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弊病”论的典型表述
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这句话被认为是经典性地揭示了权力的基本属性，故颇受人关注。纵观思想史，认为权力具有腐蚀倾向的观点比比皆是，孟德斯鸠曾明确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波普尔也曾悲观地断言，“甚至最好的人也可能被权力腐蚀, ……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政治实践告诉我们，“权力弊病”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现象，一方面，权力确实具有某种消极的“魔力”，对掌权者具有诱惑作用；另一方面，权力在不同的人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一样，它的消极性对不同的权力主体所起的作用、所导致的后果也往往大相径庭；再有，权力在掌权者身上引起实际的消极后果，还必须有其他因素的作用。 这就要求我们对“权力弊病”现象作进一步的探讨。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谈话中，专门分析了“权力弊病”的种种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1就权力本身而言，它具有强化当权者骄傲自大、贪图名利的思想，使其堕落这种内在属性；2“权力弊病”的根源同人生命中的恶性相关，所有的生物生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婪的，所以掌握权力的人会陷于一种很强诱惑，即使牺牲被统治群众的利益，也要为个人私利而滥用权力；3行使权力的对象即民众方面的因素，也同“权力弊病”的存在密切相关，民众一般都安于现状，在他们的心理天平上，出现不正常的行使权力总比社会崩溃要好些，这种消极的安于现状的心理客观上支持了权力的滥用；4“权力弊病”也有社会体制方面的问题，他们指出，尽管人的本性不一定是美的，然而所处的环境往往会使精神的纯真性质丧失。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及其变迁，对于决定他们的思想意识，心理状况及其演变具有直接影响。权力，在人们心目中往往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凭借它的力量，能够做到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事，实现普通人不敢奢求的目标，权位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性可能导致它对掌权者诱惑的必然性。童话中有“魔椅”之传说，据称，不管什么人，只要坐上这把椅子，必定“中魔”乃至丧失本性。纵观中外古今政治史，权位对掌权者不同程度的腐蚀倾向确实普遍存在，尤其对那些身居高位不受制约的掌权者来说，更易受到权力的诱惑。……社会主义政治实践证明，即使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当缺乏上述条件并且手中又掌握着绝对权力时，也同样会受到权力弊病的感染。[①][L1]
囿于所见，以上是我所读到过的最为典型也最为雄辩的“权力弊病”论表述。以下是我对这种观点及其话语逻辑的猜想和反驳。如有臆断和硬伤，请批评指正。
“权力弊病”论的谬误
概言之，“权力弊病”论的基本观点是：（1）权力是邪恶的，权力本身就是弊病，权力具有使人腐化堕落的内在属性；（2）权力的魔力是人不可抗拒的，权力必然导致掌权者的腐败。任何掌权者都在所难免，区别只在程度不同。换言之，凡是处于公职这一“魔椅”的人，必定“中魔”——腐化堕落。
果真存在一种所谓的“权力弊病”吗？难道一切腐败都是权力惹的祸？权力本恶吗？到底是权力主体人格之错，还是体制与制度设计之错，抑或是人性普遍之恶所致？如果说权力必定导致人的腐败，那么，如何解释虽然不常见但也不少见的真正的人民公仆呢？
如果不否定诸如焦裕禄、郑培民之类的“好官”的客观存在，那么，“魔椅”公职假设就难以成立；如果不否定国家权力在现实世界的必要性，那么，将权力等同于弊病的论断就是错误的；如果不否定现世人性或制度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可能导致腐败的不足，那么，就不能因为腐败现象中的权力因素的在场，而将过错全部推卸到权力身上，并进而得出“权力本恶”的论断。简言之，“权力弊病”论即“权力弊病”谬论。这一谬论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危害性。按照“权力弊病”论，权力的魔力是不可抗拒的，任何人只要他身处公职都将腐化，因此，任何腐败者本人都不必为其行为承担任何道德和法律责任。进而言之，惩处权力腐败行为的法令也就不可能产生，因为如果人皆遇权即腐，谁将为公道立法呢？即使存在，也不合情理。退而言之，制定法律以区别性对待不同程度的腐化即使有其合理性，也将是一纸空文，因为没有谁有资格充当执法者。
无需学理分析，仅凭常识，人们就会觉得“权力弊病”论有失偏颇，存在严重的问题。然而，此论何以能通过国家级权威期刊的编审？为何此类观点会出现在许多学理文章和著作中呢？为什么连一些很有名望的思想家也持有此论呢？为什么“必要之恶”的权力观，会成为一种学术常识呢？为什么人们对权力本身的厌恶胜过对滥用权力者的厌恶？难道它切中了我们的下怀（潜意识）——某种既特殊又普遍的权力厌嫉心理？笔者禁不住作如下揣摩。
“权力弊病”论的成因
猜想之一：挫折－攻击假说。
作为普通民众，我们都怀着“主权在民”、“官为公仆”的期望和理想。因此，政治生活中所有被我们所感知的掌权者滥用公权和服务精神缺失现象，都会引发我们的挫折感；这种挫折将成为我们批评、指责、反抗一切权力异化行为的驱力。正如多拉德和米勒等人（J. Dollard and N. Miller，1939）的“挫折－侵犯”所述：“侵犯行为的出现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简言之，挫折的存在往往导致某种形式的侵犯。”[②]当然，人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智能存在，其“挫折－侵犯”机制并非一种机械逻辑；其“侵犯”行为方式的选择、反应的强度等，受到具体情景、利害权衡、政治效力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对人们关于权力的“挫折－侵犯”行为进行种属加差式的分析。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广义政治学知识分子与其他学科知识分子，关于权力的挫折－攻击行为模式肯定有所不同。
就本文所关注的广义政治学界人士而言，恐怕无人不知代议制政府原理，无人反对“社会契约论”的公权授受说。与一般民众不同，政治学界人士不仅认同“主权在民”、“官为民仆”的主张，而且读过大量支持此观点的文献，能够有理有据、引经据典地论证为什么应该如此。其实，每一次阅读、每一次论证，都是对我们理想的一次强化，从而降低了我们观点的现实调适能力——知识分子往往给人以“迂腐”印象。因此，对于同样不理想的政治现实，政治学知识分子的感受可能更为强烈，遭受的挫折可能更大，由此所积累的心理驱力就越强。真所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此外，以言说为职责、以权力为主题的政治学界知识分子，其回应由于权力的不道德和反伦理现象所致的挫折感的方式和利害后果也不同于非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获得普遍正当性的现代社会中，以学理为支撑、以学术文章为形式的这种攻击行为，具有某种不可剥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学理性的权力批判，被广大知识分子首选为其“挫折－攻击”行为表达式。如果政治环境许可（譬如没有所谓的“文字狱”、意识形态管制不严），这种权力批判将成为（政治学）知识分子的一种态度，甚至被视为学者的职责所在。
猜想之二：权力批判态度假说。
态度是人们“应对现实世界的主要装置。”根据M•B•史密斯等人（1936）的说法，“态度就是以一种预想的方式去体验各类对象，被这些对象所激励并采取行动的一种气质。”首先，它以一种预想的感情或情感按照某种方式去体验对象；其次，为了支持或反对某个对象，它被想要做的事情所激励；最后，它会以某特定方式对有关的对象采取实际行动。态度可以从多个方面帮助人们应对环境，一般认为，态度具有三种功能：对象评价、价值表达和社会适应。[③]
就政治知识界的权力批判态度而言，其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术独立与批评的传统、学术经典传承、知识分子社会角色选择与群体认同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机制可以在前引“权力弊病”论文字中找到痕迹。譬如，引文的开头第一句话就是阿克顿勋爵的名言，紧接着又引用孟德斯鸠、波普尔、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甚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我所读到的其它权力批判论，大多没落下洛克、卢梭等人的经典言论。不管如何，都表明作者们继承了政治知识界的权力批判传统，转而成为自己的一种学术态度。一些大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关于大学和学术的独立与批判精神的呼吁更是强化了这一态度。
对于绝大多数学者来说，学术论文的写作、观点的表达都是或力求成为一个理性思辨的过程，是（显）意识的表达。然而，其背后往往也存在着某种潜意识或/和集体无意识。尤其是像“权力弊病”论这样的“硬伤”推理，多为某种潜在的结构化理念所致。大多数学者都不会或不愿承认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学事实：学者的权力批判态度既具有标识自己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之功用，也是对于学术群体共识的一种社会适应。
“权力弊病”论者坚持“权本恶”的基本价值判断，因此，他们的认知组织具有明显的（1）选择倾向：不假思索地排斥不同的信念，只接受那些雷同的观点，以维持认知平衡；（2）简化倾向：通过对人物和观点进行明确分类的方法解决学术研究中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前引范文为例，我们所能见到的都是“权力弊病”论的支持性论据，越是极端越符合论证“权本恶”的论点。而且，显而易见，作者对被引用的论断进行了简化处理，直接推出“权力弊病”论的命题。按照作者的意象，“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等同于“权力使人绝对腐化”、“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等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必然滥用权力”，对于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对话的概括中也不无简化痕迹。
猜想之三：权力神经症假说。
尽管权力批判态度为“权力弊病”论提供了某种心理平台，但是，权力批判论并不等于“权力弊病”论。权力批判论的矛头往往指向掌权者的行为动机或者是权力的宪政设计，而“权力弊病”论却将权力本身送上了审判台。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怀有属于卡伦·荷妮所谓的“基本焦虑”层面的“权力焦虑”，它与人们对权力的基本敌意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权力焦虑大致有二：一是害怕受到权力的侵害，这种害怕往往被自身或他人的受害历史经验所强化，而且很可能被夸大；其学理表达就是那种强度的消极自由观。二是权力追求行为或意向设计的严重受挫，导致某种“权力饥饿”。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任何人身上（包括掌权者和受/授权者）都存在某种程度的权力焦虑。但是，如果这种权力焦虑被夸大成为一种强迫性的心理，就将成为所谓的“权力神经症”。
就广义政治学研究者而言，其权力神经症，如果有的话，表现为一种“泛权力批判”，即对象弥漫的权力批判。这种批判模糊权力的一般功能与权力的具体功用、权力本身与权力的具体行使者之间的区别。凡是与权力有关的，都可能唤醒批判者对权力的厌恶与排斥。在他们看来，权力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任何与权力有关的人和事都是值得怀疑和批判的；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权力的消亡，因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化和堕落。这种精神上、学理上的权力“禁止”，是学界权力神经症者避免权力焦虑的一个有效方法之一。尤其是当它与主流学术思潮一致、被某种学理外表所修辞之时，人们就更加不容易觉察出它的存在。其实，对于学者来说，排解权力焦虑的办法除了回避与禁止之外，还有更好的也更常用的一种，那就是“理性化”，[④]即寻找各种证据论证其焦虑的合理性，将焦虑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恐惧。譬如，从现实中寻找各种权力腐败事实，在经典中搜索各种权力批判言词，证明自己的“权力本恶”论是合理的，而不是主观臆断。
按照精神分析学的思路，权力神经症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多个方面得到解释：个体的父子关系模式、社区政治文化、所在单位领导的权力风格以及所处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机制，等等。由于笔者对这些均无深入调查和研究，所以只好点到为止。
[①] 这三段文字，除了后四个省略号是笔者为了节省篇幅和提醒读者注意所加之外，全部引自国内某权威刊物上的一篇文章。由于持“权力弊病”论的并非文章作者此一人，刊发此类观点文章的杂志中外也绝非此一家，所以，恕不注明出处。之所以选它作分析对象，只是因为这种表述实在太典型且所载刊物夺人耳目。请读者、原文作者、文章所载刊物海涵。
[②] 转引自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0页。
[③] [美]转引自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学》，胡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4页。
[④] 荷妮指出，人们“逃避焦虑有四种方法：理性化，否认，麻痹，避免可能会产生焦虑思想、感受、冲动的情景。”参见[美]卡伦·荷妮：《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陈收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27页。
绝对权力使人绝对腐化。这句话被认为是经典性地揭示了权力的基本属性，故颇受人关注。纵观思想史，认为权力具有腐蚀倾向的观点比比皆是，孟德斯鸠曾明确指出，“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波普尔也曾悲观地断言，“甚至最好的人也可能被权力腐蚀, ……我们渴望得到好的统治者，但历史的经验向我们表明，我们不可能找到这样的人”。政治实践告诉我们，“权力弊病”是一种相当复杂的现象，一方面，权力确实具有某种消极的“魔力”，对掌权者具有诱惑作用；另一方面，权力在不同的人手中所发挥的作用并不一样，它的消极性对不同的权力主体所起的作用、所导致的后果也往往大相径庭；再有，权力在掌权者身上引起实际的消极后果，还必须有其他因素的作用。 这就要求我们对“权力弊病”现象作进一步的探讨。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在“展望二十一世纪”的谈话中，专门分析了“权力弊病”的种种原因，归结起来主要有：1就权力本身而言，它具有强化当权者骄傲自大、贪图名利的思想，使其堕落这种内在属性；2“权力弊病”的根源同人生命中的恶性相关，所有的生物生来都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贪婪的，所以掌握权力的人会陷于一种很强诱惑，即使牺牲被统治群众的利益，也要为个人私利而滥用权力；3行使权力的对象即民众方面的因素，也同“权力弊病”的存在密切相关，民众一般都安于现状，在他们的心理天平上，出现不正常的行使权力总比社会崩溃要好些，这种消极的安于现状的心理客观上支持了权力的滥用；4“权力弊病”也有社会体制方面的问题，他们指出，尽管人的本性不一定是美的，然而所处的环境往往会使精神的纯真性质丧失。
马克思主义告诉我们，人们所处社会地位的不同及其变迁，对于决定他们的思想意识，心理状况及其演变具有直接影响。权力，在人们心目中往往具有某种“神奇的力量”。凭借它的力量，能够做到一般人无法企及的事，实现普通人不敢奢求的目标，权位所具有的这种特殊性可能导致它对掌权者诱惑的必然性。童话中有“魔椅”之传说，据称，不管什么人，只要坐上这把椅子，必定“中魔”乃至丧失本性。纵观中外古今政治史，权位对掌权者不同程度的腐蚀倾向确实普遍存在，尤其对那些身居高位不受制约的掌权者来说，更易受到权力的诱惑。……社会主义政治实践证明，即使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领袖，当缺乏上述条件并且手中又掌握着绝对权力时，也同样会受到权力弊病的感染。[①][L1]
囿于所见，以上是我所读到过的最为典型也最为雄辩的“权力弊病”论表述。以下是我对这种观点及其话语逻辑的猜想和反驳。如有臆断和硬伤，请批评指正。
“权力弊病”论的谬误
概言之，“权力弊病”论的基本观点是：（1）权力是邪恶的，权力本身就是弊病，权力具有使人腐化堕落的内在属性；（2）权力的魔力是人不可抗拒的，权力必然导致掌权者的腐败。任何掌权者都在所难免，区别只在程度不同。换言之，凡是处于公职这一“魔椅”的人，必定“中魔”——腐化堕落。
果真存在一种所谓的“权力弊病”吗？难道一切腐败都是权力惹的祸？权力本恶吗？到底是权力主体人格之错，还是体制与制度设计之错，抑或是人性普遍之恶所致？如果说权力必定导致人的腐败，那么，如何解释虽然不常见但也不少见的真正的人民公仆呢？
如果不否定诸如焦裕禄、郑培民之类的“好官”的客观存在，那么，“魔椅”公职假设就难以成立；如果不否定国家权力在现实世界的必要性，那么，将权力等同于弊病的论断就是错误的；如果不否定现世人性或制度中存在这样或那样的可能导致腐败的不足，那么，就不能因为腐败现象中的权力因素的在场，而将过错全部推卸到权力身上，并进而得出“权力本恶”的论断。简言之，“权力弊病”论即“权力弊病”谬论。这一谬论具有极大的诱惑性和危害性。按照“权力弊病”论，权力的魔力是不可抗拒的，任何人只要他身处公职都将腐化，因此，任何腐败者本人都不必为其行为承担任何道德和法律责任。进而言之，惩处权力腐败行为的法令也就不可能产生，因为如果人皆遇权即腐，谁将为公道立法呢？即使存在，也不合情理。退而言之，制定法律以区别性对待不同程度的腐化即使有其合理性，也将是一纸空文，因为没有谁有资格充当执法者。
无需学理分析，仅凭常识，人们就会觉得“权力弊病”论有失偏颇，存在严重的问题。然而，此论何以能通过国家级权威期刊的编审？为何此类观点会出现在许多学理文章和著作中呢？为什么连一些很有名望的思想家也持有此论呢？为什么“必要之恶”的权力观，会成为一种学术常识呢？为什么人们对权力本身的厌恶胜过对滥用权力者的厌恶？难道它切中了我们的下怀（潜意识）——某种既特殊又普遍的权力厌嫉心理？笔者禁不住作如下揣摩。
“权力弊病”论的成因
猜想之一：挫折－攻击假说。
作为普通民众，我们都怀着“主权在民”、“官为公仆”的期望和理想。因此，政治生活中所有被我们所感知的掌权者滥用公权和服务精神缺失现象，都会引发我们的挫折感；这种挫折将成为我们批评、指责、反抗一切权力异化行为的驱力。正如多拉德和米勒等人（J. Dollard and N. Miller，1939）的“挫折－侵犯”所述：“侵犯行为的出现总是以挫折的存在为先决条件的，简言之，挫折的存在往往导致某种形式的侵犯。”[②]当然，人作为一种高度社会化的智能存在，其“挫折－侵犯”机制并非一种机械逻辑；其“侵犯”行为方式的选择、反应的强度等，受到具体情景、利害权衡、政治效力感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因此，我们应对人们关于权力的“挫折－侵犯”行为进行种属加差式的分析。知识分子与非知识分子、广义政治学知识分子与其他学科知识分子，关于权力的挫折－攻击行为模式肯定有所不同。
就本文所关注的广义政治学界人士而言，恐怕无人不知代议制政府原理，无人反对“社会契约论”的公权授受说。与一般民众不同，政治学界人士不仅认同“主权在民”、“官为民仆”的主张，而且读过大量支持此观点的文献，能够有理有据、引经据典地论证为什么应该如此。其实，每一次阅读、每一次论证，都是对我们理想的一次强化，从而降低了我们观点的现实调适能力——知识分子往往给人以“迂腐”印象。因此，对于同样不理想的政治现实，政治学知识分子的感受可能更为强烈，遭受的挫折可能更大，由此所积累的心理驱力就越强。真所谓“书生意气、挥斥方遒”。
此外，以言说为职责、以权力为主题的政治学界知识分子，其回应由于权力的不道德和反伦理现象所致的挫折感的方式和利害后果也不同于非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获得普遍正当性的现代社会中，以学理为支撑、以学术文章为形式的这种攻击行为，具有某种不可剥夺的合理性和正当性。因此，学理性的权力批判，被广大知识分子首选为其“挫折－攻击”行为表达式。如果政治环境许可（譬如没有所谓的“文字狱”、意识形态管制不严），这种权力批判将成为（政治学）知识分子的一种态度，甚至被视为学者的职责所在。
猜想之二：权力批判态度假说。
态度是人们“应对现实世界的主要装置。”根据M•B•史密斯等人（1936）的说法，“态度就是以一种预想的方式去体验各类对象，被这些对象所激励并采取行动的一种气质。”首先，它以一种预想的感情或情感按照某种方式去体验对象；其次，为了支持或反对某个对象，它被想要做的事情所激励；最后，它会以某特定方式对有关的对象采取实际行动。态度可以从多个方面帮助人们应对环境，一般认为，态度具有三种功能：对象评价、价值表达和社会适应。[③]
就政治知识界的权力批判态度而言，其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学术独立与批评的传统、学术经典传承、知识分子社会角色选择与群体认同等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这一机制可以在前引“权力弊病”论文字中找到痕迹。譬如，引文的开头第一句话就是阿克顿勋爵的名言，紧接着又引用孟德斯鸠、波普尔、池田大作与汤因比，甚至马克思主义的观点。而我所读到的其它权力批判论，大多没落下洛克、卢梭等人的经典言论。不管如何，都表明作者们继承了政治知识界的权力批判传统，转而成为自己的一种学术态度。一些大思想家和著名学者关于大学和学术的独立与批判精神的呼吁更是强化了这一态度。
对于绝大多数学者来说，学术论文的写作、观点的表达都是或力求成为一个理性思辨的过程，是（显）意识的表达。然而，其背后往往也存在着某种潜意识或/和集体无意识。尤其是像“权力弊病”论这样的“硬伤”推理，多为某种潜在的结构化理念所致。大多数学者都不会或不愿承认这样一种社会心理学事实：学者的权力批判态度既具有标识自己学术独立、思想自由之功用，也是对于学术群体共识的一种社会适应。
“权力弊病”论者坚持“权本恶”的基本价值判断，因此，他们的认知组织具有明显的（1）选择倾向：不假思索地排斥不同的信念，只接受那些雷同的观点，以维持认知平衡；（2）简化倾向：通过对人物和观点进行明确分类的方法解决学术研究中的模糊性和复杂性。以前引范文为例，我们所能见到的都是“权力弊病”论的支持性论据，越是极端越符合论证“权本恶”的论点。而且，显而易见，作者对被引用的论断进行了简化处理，直接推出“权力弊病”论的命题。按照作者的意象，“绝对的权力使人绝对腐化”等同于“权力使人绝对腐化”、“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等于“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必然滥用权力”，对于池田大作与汤因比对话的概括中也不无简化痕迹。
猜想之三：权力神经症假说。
尽管权力批判态度为“权力弊病”论提供了某种心理平台，但是，权力批判论并不等于“权力弊病”论。权力批判论的矛头往往指向掌权者的行为动机或者是权力的宪政设计，而“权力弊病”论却将权力本身送上了审判台。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都怀有属于卡伦·荷妮所谓的“基本焦虑”层面的“权力焦虑”，它与人们对权力的基本敌意相互交织在一起。这种权力焦虑大致有二：一是害怕受到权力的侵害，这种害怕往往被自身或他人的受害历史经验所强化，而且很可能被夸大；其学理表达就是那种强度的消极自由观。二是权力追求行为或意向设计的严重受挫，导致某种“权力饥饿”。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在任何人身上（包括掌权者和受/授权者）都存在某种程度的权力焦虑。但是，如果这种权力焦虑被夸大成为一种强迫性的心理，就将成为所谓的“权力神经症”。
就广义政治学研究者而言，其权力神经症，如果有的话，表现为一种“泛权力批判”，即对象弥漫的权力批判。这种批判模糊权力的一般功能与权力的具体功用、权力本身与权力的具体行使者之间的区别。凡是与权力有关的，都可能唤醒批判者对权力的厌恶与排斥。在他们看来，权力具有不可抗拒的魔力，任何与权力有关的人和事都是值得怀疑和批判的；理想社会的必要条件之一是权力的消亡，因为，哪里有权力哪里就有腐化和堕落。这种精神上、学理上的权力“禁止”，是学界权力神经症者避免权力焦虑的一个有效方法之一。尤其是当它与主流学术思潮一致、被某种学理外表所修辞之时，人们就更加不容易觉察出它的存在。其实，对于学者来说，排解权力焦虑的办法除了回避与禁止之外，还有更好的也更常用的一种，那就是“理性化”，[④]即寻找各种证据论证其焦虑的合理性，将焦虑转化为一种理性的恐惧。譬如，从现实中寻找各种权力腐败事实，在经典中搜索各种权力批判言词，证明自己的“权力本恶”论是合理的，而不是主观臆断。
按照精神分析学的思路，权力神经症的原因，可以从以下多个方面得到解释：个体的父子关系模式、社区政治文化、所在单位领导的权力风格以及所处国家政治权力的运作机制，等等。由于笔者对这些均无深入调查和研究，所以只好点到为止。
[①] 这三段文字，除了后四个省略号是笔者为了节省篇幅和提醒读者注意所加之外，全部引自国内某权威刊物上的一篇文章。由于持“权力弊病”论的并非文章作者此一人，刊发此类观点文章的杂志中外也绝非此一家，所以，恕不注明出处。之所以选它作分析对象，只是因为这种表述实在太典型且所载刊物夺人耳目。请读者、原文作者、文章所载刊物海涵。
[②] 转引自周晓虹：《现代社会心理学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第230页。
[③] [美]转引自威廉·F·斯通：《政治心理学》，胡杰译，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44页。
[④] 荷妮指出，人们“逃避焦虑有四种方法：理性化，否认，麻痹，避免可能会产生焦虑思想、感受、冲动的情景。”参见[美]卡伦·荷妮：《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陈收译，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第2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