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整体化的趋势从近代就形成，马克思用“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一命题表述了这一历史趋势。因而我们这里所说的“世界历史”不是通常的、历史学意义上的世界史、即整个人类历史，而是特指各民族、国家通过普遍交往，进人相互依存状态，使世界整体化以来的历史。由此，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了他的“世界历史”思想。
   但在马克思之前，“世界历史”观念源远流长，其中集大成者是黑格尔。这项宝贵的思想遗产告诉我们，历史并不是杂乱无章的偶然性的堆积，在民族和地区的丰富多样的历史中，存在着共同性和一致性的主导线索，它把民族史串流起来，汇成世界历史的主干道。因此必须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来把握历史，在纷繁复杂的民族史中发现它的世界意义，同时用世界历史的眼光预测它的未来走向．但这项遗产有其极大的局限性，一方面它被赋予唯心思辨形式，把世界历史归结为世界理性（绝对理性）；另一方面，他的“世界历史”观念带有明显的“欧洲中心论”色彩。因而，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唯物史观的基本精神对此作了彻底的批判和改造，使之升华，创立了科学的“世界历史”思想：（1）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是生产力较为发展基础上的人类交往的普遍化的产物，它伴随着资本主义大工业的确立而形成，不是什么“宇宙精神”的抽象行为。（2）世界历史形成前，人类总体历史和具体民族历史之间的关系是一般和个别、普遍和特殊的关系。形成后，更重要的还具有了整体和部分的关系。（2）世界历史形成后，各个民族、国家的相互依存，其深层结构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民族性和世界性的辩证统一，这是马克思这一思想的核心。（4）单纯的世界历史的发展，并不能带来人类的彻底解放，还必须通过无产阶级革命，把世界历史推向共产主义的深层次。
     经过1848年的欧洲革命和1871年巴黎公社等历史事件，马克思已扬弃了“共同胜利”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的日益国际化，成为东方落后民族走向现代文明的历史契机。而资本主义几百年造成的生产力和文明成果又为这些国家向世界历史转变提供条件。正是依据这种以赚了形式的“世界历史”思想为前提，马克思在其晚年提出：俄国农村公社有可能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为东方落后国家探索一条非欧化的社会发展之路。
     二战之后，一些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选择了资本主义，但在“西化”的过程中并未走上现代化道路，于是一批学者们把目光转向马克思，其中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体系作了整体研究，提出“世界体系”即“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理论。这个体系的基本结构是“世界经济体”和“国际体系：，前者是世界体系的经济基础，后者是上层建筑；世界体系是个整体，有其自身规律，每个民族、国家受其制约；这个体系是“中心——半外围一一外围”的动态结构；·当代社会主义是世界体系运动过程所决定的一种社会发展形式，同时又是这个体系的“反体系力量”。可见，沃勒斯坦这一理论既是立足于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又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研究领域。
     现代化已是一个世界性的概念，所以中国要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必须对外开放，走进世界交往的行列，由此邓小平提出了开放思想，要做“世界公民”：（1）现在的世界是开放的世界，这同“世界历史”内涵一致。同时，“开放的世界”增强了世界历史的共生性，而这又决定一个民族只有进人世界性的交往，才能以人类已取得的最新成果为起点，不断创新。（2）人类历史表明，只有善于交往和开放的民族才能走在历史的前列。中国曾成为历史的落伍者，其中重要原因是闭关自守，因而在当今社会主义的中国要赢得对资本主义的优势，必须开放，“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3）在当今这个“开放的世界”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对立的社会制度，它们由于各自的利益和特点，必须相互开放，但在开放中又存在矛盾、斗争。社会主义必须向世界开放并在开放中不丧失自我，对于中国，就是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若全盘西化，则我们这个民族就没有希望。可见，邓小平的开放思想实际上是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在当代的具体化、现实化，是当代的马克思主义。
     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到邓小平的开放思想以及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理论，这一巨大的时间跨度充分映现出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的当代意义，明证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强大的生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