鉴于前段时间网友对《毛泽东是重大的历史现象——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高华答《凤凰周刊》问 》一文的关注，本博客将继续转发有关这一系列的文章，欢迎网友参与讨论！
●高华
谢谢大家，也
先讲第一个问题。其实我们大家知道，在我们国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真正学术意义上的对毛泽东的研究几乎是没有的。个别的像李锐同志，在50年代初，他曾经做过毛泽东早年活动的研究，也出了一本书，收集了大量的资料，当时就受到海内外的普遍重视。可是李锐同志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以后，这本书就没再发行。从50年代到70年代，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满怀虔诚，满怀崇敬的心情来研究毛泽东的人，往往也会遭遇到不测。做毛的研究在那个时代是一个高危险性的事情，这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基本常识。
1979年以前，国外对毛的研究，是和当时的世界潮流以及冷战格局有关。1979年前，咱们国内基本上是意识形态化的宣传，国外一些研究也有意识形态化的问题。到了50年代后期，60年代，情况发生变化了，反共原教旨主义逐渐式微，自由主义学派成为主流，他们主要关注毛主义和所谓正统马克思主义的差异性的问题。1969年以后，从西方研究毛的自由派中间分化出新左派，他们对“文革”，对毛泽东晚年的举措，都是给予非常高的评价。例如日本著名的井上清教授这样的一些教授的研究，对当时西方青年的反越战、反西方主流体制的运动都有很大的影响。那么自由派的研究呢？也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中美两国的互相接近。这个所谓自由派就是哈佛大学以费正清为代表的那个流派。
前苏联在1979年以前，他们也从自己的角度和需要对毛泽东进行研究，前苏联的毛研究是完全意识形态化的。中苏关系破裂后，苏共中央政治局专门决定成立苏联科学院远东研究所，这个研究所实际上是由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的，远东研究所根据政治的需要出版过一些出版物，其中不少作品都涉及到中苏两党两国交往的历史，反映的是当时苏联的解释和看法。他们在60年代对毛泽东的看法是，认为毛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农民革命家”，或者叫“半托洛茨基分子”。这是当时苏联对毛的基本看法。
我想1979年后，咱们国内兴起对毛泽东的讨论，主要是和反对“两个凡是”，思想解放运动相联系的，主要集中探究毛主席晚年的错误，特别是“文革”和五十年代后期的一些错误，它的导向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其中最有影响的，也是我们很多老师和同学都看过的是李锐写的那本《庐山会议实录》。这虽然不是一个研究成果，但是包含了大量的丰富的珍贵的史料。比较有深度的具有学理性的研究，应该是在80年代中后期才产生。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李锐的《毛泽东的早年和晚年》和《毛泽东的晚年悲剧》，厦门大学
90年代中后期以后，有关毛的研究和叙述重新活跃起来，这可能和90年代中后期以来我们社会生活的多样化的发展，知识分子的思想分化，经济转型带来的社会分化等情况有密切的关系。这里又可分成几种情况：在某些人那里，毛泽东又被重新赋予各种意义，成为某种符号象征。比如我们都听说过的《切·格瓦拉》，在这部剧中，毛泽东重新被描绘成为体现社会正义的价值符号。在另一方面，最近几年对毛思想的研究，当然也有一些，只是学理性比较强的这样的研究不太多。第三个方面，我们可见的是一些秉持民间立场和角度的叙述，这是一些和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与某些专题研究相联系，又涉及到毛的叙述，其中有一些是个人的回忆。
这样的作品在90年代中后期就陆续出现了，而这些个人的回忆，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这些叙述大概的特点是，都不同程度地触及到毛作为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他所具有的多重面相的问题。我们过去可能只看到毛的某一个面相，可是他还有其他的面相。这些叙述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开始重视研究或反映毛和由毛主导的那个时代所发生的剧烈变动对普通人生活和命运的影响，这是我认为特别应予以注意的，或者是我个人比较欣赏的一种研究趋向。这种叙述不单纯是研究毛思想，诸如毛思想有三个特点五个要素，不是这样的，而是谈他主导的那个时代对普通人生存的重大影响的问题。这是过去我们在研究毛的时候很少注意的问题。以前人们只研究毛作为政治家、思想家的一面，可是对在他主导下亿万人民的生活，亿万人民的生存状态，都没给予特别的注意。90年代中后期以后，人们开始注意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义的。
近几年，对毛的研究比较重要的有人民大学
90年代以后，和中国的情况相对照，从整体上看，西方对毛的研究兴趣，已经大减弱。应该说，对毛的研究，现在在西方早已不是热点。当然在总结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时候，他们一定会提到毛，但是今天西方学术界对他已经没有兴趣。（许纪霖：对毛的研究是冷战的产物，现在冷战结束了。）可能和这有关系，西方人的研究有强烈的现实功利的导向，这是没问题的。虽然对毛的研究已不热了，但还是有的。美国前两年出版了两本书，《纽约时报书评杂志》作了报导，一本书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的耶鲁大学的史景迁教授写的，他的很多书都翻译成中文了，这本书还没翻译，名字就是《毛》。最近我们国内出版了他的《上帝的儿子洪秀全》。还有一本是美国的一位资深新闻记者菲利浦，利用大量的材料写的《毛的一生》。这是最新的体现西方对毛看法的两本书，但是我翻了一下，觉得这两本书信息量都不是很大。这是我讲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毛的研究的概况。
第二个问题是几个涉及到毛的重要观点，这主要是在我们国内和华裔的一些知识分子之间讨论的，西人现在的兴趣不是很大。
第一，是毛的民粹主义的问题，其实我们都知道，80年代在我们国内学术界已经开始讨论。这个讨论在1988年1989年初曾经一度升温，我印象中，当时的中央党史研究室还出过一个讨论的专刊，有一个专门的报道。但是这个讨论在1989年以后马上停止了。（许纪霖：这里插一句，关于毛的民粹主义最早是谁提的呢？是华东师大的一个学生，叫王申酉，他在1976年的时候就讲毛是农业社会主义，那时候不叫民粹主义，四人帮粉碎后王被枪毙了。）这个名字我知道，我看过以后发表的他的文章，他是非常非常不幸的，四人帮倒台以后被枪毙了。80年代初期，我们南京大学学报当时的主编蒋广学写了一篇谈毛的农业社会主义问题的文章，受到中宣部的严厉批评。这个讨论在80年代思想解放运动中曾经一度提出来，以后又重新讨论，再被停止，这和当时的大的背景环境有关系。到了1998年，中国社科院的前院长、全国政协副主席胡绳同志在一篇长文中又重新谈这个问题。胡绳是党在社会科学战线的重要的领导人，当然他也是一个学者。他的这篇文章出来后引起非常大的争议，有人很严厉地批评胡绳是背叛马列主义，背叛毛泽东思想，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等等。但是由于胡绳的重要影响，在这以后，民粹主义多少可以谈一点了。
第二，是毛泽东的“反智主义”的问题。许多人认为，反知识、反智，鄙视，打击知识分子是毛时代的一个非常突出的现象，对这个问题从历史和思想的层面谈的比较早的人，还是海外的华裔学者
第三，毛的乌托邦主义的问题。我们在总结50年代后期以来的历史，特别是在谈“大跃进”和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人们都会用这样一个概念，例如：毛泽东的乌托邦，毛泽东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天堂等。现在不少学者都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不完全是权力斗争，毛主席要用他自己的思想和意识来改变这个社会等等。这就提到了乌托邦主义的问题，在这种言说中间，我认为最重要的是
林毓生认为，毛的乌托邦主义具有强烈的主观性和政治化的特点。这种主观性和政治化在政治上的表现形式就是全权主义，也就是我们今天通常说的全能主义，这是政治学的一个概念。毛的全能主义，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新现象，大大超过了中国过去的传统政治，它的任意性和强制性都超过了前者，“尤其过之”。具体的特点是：第一，毛的乌托邦主义具有强悍性，这种强悍性用林毓生的解释叫做“自行其是，不受约束”。第二，是“千年福音式”的，他解释是，认定自己占据了道德制高点，比你在道德上更优越，更神圣，具有一种高度的道德自信心。第三，是政治性很强，毛可以通过各种手段来动员舆论、组织群众运动，谋求当下实现他所理想的共产主义天堂。他说毛泽东的乌托邦主义和其它乌托邦主义在性质上和内容上都是不一样的。正因为许多其它类型的乌托邦主义理想过高，不知道如何在当下落实。什么理想国了、太阳城，不知道如何在当下落实。而毛的乌托邦是强悍的和非常政治化的。他相信自己有一种巨大的的历史使命来解救人民，他又确实知道如何运用政治在当下落实他的崇高理想。如果没有这个政治性，它永远只是一个高高的理想。毛则有一切政治化的手段，可以使它在人间落实，使人间变成乐土。
我认为林的观点是很重要的。我们过去谈乌托邦主义的时候，一般不谈毛的那个强烈政治性这一方面，就是人民公社平均主义，什么张鲁，五斗米教一类，就这个而谈这个。毛肯定是一个大政治家，一个掌握无限权力的人，没有政治上的这种优势地位，没有他的绝对的支配性权力，他怎么实现他的乌托邦呢？这两者之间关系到底怎么样呢？
第四个方面，是毛泽东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趋势的问题。这是一个最近几年才谈的问题，这个讨论，可能是从去年从哈佛大学开始的。哈佛大学
第一，中国与世界的广泛，密切，日益加强的联系，这是二十世纪的一个新现象，就是外国对中国的全面的影响的问题。他认为这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现象。在他看来，最近这一百年，有三个国家对中国的影响最大：俄国、美国、日本，他认为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基本上是负面的，美国的影响比较好。关于俄国的影响，八十年代以前，中外学者一般注意的是中国的情况和俄国情况的差异的问题。现在潮流变了，到了二十世纪末和今天，人们更多的关注中国和俄国在体制上的相似性的问题。原来是研究差异性，现在研究相似性。当然这里有更复杂的背景。
第二个趋势，是中国的工业化。
第三个趋势，就是中国的统一，疆土的完整和国家安全。
柯说，二十世纪中国还有一个趋势，就是虽然受到一些阻碍，但是始终是存在的，这就是中国人的公民化程度的提高问题。
柯说主要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二十世纪的中国的历史趋势。他有几个指标，他认为毛的体制是中国历史类型和斯大林模式的混和物，而斯大林模式他是否定的，他说这是被证明是完全失败的模式。而最近二十年，中国的领导集团是顺应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趋势的，这是
我想
第五个方面，也是我们国内这两年大家谈的比较多的，这就是毛泽东的“文革”、“大跃进”，是否体现了后现代的价值？“文革”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意义等问题。我们知道，现在很多人从今天的角度重新肯定毛泽东的大民主和反官僚主义的思想和实践，我觉得这些问题确实值得好好研究。我们检讨一下历史就可以看出来，毛对官僚主义的不满是在60年代初中期集中表达的。1957年反右派运动时，如果哪个人对支部书记提出意见，就会被认为是“反党反毛主席”，当时的说法是，毛主席的领导不是凭空的，而是由各级党委来体现的，所以反对支部书记就是反党，就是反对毛主席。而毛并没有出来纠正这个情况。60年代初，毛提出很多重要的看法，如“吸工人血的资产阶级”，“大官和小官的矛盾”等等。这正是毛和刘少奇矛盾逐渐激化的时期。再一个就是“文革”中的大民主，这个大民主究竟是什么回事？我想还是“奉旨造反”，群众性造反，都是在毛泽东的划的框架下面进行的，离开这个框架，立即会受到制裁。这都是很值得研究的。今天那种离开当时历史条件，全面肯定文革和毛在那个阶段的反官僚主义的思想，我认为是很有问题的。
最后，我讲一些个人的看法。我非常同意刚才
问题是“毛泽东的思想遗产能否转化为未来中国建立民主社会的正面价值？”这是台湾的
我个人是学历史的，还是喜欢从一些基本事实的了解开始，在此基础上再来讨论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我这几年有这种感觉，我们研究毛的时候，应该考虑到普通民众在那个时代的经验和感受的问题。民众感受的这个方面我们过去是忽略的，不重视的。费尔巴哈说过： “经常受到世界史浪潮冲击的往往是那些最普通的人，而绝不是那些高官显爵，因为他们高高在上，太显赫了。”我想普通人的生活经验和感受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不仅要重视知识分子的感受和经验，也要重视普罗大众的感受。历史学是一门关于人的学问，而毛的研究是跨学科的，当然可以，而且也应当首先从历史学的这个方面进入。在研究毛时，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存状态，应在我们研究者的关怀的视野之内。也许这样，我们才可以对毛、对毛的事功，可能比过去有一个新的角度，有一个更全面的认识。
2002，10，18在华东师大思想文化研究所的演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