本。而为了促使经理有积极性降低成本，地方政府就不得不将国企全部或部分剩余份额让渡给经理。 　　张维迎的推导是：“产品市场的竞争越激烈，地方政府让渡就越多，而民营化程度也越高。”地方官员也明白，只有在市场竞争中占有了优势，才能得到富足的财税收入和自己的政绩，并由此得到更广阔的升迁道路。 　　然而，以利益为中心的这样一条道路的指向是，地方政府在追求自己利益的同时，却制造出了不可阻挡的民营化结果。这一切就好比原本只是要搬开一粒石子，最后却引出了一场势不可挡的雪崩。 　　张维迎和其同事李少民、栗树从1993年-1995年包括2000多个县和40万家企业的中国工业调查数据中验证他们的理论：“实证结果强烈地支持了我们的判断——地区间竞争是民营化的主要推动力。” 　　这一逻辑的结果，在记者江苏之行的所见所闻中，也得到了清晰的展现。南京市一位副市长在召开的一次会议间隙直白地告诉记者：“现在已经不是卖不卖的问题了，而是看谁卖得快的问题了。”他直接讲，“就是因为1997年-1998年间浙江在这个问题上动作快，国企民营化程度得到了大幅度提高，事后其发展速度大大走在了江苏的前头。而我们当时犹豫了、迟疑了，没有抓住机会，造成了这些年的被动。” 　　这一次他们绝对再不能放弃这个机会了。他佐证说，当时苏州因为靠浙江近，动作也快，出售了大部分国资，“看看现在，人家的发展速度就走在了江苏的最前边。”苏州这些年的巨大变化，给了江苏其他城市非常大的刺激。 　　在无锡，记者发现了一家金融公司——无锡国联信托投资公司。这是一家直接隶属市政府掌握的公司。这几年，无锡市几乎绝大部分国资转让或MBO都有它的身影。现在，已经开始走出无锡，活动于江苏全省。8月中旬南京新百的东方商城MBO事件中，为管理层提供90%计1.14亿元资金的就是它。无锡市的许多官员私下里都承认，这家公司其实就是政府为了加快国资转让而搭建的资金平台和融资“二传手”。 　　当然，张维迎认为，还有另外的原因刺激或加快了民营化的结果。“国有企业的融资几十年基本上靠债务融资。但发展到今天，国企几乎已达到破产的负债率，已没有融资的余地了。这时要运营国企只能注入资本金，而作为国企所有者的政府已无资本金可注，只能向非国有资本融资。” 　　而且，正如目前很多论者所再三强调的那样，为谁干的问题，尤其是预期上的不确定性，“极大损害了经营者的积极性和责任心”。地方政府越来越认识到，与其占有不如所有，“私人企业至少不敢逃税，而国有企业逃税政府也无可奈何”。张维迎认为，这些因素决定了中国的民营化呈现出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 　　是不是说张维迎具有天才般的先知先觉，长夜漫漫、明灯独照，揭开了国资改革的最终秘密？或者说他只是《皇帝新衣》中的那个小孩，不过说了一句谁心里都明白但谁也不愿意说的真话而已？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前后，经济学者中老一辈如薛慕桥、孙冶方、刘明夫等人，年轻一辈如吴敬琏、刘国光、戴园晨、赵人伟、楼继伟、郭树清等，经济官员如安志文、马洪、项怀诚、高尚全等，在这个时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已经注意和思考到国企改革在产权制度上“不可能完成的”困境。 　　吴敬琏回忆说，“就我个人而言，在80年代初期读纽伯格和达菲的《比较经济体制：从决策角度进行的研究》和在耶鲁大学参加蒙梯亚斯教授的讨论课时已经开始感觉到，当把决策问题、信息问题和激励问题纳入视野时，制度安排问题就变得不可回避。” 　　1987年7月，世界银行和国家体改委联合召开了一次国有企业改革讨论会，这就是著名的“钓鱼台会议”。参加者包括管理学大师德鲁克和陈清泰、周小川、郭树清等中国专家。根据企业理论和最新发展的国际经验对国企改革进行了深入的讨论，“至少已经在理论上把国企改革的思路引入了制度创新的方向”。 　　就在张维迎“找到魔鬼”的博士论文在英伦问世的1994年，国内召开了“中国经济体制的下一步改革国际研讨会”，史称“京伦会议”。参加者有国际知名学者哈特、米尔格罗姆、麦金农、刘遵义、青木昌彦，中国学者吴敬琏、陈清泰、周小川、钱颖一、许成钢、楼继伟、李剑阁、吴晓灵、谢平等。 　　吴敬琏告诉记者：“会议深入探讨了我国国企改革的多方面问题。虽然一些重要观点，比如国企股权的多元化改造、债权人监督下的国企重组、国企的所有制转型等等，让人们普遍接受或付诸实践还是若干年后的事情，但这些理论分析在学者间已经基本清楚了。” 　　清楚了这些，那么又是什么原因让一个原本在20年前、或者10年前已成定论的重大问题，蹒跚跋涉，历经无数坎坷，现在仍然纠缠在难以自拔的境地？一位不愿意透露身份的专家一脸无奈地回应了记者的质疑：“或许只是个认识问题，或者还掺杂着复杂的意识形态因素，更或者是强大的旧体制利益阻挠了改革的发展，这一切无法说得清楚。” 　　张维迎举了他和吴敬琏的大弟子、现世界银行中国代表处企业重组高级专家张春霖学术交往的例子，或多或少解释了其中的疑问。“在有些方面，我与他的主张是一致的或相近的。不过，我对国有制比他更没有信心。当然，我们之间在这一点上的差别可能主要不是来自认识上的，而是来自各自工作性质的差别。我在学校工作，扮演一个批评者的角色，更愿意追求理论的完美性和彻底性，认为强调理论服务于现实必然损害理论的发展。而他为政府部门工作，考虑建设性的意见多一些。” 　　这种学术道路选择上的差异，对这场改革的影响到底有多大现在还不清楚。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在处理国有企业和国有资产这样一个敏感问题上，政府必然不可能从改革的“最优选择”出发，它需要的是在权衡各方利益的基础上选择牺牲者，走一条“次优选择”的道路。 　　国企改革“画斑马” 　　尽管供职于世界银行，但曾经在国家经贸委做过官的张春霖并不被国内经济学者和官员看做外人，他最近撰文，追述了20年来这场“次优选择”改革的艰辛历程。 　　1979年改革前，中国国企的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几乎完全为政府拥有。整个国有经济部门组织得就像一个超级大公司，所有的生产决策、投资决策和用人决策都由中央计划确定。所谓的“企业”不过是一个生产车间，经理不过是一个车间主任。 　　所有企业成员的报酬与经营业绩无关，因此理论上只有中央政府领导人有搞好经济的动力。为了解决由此导致的经营决策低效，政府决定将决策权和剩余索取权向企业转移。改革一开始的指导思想可以用一句官方口号来概括：“改革目的是使企业独立自主、自负盈亏”。 　　张维迎认为，如果改革充分贯彻了这一指导思想，国有制就可能在任何经济意义上都已不再存在，“因为这种独立要求政府彻底脱离企业的所有权，政府最多以纯粹的债权人身份出现”。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口号却是以国家所有制的壮大为前提目标的。这个在今天主流经济学家看来“自相矛盾”的“假命题”，自此拉开了一场耗资数万亿成本的求证道路。 　　“80年代的改革中，一个占主导地位并得到了广泛认同的目标是‘搞好搞活国有企业’。在实践中，这个目标有两个重要含义。第一，其着眼点实际上是试图搞好搞活现有的几乎每一个国有企业；第二，搞好搞活的具体标志是亏损减少和盈利增加。”张春霖介绍，这个时期基本政策就是“让权放利”为核心的“扩大企业自主权”。 　　1986年1—2月份北京市工业生产严重滑坡，市委、市政府照抄农村改革，搬来了承包责任制，大包干。此时全国各地“包利润”、“包工资”早已搞得热火朝天。期间，又出现了租赁、资产经营等改革操作形式。 　　这场由地方政府推动起来的热潮，在1986年9月以《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深化企业改革的决定》的文件颁布为标志，得到了国务院的正式认可。到1987年年底，78%独立核算的国有企业和80%的国有大中型企业都实行了经理承包责任制。但随着热情的高涨其中的弊病逐渐放大出来了。 　　虽然改革提高了经理追求利润的短期激励，但长期激励根本没有解决。国企的经理更愿意将留存利润分给工人或投资于“短平快”项目，而非促进企业长期发展。而且很多时候，非正常利润都是以牺牲长期生产力为代价的，经营者在任期内不更新设备、人员，拼命用尽企业资源，“死拼一两年，走人就拿钱”。 　　张春霖指出，这里面的道理很简单，“个人在企业中没有什么资本利得，经理对利润的享用不可能超过其在企业中的任期。甚至他都不知道自己下一年还是否能继续待在同一个企业”，因为决定他任期长短取决于官员偏好而非企业业绩。于是，当政府控制企业时，经理没有激励和自主权去做有效决策；当政府放弃控制时，“内部人控制”又会产生严重的代理问题。 　　1987年4月，党和国家领导人向第一批评选出来的20名国有企业经营者中的佼佼者颁发了“金球奖”。10年后，这20人中只有4人还在原企业，而其他16位中，3位提升为政府官员，5位因年龄退休，1位被解职，1位转移资产后逃往菲律宾，1位病故。截止到1995年，总共159位获奖者的命运也大体如此。让人印象最深的是，第一届得主、中国造纸业曾经雄霸一方的原石家庄造纸厂厂长马胜利，58岁被通知退休，据说其退休金每月是200元。由承包制造就起来的这些“国企英雄”，其不同命运令人唏嘘。 　　最后，政府官员和专家对“让权放利”思路得出的结论是：不是放得太多、太乱，就是管得太多、太死。“放得太多就导致内部人控制失控，要对‘内部人控制’加以节制，又只能求助于党政机关的干预，没有别的办法”， 张春霖说。国企公司治理机制因此成了一个由“内部人控制”和党政机关干预“杂交”出的“怪胎”。 　　上世纪80年代末，一些政府精英和学者精英都已清楚认识到了问题的本质——制度出问题了。认识到承包制不可能解决这一根本问题，一些经济学家的认识更深地逼近西方现代企业理论，从明确企业代理人的角度，把注意力放到了股份制上。 　　早在1980年5月，在中共中央书记处政策研究室及国家劳动人事部召开的“就业问题”的学术讨论会上，现北大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厉以宁已提出了股份制的问题。1985年，这位政府老资格“智囊”人物开始公开提出，中国企业体制改革最终目标就是实行股份制，“国企改革必须走股份制道路”。厉以宁也因此以“厉股份”确立了自己“大宗师”的名头。 　　厉以宁认为，国企改革的根本问题在于政企不分，而政企不分的根本原因在于政府作为企业所有者和政府作为社会管理者的职能不分，只要把作为所有者的政府和作为管理者的政府分离，政府所有者就会扮演股东的角色，从而所有的问题都可以解决。 　　随着承包制的“破产”，实现国家持股制度——也就是国家持大股的股份制改造，开始成了改革决策者的主流思路。事实上，1984年试点工作就已开始，1991年年底达到了3220家。并随着1991年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成立，以国家持股制度为内容，以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加强公司治理结构”为目标的改革，开始向全国大面积复制。 　　1993年，十四届三中全会最终以国家战略选择的高度，决定“国有资产国家统一所有、分级管理”的改革思路，具体的方法就是所有权和经营权“两权分离”下的以国有股主导下的公司化改革。 　　但问题并没有因为这种“毕其功于一役”的决心得到哪怕稍许的缓解，这一举措反而使国企改革的矛盾更加突出和复杂。 　　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的陈清泰回忆说，十四届三中全会放弃了“简政放权、减税让利”的政策，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即通过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企业制度创新，来寻求国有经济和市场体制融合的有效途径。但在“保留国有经济的同时实行市场经济”这个思路下，“我们就面临一个制度性难题，即公有制、国有经济和市场体制如何有效结合？在保持公有制、国有资本的情况下，如何塑造千万个各自独立的市场主体？” 　　事实上，为了建立这种独立的市场主体，国企进行了大规模的股份制改造。但最后发现，所有这一切都不过是国有企业集体在大门上换了一块厂牌而已。张维迎调侃道：“你不能用在马背上画白道道的办法制造出斑马来吧！” 　　“国家持股制度尽管实行公司化改造，国企经理形式上是由董事会任命。但所有的任命决策仍然掌握在行业主管部门和党的人事部门手中。更别说所有的董事会成员都来自政府部门和其他国有企业。”张维迎指出，从公司治理结构角度看，公司制改造并没有使国有企业发生多大的变化。 　　而在另一方面，随着上海和深圳股票交易所资本通道的建立，由“内部人控制”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和被掏空的现象，由于途径工具增加，甚至比以前更为严重。 　　在转折中周折 　　这个时候，主导改革的官员和提供政策建议的学者不得不重新回到所有制转型和产权制度的问题上了。张春霖回顾说，上世纪90年代中期左右，遭遇连续的“碰壁”，政府在国企改革的目标上开始“一点一点”地发生了重大变化。 　　在企业层次上，由1993年十四大三中全会提出的着力制度创新、建立现代公司制度，发展到1999年十五届四中全会鼓励实行股权多元化；在国有经济层次上，改革领导者认识到，要搞活每一个国有企业，“既没有必要也没有可能”。对长期亏损、资不抵债的企业，政府应当通过破产清算退出市场。对有发展潜力的困难企业，应鼓励被兼并、收购而重组。 　　在整个国民经济层次，决策者看到，既然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种多种所有制成分长期共存的混合经济，国家必须明确“控制”哪些、“放开”哪些，要“对国有经济布局进行战略性调整”。1994年-1995年间提出了粗线条的“抓大放小”，发展到1999年正式指出“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 　　很多地方政府官员称，他们对国企改革思路的转变就是发生在这个时期。“我们发现国有资产流失的主渠道是经营性流失，而不是占有性流失。这些年，南京市国有固定资产的净值每年以两个多亿的流量下降，企业效益赶不上折旧，这是主要矛盾。”江苏省委书记李源潮说，“要阻断这一黑洞，改革中一定要以生产力的先进性作为改革取舍的目标，不论资本所有制形式，不论外地内地，不论投资者身份，让国有资产向优势企业集中，向优秀经营者集中，向优势产业集中。” 　　事情可以这样思考，但官员和学者们左右不了的是，所有这些变化是在近10年的时间里一点一点地发生的，每一时每一刻，各种各样的因素都有可能使改革发生动摇、迟疑甚至反悔。这一点，张春霖感受尤深： 　　“虽然1993年以来的重大转变成了中央国企改革思路的主流，但从所实施的政策来看，80年代形成的改革目标在政策制订中的影响远没有结束。实际上，90年代以来的很多改革政策仍然以‘搞活搞好’、‘扭亏增盈’为目标。” 　　最突出的例子就是1994年开始实施的一系列“增资减债”的政策措施和1998年以后在“三年脱困”中实行的政策性“债转股”、贷款贴息等政策。中央政府竟然还希望通过各种各样的补贴，用“打吗啡”的方法，普遍“搞好搞活”早已病入膏肓的国企。 　　尤其是1998年开始的“三个脱困”，受到了普遍的批评。清华大学教授魏杰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三年脱困’是对国有企业改革采取的一大举措。但三年脱困，当时的目标不是为了改革，而纯粹是为了救国有企业。为了救国企，把存款利率降低，把企业贷款利率也降低，结果是把老百姓的钱填进了国企的黑洞。” 　　“所以现在来看，三年脱困的思路有问题，它不是‘改’的问题，而是‘救’的问题，” 魏杰认为，当时虽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成果的取得具有暂时性、局部性和政策性，并没有解决国有企业的深层次矛盾，“没有从根本上扭转国有企业衰败的态势”。 　　如果说在明处这些“回头路”源于改革认识问题造成重重阻力，那么在暗处，由既得利益集团形成的障碍，则把这种阻力放大得无所不在。 　　陈清泰说：“我在1994年参与现代企业制度试点工作时发现，改革的问题远不是这么简单。如果说改革开放初期的政策性调整几乎可以使各类人员受益的话，那么当今的体制性转变则会牵动多方面权力和利益关系的调整。” 　　这其中，包括要削弱一些政府部门的干预权、“内部人控制”将受到制度性制约、结构调整涉及部分人员的下岗。陈清泰指出，表面看，各地各部门和企业对进行试点都非常积极，“但一旦进入方案制定、操作过程，各种矛盾就逐渐暴露。人们总希望绕过对传统体制的冲击，努力在新制度中保留自己既得的权利。” 　　这一点在1988年成立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的命运中，得到了集中体现。 　　魏杰在国资局成立后担任了国资局研究所所长一职，面对记者回忆当时不胜唏嘘。 　　“1987年经济学界提出国有资产管理必须走向一头管理，也就是构建国有资产管理的专司机构，权力很大的。应该说，经济学界的这个意见是对的，当时中央也希望成立一个国资管理的专司机构。但却触犯了当时既有的利益格局，因为当时各产业部之所以有权有势，就是因为它们各自管理本系统的国有资产，如果成立国有资产专司机构，那么它们就成了行会了，谁也不会去当行会的。” 　　据介绍，成立国有资产管理专司机构的意见，在当时受到了各产业部几乎一致的反对。于是在妥协的基础上设立了国有资产管理局。“可以说，国资局的成立是妥协的产物。是赞成改革与不赞成改革两派妥协的结果。”魏杰说。 　　1998年国资局成立，但只是财政部下的一个二级部，只是一个副部级单位。当时的局长是刘积斌，他同时还担任财政部的副部长。所以国资局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专司机构，但却非要它去完成专司机构的工作，其结果可想而知。 　　从建立的那一天起，国资局就和其他部委冲突不止，争吵不断。而矛盾其实还是部门利益之争，阻力主要来自那些直接掌管着国有资产的各部委。当时国资局根本没有应有的权利。因为国有资产的资产权归财政部管，投资权归国家计委管，正常运营是归经贸委管，人事权归大企业工委管，再加上主管部局的业务管理，“当时有种说法叫‘五龙治水’，我看是‘五马分尸’，可以说是权力四分五裂”。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所副所长张文魁向记者更清晰地解释了国资局尴尬的命运：“刚成立的时候，国资局的人想把事情办好，这就要分权。但是在当时的体制下，他们的行动就让很多部门无法容忍。九大专业部门都没有撤消。大企业都是他们管，所有权的资格都是他们来行使。国资局要把人家的权力抢过来，就牵涉到部门间权利争夺，又与一些个人有关系。事情把人卷了进来，于是，具体的日常工作中发生了许多事情。” 　　1996年前后，十五大之前，当时国资局与地方上大批变卖国企一事发生了重大牵连，引起了朱基的气愤。据说这个事情是一个爆发点，加上其他部门的“御状”，导致了后来国资局的撤除。财政部企业司副司长李春满对其中的前因后果非常清楚，他向记者调侃说：“国资局可以说是现编现演，一直演到下台。” 　　张文魁介绍说，当时国资局撤消，很多专家都不同意。以吴敬琏为主的一些专家都持反对意见的：“专家们认为，九大部委都撤消了，应该说政企分开已经走了一大步。但是，为什么国资局还是会撤消呢？因为很多人对国资局反感。” 　　采访中一位弃官从学的专家甚至拿着国资局的悲剧命运，警告现在“进一步是婆婆、退一步是摆设”的国资委，“国资委如果在各方利益上处理不妥当，没准仍然摆脱不了国资局的下场”。 　　别无选择的25年 　　在巨大的风险目前，改革中出现了“鸵鸟政策”。 　　“1997年以来的中央政府的实际政策走向是，主要通过尽量不搞或少搞国有企业的所有制转型来规避国企改革风险。”按照张春霖的判断，中央政府面对的现实情况却是，地方政府和企业管理层普遍表现出在中小国有企业甚至一部分大企业中，推进所有制转型的强烈冲动，中央政府的禁令实际上很难真正实施。 　　由于既不能令行禁止，又没有去积极主动地领导和推动这项改革的实施，中央政府基本上处于一种被动的“吹哨子”、“踩刹车”的地位。“地方改革出现的问题一反映到中央，中央就强调‘不要’做什么，停止做什么，至于‘要’怎么办，则很少有积极可行的措施。”张春霖写道，因此，事实上，中央政府既没有能真正的使地方政府和企业管理层停止出售国有企业，也没有像期望的那样防止在此过程中出现的各种导致国有资产流失、浪费和腐败的问题。 　　这其中，1997年的地方国企大出售是一个影响极大的事件。张文魁告诉记者：“1997年，十五大之后，路径调整，地方上开始卖企业。当时卖得很严重，后来，《人民日报》发社论：《不能一卖了之》。又是国家经贸委发文件，又是《人民日报》发社论，又是领导讲话，才制止住了这股风气。” 　　地方卖国企的行动造成的政策后果是，中央紧急“踩刹车”，使得国有企业改革的速度放慢好几年。但是，这并没有打击地方政府的积极性。卖的差不多的省份不用说了，那些卖到半中腰的和正在准备卖的地方，并没有真正停下来。只不过转入地下，只做不说了。 　　但不得不承认，中央政府这种带有“鸵鸟政策”嫌疑的谨慎，是带有深刻背景的。张春霖也认为，中国国企改革过程中一直存在两大危险，一是把国企和国资的“退出”看做社会政治和经济制度是否姓“社”的依据，并持敌对态度；再就是不顾现实条件的彻底私有化。 　　相比较，与中国一墙之隔的俄罗斯90年代初开始的私有化，其疯狂性带来的国家灾难给了中国国企改革决策者们足够恐怖的印象。俄罗斯的私有化主要内容就是私有化给企业“内部人”，其“无偿奉送”式的私有化导致了国家机构的全面解体。 　　中央政府有理由相信改革思路上、尤其是体制突破上稍有差错，俄罗斯的悲剧完全有可能在中国发生。事实上，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20世纪90年代中国国企改革体制突破的进程。 　　美国马里兰大学帕克学院IRIS研究员安娜·塔拉索娃是大私有化时期俄罗斯私有化部的法律顾问，后担任俄罗斯安全委员会法律顾问，参与起草了支持俄罗斯资本市场的基本法和总统法令。这位目睹俄罗斯受到私有化伤害的专家经过10年多的研究却认为：“问题的关键是缺乏对‘私有化’这种自我交易的控制，而不是私有化本身。” 　　她认为，“肯定地说，俄罗斯的经济问题不是私有化造成的。”乌克兰便是个可悲的例子，乌克兰未对大公司进行私有化，但却和俄罗斯同样腐败，从经济上讲甚至更糟。俄罗斯和乌克兰的比较表明，“如果政府太坏——腐败得不能维持明智的政策，那么私有化将不会对经济绩效产生更大的或好或坏的影响。国有企业的资产无论是否私有化都将遭到偷窃。”她更相信有效的市场、公正的法制环境和透明的产权交易是问题的最终解决之道。 　　因此，张春霖认为在中国国企“所有制转型”过程中，自1997年十五大以来中央政府一直面临着一个至今仍然表现强烈的政策挑战，就是如何采取积极的态度有效地领导这项改革，以避开种种可能的陷阱。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中央政府应当放弃过去那种被动态度。深刻理解十六大国企改革‘分级所有’思路，在领导和推动中实现对地方和企业行为的监督、规范、配合和支持。”张春霖指出，中央政府现在集中关注的中心问题、或者说要扮演的最重要的角色，就是确保整个国有经济所有制转型的公平、公正和透明。 　　现在，无论中央政府态度如何，地方政府已从魔瓶中放出了魔鬼，国资民营化进程重新回到起点已经不可能了。张维迎告诉记者，从上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已经加快了其公开和非公开的民营化进程。1978年改革初期，78%的工业总产值来自国有企业。而到现在已经不足25%。 　　特别是中小型国有企业，据最新数据，已有超过85%以上的县级国有企业完成了民营化。张维迎认为，所有这个过程无论是怎样实现的，现实是中国已经形成了基本的民营化生态环境。 　　他认为，中国国有企业民营化，在很大意义上讲正是依靠无数小企业的变革而加快的：“国有大企业治理结构最终能不能有效，取决于两部分人，一部分是有钱的人，一部分是有能力的企业家。如果中小企业改革成功了，就会有大量拥有资产和具有企业家才能的人，由他们来改革国有大企业，大企业的改革才能成功。” 　　但是，他在接受《国际经济评论》采访时强调，尽管国有企业的民营化进程令人鼓舞和充满希望，国有银行的民营化仍有待时日。事实上，银行也是企业，这一点主管金融改革的高层领导已经多次公开指出。但在张维迎看来，只有民营化的银行才有动力像企业一样去经营银行。 　　“只要银行为国家所有并由官员经营，从而国家仍然是坏账的最终责任人，那么国有商业银行在公司治理和道德风险问题上就不可能像在资本主义企业中那样得到很好的解决”。他认为，这一点已经成了当前国有经济未来改革最大的风险。 　　不过，张维迎对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前景仍然持乐观态度：“因为由地方分权引导出的国有企业民营化已形成了一个自我实现的过程。”无论中央政府的态度如何，无论这个过程中发生过多么高的改革成本代价，它已经不可阻挡地在当下中国历史的节点上滚滚而来了。 　　8月16日，在最后离开南京的当天，记者从南京市政府副秘书长、经委主任刘建的口中终于得到了南京去年改制的结果：142家改制成功的企业中，目前总国有资本为11.8亿元，所占比重25%；包括民营资本在内的外来资本28亿元，比重47%；企业经营者、经营层及技术骨干买断资本13亿元，占有比重28%。 　　回京后，当记者把这个结果展示给一位正在起草十六大三中全会的高层官员时，他沉默了一会，告诉记者，“以前我们的全民经济比重大，我们没有发展起来，我们的社会主义还差点被搞垮了。现在我们的非公有经济发展起来了，我们的国有经济减少了，我们的社会主义在前进。” 　　这一天，距国企改革的起点事件——四川选择宁江机床厂等6个企业进行改革试点，整整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