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必要性
当前，无论从世界范围看，还是从中国国内看，提高国内消费需求都具有空前重要的意义。
第一，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可以更好地应对美国经济失衡调整带来的冲击。当前，美国存在的“高财政赤字、高贸易赤字”现象，并且双赤字的规模在逐年增长。目前美国是依靠提高利率等措施维持着巨额的资本流入来弥补双赤字造成的资金缺口。从长期看，无论是中国学者，还是美国学者都认为美国的这种双赤字局面是不可以维持的。所以美国必须采取措施进行调整。从国内看，美国可以采取紧缩消费或者让美元大幅度贬值来进行调整，但是美国居民无意缩减消费，美国也不愿看到美元急剧跌落。因此，美国在国际上压迫中国等东亚国家进行汇率调整，让这些国家来承担国际经济失衡调整的代价。
无论是国内调整还是国际调整，美国的经济失衡最终是需要调整的，也就是说美国要减少或者消除贸易赤字和财政赤字，也意味着中国对美国近两千亿美元的贸易顺差可能在这个调整过程中减少和消失，这不能不对中国出口和中国经济造成严重的冲击。美国压迫中国减少贸易顺差对中国的冲击是显而易见的，即使美国不幸发生了意料外的美元暴跌的剧烈调整，对中国的冲击也是非常大的。美国和中国作为当前世界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其联系是非常密切的。美国对中国逆差的消失，意味着中国需要为上千亿美元的商品另寻出路，否则破产企业和事业工人的数量将是惊人的。因此中国政府不能等待这种冲击发生，而是应该未雨绸缪，积极扩大内需，尤其是扩大消费需求，逐步把对美顺差降下来，从而为经济的长期稳健发展创造条件。
第二，提高国内需求，可以缓解国内生产能力过剩引发的经济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社会生产能力的不断扩大和居民消费能力的相对缩小最终会导致经济危机，这是资本论的基本结论之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就可以跳出这个“魔咒”了吗？中国经济虽然没有发生明显的经济危机，但是具有明显的周期性高涨和萧条。随着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进一步发展，这种生产和消费的矛盾会进一步深化。不时出现的通货紧缩在给我们敲着警钟。
近两年的投资热潮狂热而无序，部分行业盲目扩张严重。中国宏观经济研究会副会长曹玉书日前指出，中国目前有包括水泥、钢铁、电解铝在内的11个行业出现或者潜存着产能过剩问题。生产过剩已经严重影响了行业利润。他说，2004年中国水泥需求不到 10亿吨，而生产能力却达到了 12．5亿吨。 2005年预计全行业利润只有 35亿元人民币，比去年减少了 68亿元，5148家成规模水泥生产企业中，有 43.5％是亏损的。2005年，汽车业产能已过剩200万辆，按照32家主要汽车生产企业十一五规划的设想，还有800万辆正在建设。2010年，预计产能1800万辆，而国内需求只有1000万辆。对此，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副秘书长王建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很有可能发生“滞胀”。
第三，提高国内需求，可以更好地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在客观上可以缓解各种社会矛盾。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清晰地证明了一个事实：过去那种投资推动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是不可以长期持续的，中国已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资源和环境代价。提高国内消费需求，逐步把消费培育成国内经济增长的首要推动力量，有利于转变投资为主导的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改善和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过分依赖外部需求，对外经济的严重失衡，从长期看是不可以持续的。出口导向型的发展战略在屡屡遭遇贸易摩擦和外来投资的负面效应逐步显现的时候，也需要重新考虑中国的出口战略，而提高国内消费需求，为出口战略的转型提供了条件。
同时，为了提高国内需求，国家需要出台一系列的提高居民收入的措施，特别是提高农村人口的消费能力。为了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国家需要调整分配结构，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有利于促进公平分配；同时为了提高居民收入水平，国家需要把就业作为重中之重，需要进一步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稳定收入预期和提高消费倾向，这些都有利于缓解两极分化带来的各种社会矛盾。
提高国内消费需求的途径探讨
从经济学上看，居民的有效需求是指有购买能力的需求，主要取决于购买能力和消费倾向。所以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就需要从提高国内居民的购买能力和消费倾向着手考虑。
第一，把就业放在首要位置，不断提高各阶层居民的收入水平。我国长期以来的战略是“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政策导向已经造成了居民生活严重的两极分化，不仅影响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市场基础，而且会直接影响社会的稳定。随着中国的城市化在快速发展，就业对城市居民来说是第一号的问题，没有稳定的就业就没有稳定的收入，就没有稳定的消费。所以政府要扭转长期以来重视GDP增长而忽视就业问题的不良倾向，把促进充分就业作为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第二，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推进城市化。多年来中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一直低于总体经济增长水平，从居民消费的构成看，农村居民消费比例逐年下降(2004年城镇居民与农村居民消费比例为59.5%：40.5%)，城乡消费比例与城乡人口比例明显倒挂。因此，扩大消费需求的重点应放在提高农民收入上。但是农民在农村大幅度提高收入水平的可能性不大，所以需要有计划地大规模地把农村有一定技能和文化水平的人口转移到城市，把他们转化为城市居民，这样会带来持续的、更新换代式的消费需求高潮。农村人口减少以后，人均收入水平才会有显著提高，消费能力才会真正提高；而大量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以后，不仅会带来旺盛的住房等方面的消费需求，而且会带来各种耐用消费品和生活用品消费的快速增加。中央政府应该以政策鼓励、财政补贴等形式引导这一过程有序发生和推进，对于加速中国现代化进程和长期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第三，完善公共支出政策，稳定居民支出预期，从制度上、政策上保障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就消费者而言，消费者的即期消费不仅取决于现期的收入，也深受未来收入预期的影响。居民消费在很大程度上受将来养老金发放、医疗卫生和教育成本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目前造成高额居民储蓄的主要原因即是居民的预期消费支出（包括失业、住房、养老、医疗、保险、教育等项开支）增加。因此，要改革养老金制度以提高其资金来源的可持续性，扩展社会保障网和医疗卫生保险，明确政府在提供教育经费中的角色，以便解决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刺激消费的稳定增长。
第四，逐步提高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近些年，经济保持着快速增长，但是工资等生产要素价格并没有保持同等幅度的增长，甚至处于不断“通缩”之中。工资水平在大学生“供过于求”的虚假繁荣的压力下不断下降，大学本科毕业生在北京的期望月薪已经下降到了一千多元。从社会范围看，工资总水平没有多大增长，即使有增长也差不多被通货膨胀侵蚀掉了，即使没有被通货膨胀侵蚀掉，也是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均，集中在少数几个行业的某些阶层。从土地转让收入看，农民也只是象征性地拿到一点补偿费用，出现了大量的失地农民，沦落为贫民阶层。而利率水平也是保持在很低的水平，居民的利息收入微不足道。这些方面造成了有购买能力的需求的相对降低，加重了消费和生产的矛盾。因此，需要国家在促进就业的同时，采取措施逐步提高生产要素的供给价格，提高居民的收入，进而提高国内消费需求。
最后，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对总体消费的促进作用。财政政策应该由以前较多地侧重促进投资功能转变为更多地侧重促进消费功能方面来，实现财政政策功能导向的再次转变。增加政府的消费性支出，特别是对农村义务教育、医疗卫生的事业支出，逐步建立城乡统一的公共财政体制。通过增加财政对农村地区的消费性支出，可以间接达到提高农村居民收入的目的，增加农民的消费支出；随着农民实际收入水平的提高，可以从源头上提高我国劳动力的价格，从根本上改变二元经济的分配格局。运用税收等手段调整供求结构，消除消费结构断档，供给与需求结构不衔接的问题。政府一方面应当对高档消费品的生产与消费通过税费形式加以限制，而另一方面要采取必要手段，加大对普通大众可承受的廉价房屋供给，从而有效引导与调整投资结构，扩大面向中等收入群体的供给体系。
总之，提高国内消费需求是保证国内经济长期稳健增长、减少外部内部冲击、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必由之路，在当前国内外经济失衡、国内生产严重过剩的情况下，提高国内消费需求具有空前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与其等待发生严重的国内外冲击来调整这种失衡，不如未雨绸缪，及早采取防范措施来缓解这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