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笔者的“美国不是榜样：也谈‘转化社会矛盾’”一文的评语栏内有一“游客”留下如下评语：“《转化社会矛盾 政治体制改革党内分拆又如何？》的观点还有：言论自由是发现问题并发现解决问题方案的最好方法，也是将国家权力置于人民监督之下的最好方法。阳光是最好的杀菌剂，所以要发现中国的问题特别是政治体制的问题，解决中国的问题以及政治体制中的问题就必须言论自由。而言论自由的基础应该在多党制下才能真正产生的。不知道上文作者对此观点如何？”其中提到的《转化社会矛盾。。。》一文的作者刘兆辉也恳切留言，就上述观点征求本人的看法。故有此文。
一、中国目前的社会矛盾是由两方面因素的结合而激化起来的：一方面是民营私有企业的自发性质造成了一定程度的贫富两极分化；另一方面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政治权力没有得到强有力的民主机制的监督制衡，因此权力寻租现象普遍存在。这两方面的结合，即私人资本与腐化权力的结合，则大大拉开了少数为富不仁者与广大劳动人民、尤其是贫民阶层的悬殊差距，而且还导致了众多的人为灾难，引起广泛的强烈不满，严重威协着社会的和谐安定。如果政府权力受着有效的民意监督，没有权力寻租现象的存在，那么本应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政治权力，就有可能把贫富的差距限制在一个合理的、可以容忍、而又对社会发展具有激励作用的限度内，许多人为的灾难也不致会发生，从而使私人资本的消极影响减到最小、而其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积极作用发挥到最大。如果企业管理、尤其是国有企业和其它大企业的管理，有着劳动者员工的平等参与、监督，权力寻租就会困难得多，金权勾结的现象就会大大减少，社会矛盾就不致于如此尖锐。总之，这两方面是相辅相成的。所以，要阻止社会矛盾的激化，也必须从政改和经改两方面同时入手，即从加强对企业和政府两者的民主监督入手。
二、“转化”或缓解“社会矛盾”，是一种被动的、消极的提法。若从主动的、积极的角度看问题，似乎应该说如何推进政治、经济领域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进程。因为，在笔者看来，这是以民为本、建设和谐社会的根本之道。要防止社会主义的国有企业，在国内外私人资本的包围、排挤、侵蚀下，走向实质上的私有化、资本主义化，限制私人企业、私人资本自发势力的消极作用，巩固和发展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主干的国有经济，同时充分发挥民营经济的积极补充作用，则必须实现来自基层劳动群众对于企业和政府的民主监督，亦即经济和政治领域的社会主义民主化。这不但可以缓解国内目前严重存在的社会矛盾，有利于建设富强、和谐的社会，而且对外可以抵御西方霸权主义推行的全球化、资本主义的“民主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的围堵和挑战，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所以，社会主义民主化的方向，应该是代表人类进步事业的方向，是当代世界求得和平发展的必经之路。
三、由上所述，社会主义的民主化必须从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同时进行。在经济领域，首先在国有企业及条件先成熟的民营集体企业，将来条件更成熟时再推广到其它民营企业，逐步实现劳动者员工对于生产资料、对于企业的共同所有权、管理权、收益权（详见笔者的《政治经济学新论》系列论文，尤其是后半部分）。笔者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和“民主”两者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两者交汇之点。而现有的资本主义民主模式则是与其格格不入的（笔者将有专文论述西方民主的内在矛盾）。在政治领域，资本主义民主的某些概念和程序形式，也许可以经过改造加以借用，但经过改造的概念和形式所包含的新的实质内容应该是与其资本主义的旧内容不相同的。而且社会主义民主必将具有某些新的、为资本主义民主所不具的形式，有待人们在实践中摸索、创造。这是，但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更是一个从国情民心的实际情势出发，为解决实际社会矛盾、推进社会进步而必须进行探索的实践问题。
四、为了使社会主义民主化改革能在保证社会基本安定的前提下逐步深入，无论是政改还是经改，都要首先找到具有关键意义的、同时阻力又比较小的、新的突破口。
在经济领域，企业制度的民主化（如上述）可以吸取近二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从试点开始、再逐步推广的既有经验，把阻力和对于社会的冲击降到最低点。
在政治领域，在笔者看来，逐步充分实现思想、言论的自由，比起实行多党竞争体制及其它民主机制来，阻力似乎要小一些。试想，如果思想路线是基本一致的、甚至是铁板一块的、或者没有大的分歧、大的争论，就根本不需要不同党派的存在，除非是为了给人某种自由、民主的假象，来掩盖其它更为根本的社会矛盾。反过来，若没有对于异己思想和言论的容忍和尊重，怎么可能有对于异己党派的容忍和尊重？所以，把“多党（竞争）制”视为“言论自由的基础”似乎是本末倒置。后者应是前者的先导，而不是相反。
五、实际上，自从批判和否定了两个“凡是”论以来，中国已经存在着某种程度的思想言论自由。引出此文的这场讨论就是其一种表现。当然，这方面的自由还不尽如人意，还大有开放的余地。例如，本人的《政治经济学新论》（已在本网站以系列形式发表）就以“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由而被某高校学报拒之门外。马克思主义当然值得尊重。但对于马克思学说的具体内容的解读、评判、和取舍，则必须结合新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通过广泛的自由讨论，才能做到的，而不该是由少数人说了算数的。这才是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真正的尊重，而不是不负责任的敷衍，甚至是拉着大旗作虎皮。否则就很像是“凡是”论的继续和翻版。可以相信，在实践需要的推动下，思想上的进一步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的进一步开拓，必定会作为其它方面的政经改革的先行条件逐步得到实行。
六、那么，上述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深化改革的两个突破口，即企业管理的民主化和思想言论自由的进一步开放，这两者之间又以何者为先呢？笔者以为，这好比一个人的两条腿，这两者应是互相配合、协调共进的。企管的民主化可以作为自由讨论的中心话题（或之一），思想言论自由则是企管民主化改革的必需舆论准备，几乎不必分先后轻重。可谓是一而二、二而一、
七、当然，企管民主化只是社会民主化进程的一部分，仅此仍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生活和政治生活的社会主义民主化的实现。除此以外，还必须逐步实现大社会政治体制的民主改革。唯有如此，先有广大劳动群众自下而上的、对于企业和政府的有效监督，再通过政府自上而下地对社会经济政治生活进行管理，才能使社会既有民主的基础、又有有条不紊的秩序，和谐安定，经济、社会、和人都得到全面的、持续的发展。而政治体制的社会主义民主化改革，也必须以自由讨论、即思想言论自由为先导，才能结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逐步明确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的实质区别、前者可以从后者借鉴什么、如何改造利用、同时还需要创造什么新的形式等等。没有广泛的自由讨论、广集众议，就可能导致要么全盘肯定照搬、要么全盘否定回避西方民主的理论和实践，或者甚至取其糟粕、弃其精华。而无论哪一种倾向都不利于社会主义民主化的进展和实现。
八、如果政经改革的结果不是社会主义民主化的逐步实现，而是走某些国家和地区已经走过的资本主义化的老路、或者名义上的社会主义而实质上的资本主义化，那么，在资本主义“全球化”“民主化”浪潮冲击着全世界的大背景下，任何具有资本主义实质的政治经济体只有三条出路：要么是称霸一方乃至全球，要么是沦为外国霸权的、当代新形式的资本殖民地、要么两者兼而有之，成为像日本那样的、既仰仗他国大霸、又欺负弱小的地区二霸头。这是作为当代世界主流的资本主义的本质决定的，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如果真是那样，那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业就会遇到历史性的困难和曲折。世界也就会暂时失去希望。也许这只是杞人忧天，不过这确是本人目前的看法，谈出来供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