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龙”的痛苦与思考
（提要：谁也不曾想过要把每平米几千上万元的豪宅建在高污染的城区，可是污染象恶魔一样缠绕着城市居民。伴随着工业化，人们紧张忙碌，还缺乏安全感。个个进取，人人自危。资本原始积累时期所有已经出现和可能出现的情况，这里都有。在“一夜城”深圳，除了繁华，还有痛苦——属于现阶段“中国龙”式的痛苦——产业有待升级、资源紧张、人才紧缺、利润下降，竞争加剧。还有，民工在社会最底层苦苦地挣扎，社会各个阶层之间以“十倍速”的速度两极分化等等。在号称最“富裕”的“珠三角”尚且如此，其他地方的情况又如何呢？人们今后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一、“中国龙”的痛苦
处于微笑曲线底部的种种痛苦。在“微笑曲线”一文中，我从实体经济的微笑曲线出发，分析了微笑曲线所揭示的实质，并将这个理论做了一些延伸。指出：微笑曲线又是价值链曲线；微笑曲线还是竞争地位曲线；微笑曲线也可以用来解释国家的竞争地位。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定位于“世界工厂”的地区，你就处在“微笑曲线”的底部——在国际分工中充当劈柴挑水的苦工——赚取微薄的血汗工钱。在扣除资本应得或不应得的利润之后，劳动者得到的是糊口的工资。在落后国家，广大工薪阶层干的活比发达国家的同行还多，可是，获得的收入却只有他们的几十分之一，其痛苦难以言表的。这一代人的低收入将影响下一代人受教育的机会，下一代人受教育少，还是只得充当廉价劳动力，最后，还是替人当苦力，这无疑是一个恶性循环。因为人民币定值过低，在国际贸易领域，中国人一直干的是苦力活，又累收入又低。在中国，很多人与国外同行干的工作完全一样甚至更多，可是，通过汇率折算之后，别人得到的报酬（货币标价）却是我们的几倍甚至几十倍，在很大程度上，都是人民币汇率定值过低造成的！（郑友林，2004）这是个体在一种僵化的体制之下必须忍受的痛苦。
对于这种现象，陈志武认为，越勤劳的国家，人均GDP反而越低。 当一国的制度机制不利于市场交易时，人们的相当一部分勤劳是为了对冲制度成本。这些国家的公民不仅必须更勤奋地工作，而且只能得到更低的收入。（陈志武，2004）也就是说，中国人忙得一塌糊涂，可是，还是很穷。因为我们的许多忙是在对冲低效率的制度给我们带来的负荷，因为制度效率低，注定了一部分人必须受穷，而且是忙碌不堪地受穷。企业的痛苦是在国内招不到高素质的技工和管理人员。产品的质量上不去，管理上不去，整体素质上不去。
在各级大小公仆为自己编造的GDP不断向上“蹿升”而欣喜若狂的同时，他们忽略了这个国家正在忍受的巨大的痛苦。我们只知道中央银行不知道如何管理好自己的货币，因为其货币政策受到外部资本流动的反复的持久的冲击。可是，大多数人倾向于忽略能源危机，资源危机，教育危机，诚信危机等等，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我们看不见的危机正在逼近。
站在高端的观察者则告诉世界，也告诉中国人：低端国家的痛苦还有很多。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亚洲项目主任、中国环保问题专家伊科诺弥指出：（中国的）生态环境也面临着爆炸性的危机，几个世纪连续不断的森林砍伐使得这个国家四分之一的土地沙漠化；北京所排出的一氧化碳是洛杉矶和东京的总和，虽然其拥有的汽车还不到前两个城市的十分之一；世界上20个污染最严重的城市中有16个是在中国，生活在这些城市里的孩子每天吸入的有害气体相当于两包香烟。中国的环境危机是整体的、全局的、互为因果的：缺水造成工厂停工的同时，迫使政府不得不开展庞大而昂贵的调水计划……；而不良的空气和水质危及公众的健康，导致癌症发病率不断上升，以及大量出现畸形儿等与污染有关的其它疾病……，所有这些无疑将阻碍中国的进一步繁荣。目前中国每年不得不花费国民生产总值（GDP）的8-12%用于医疗、失业和因环境造成的损失，而且数目还在不断上升，最终将不可避免地直接影响到经济发展大业，这与中国政府一心发展经济的本意是相背的。（伊丽莎白·伊科诺弥，2004年）。
二、造成痛苦的根源
毫无疑问，由于创新能力不足，迄今为止，中国经济处在微笑曲线的底部。为什么中国心甘情愿地在这个底部徘徊呢？对于这样的问题，不同的人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我们先看看别人的分析。
奥得里斯科尔：关键是制度问题。
负责对经济自由度进行全球排名的专家奥得里斯科尔指出：“他们（指中国）在保护产权上，在司法制度方面，仍然没有建立起健全的法治，他们的规章制度对经济仍然进行过多的干预，他们的银行和金融体制仍然存在很多问题，他们的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也存在着很多限制。”
仲大军：在战略上过分强调就业与市场份额
对此，仲大军先生也有一套解释，他的解释是这样的：中国在国际经济角逐中，主要侧重于解决就业问题以及为解决产品国际市场份额的汇率问题，同时在外汇储备问题上采取非常消极保守的对策。忽视了廉价的货币和出口商品必然导致外资大量的涌入和美元大幅贬值。中国的外汇储备与美国的贸易逆差同步增长。美国向中国输出钞票，中国向美国出口实物和资源。在中国外汇储备大增的同时，中国又不得不将这笔积蓄投回美国。中国在向海外廉价地输出金融资源，看起来中国是招商引资的大国，实际上也是向海外输出廉价资金的大国，只不过海外将中国借出去的资金又以直接投资的方式输入回来，其获益大大高于中国购买美国国债的收益。这种一味追求出口的重商主义发展模式已经暴露出其明显的弊端，那就是省吃俭用多年的以美元形式保存的国民财富，极容易在美元的贬值中缩水。同时，由于外资大举进入，国内资产和资源被廉价利用，利润大量外流，中国在这一发展过程中，表面上看经济活动热气腾腾，但发展中的好处分享不多。中国目前已成为外资获利最丰的国家。人民币之所以存在升值压力，这是因为人民币的购买力是由国内的几种廉价因素决定的。譬如，廉价劳动力，廉价土地，廉价生态环保成本、廉价矿产资源。这几项生产要素的价格都是被人为地压低了价格。这就导致人民币在市场化的过程中隐藏着巨大的升值压力。如不调整汇率，就只能导致国内通货膨胀。而我国政府目前所选择的对策是：既不动汇率，也不让国内出现高的通胀。（仲大军 2004）。
伊科娜弥：根源在于传统观念加产值至上
伊科娜弥认为，造成中国环境问题的原因，除了世界上各个国家在发展之初普遍具有的因经济发展和人口增长而伴随的破坏作用外，还存在一些“中国特色”的因素。首先，中国的环境问题并非改革后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而出现的，而是长期积累下来的；中国与环境作战的历史几乎与中华文明本身一样悠久。比如，唐时的大规模砍伐森林，明时的大规模造山地梯田运动，晚清时候频繁出现的洪灾和治河的恶性循环等等。伊科娜弥甚至将问题归结到中国的哲学思想上，她认为，中国无论是儒家思想或是在其熏陶下的民间观念都倾向于相信，自然应该为人类服务；而毛泽东在建国后的“人类必须征服和改造自然，从而取得对大自然的自由”的名言也是与这一思想传统一脉相承的。为了发展经济，中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包括放权给地方政府，向私营企业开放，邀请跨国公司进入等等，这些都极大地削弱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此外，在中国、地方官员的政绩考评是建立在经济建设之上的，因此这些人更是将短期经济收益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甚至跟中央的指令阳奉阴违。
三、对三种解释的简短评论
显然，奥得里斯科尔找到了中国经济在制度方面的不足。产权保护、司法制度、法治环境、规章制度、行政干预、金融体制、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等等，都有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这些全都属于制度的缺陷。按照制度学派的观点，这个分析是非常有道理的，因为，处于微笑曲线两端的经济活动都需要比较多的制度保障。正如陈志武所言：在今天的世界里，自然资源和土地的多少不再是决定一个国家人均收入的最重要的因素。如果不是土地也不是自然资源决定一个国家的贫富高低的话，到底是什么东西真正能够决定一个国家贫富收入的高低？我发现制度资本是最重要的。（陈志武，2003，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读一读陈志武教授在2003-2004年发表的几篇文章）所以，你的制度保障不够，怎么跟人家在高层次领域竞争呢？
伊科娜弥通过对环境问题这个侧面的观察，看到的传统观念和产值至上的政府行为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危害，可以说找到了中国目前最致命的痛处。实际上，在“国家工业化——权势阶层追求以最快的速度完成资本原始积累——社会两极分化”时期，这种最原始的“刀耕火种”现象是必然要发生的。
仲大军先生以敏锐的记者的眼光看到了一个恶性循环——为了解决就业问题和产品的国际市场份额问题——牺牲了资源，包括劳动力资源、土地资源、生态资源、矿产资源等等。从本质上讲，这是一种低等动物纯粹为了生存而做出的选择——牺牲一切去换取生存——然后遭受大自然的惩罚。这种比喻也许让很多人难以接受。然而，这种交换恰恰就是我们自己的选择，现在，当环境遭到破坏，当社会两极分化达到某种极限之后，我们终于开始思考这一切，为了解决眼前的就业问题和国际市场份额问题，我们付出了如此高昂的代价，值得吗？
把仲大军先生的分析简化成纯粹的金融语言，我认为，从中长期角度看，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恶性循环：企业投资效率低，政府投资效率低（特指外汇储备这一部分），个人劳动力投资效率更低。换言之，我们需要寻找提高这三种投资效率的途径。我们知道，在实物经济领域，提高附加值的关键在于加强自主知识产权的研发和加强以客户为导向的销售服务。那么，在国家投资领域，提高投资回报率的关键则在于加强对广泛市场的研究并加强对特定投投机品种的专业化运作。而这些都需要创新，都需要加强相关知识的积累和管理。
我认为，政府在法制建设方面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比方说，奥得里斯科尔提到的产权保护、司法制度、法治环境、规章制度、行政干预、金融体制、外贸政策和外资政策等等，政府必须无条件地加快步伐改进这些方面的工作。还有，伊科娜弥提到的环境问题，中国人人人都看到了，可是，人们对于日益恶化的环境已经熟视无睹习以为常了，污染成为人们生活中的必需品。看来，只有当环境问题危及到既得利益者的根本利益时，决策者才会真正开始重视环境问题。就象当年日本人把刺刀架在中国人的脖子上那样，中国人才发出“最后的吼声”。回到仲大军先生提到的恶性循环，这一点，仅凭政府一方面的力量也是无法解决的，因为它还涉及到许多微观方面的问题。比方说，企业是否具备竞争实力和能力？与提升企业竞争力相关的其他部门（如教育）是否配套？等等。（2005年3月）
参考文献：
陈志武，中国人为何勤劳却不富有？ 2004-08-18 《新财富》
陈志武，市场机制的必要制度机制 www.unirule.org.cn
刘见林，《变黑的河流：环境对中国前途之挑战》新书介绍 《华盛顿观察》周刊 第35期
仲大军，外贸顺差就是经济强国吗？中国经济时报 2003年2月25日
仲大军，人民币升值越早损失越小 2005年1月22日 www.dajun.com.cn
郑友林，人民币的明天：与价值中国记者的访谈 2004-12-15 www.chinavalue.net
郑友林，微笑曲线 2005-03-15 www.chinavalue.net
Elizabeth C. Economy，The River Runs Black: The Environmental Challenge to China’s Futur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4
延伸阅读：
“死资本”带来的恶性循环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6/9/12/43485.html
经济难点之间的关联性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6/9/12/43486.html
货币汇率的本质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5/5/27/5427.html
汇率扭曲的危害 http://www.chinavalue.net/Article/Archive/2005/6/6/6208.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