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海辛

 

 

9 11事件爆发后,中亚山国阿富汗一下子成了媒体焦点。随之而来，塔利班的种种蠢行也暴露在世人面前。这些蠢行中，尤以2000年炸毁巴米扬大佛令人痛惜。但一部分国人在“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之余，也生出一种对塔利班和阿富汗人民的鄙夷嘲讽之情，认为那里的老百姓既穷且蠢，同时暗自庆幸我国的乐山大佛成了世界第一。笔者对此颇为反感，认为我们其实并无资格嘲笑人家。

从塔利班炸佛的2000年往前推三分之一世纪，是1966年，那一年我国发生了“焚书坑儒”的文革。如果我们今天可以嘲笑塔利班，那么当年的“帝修反”也有资格嘲笑我们。再从1966年往前推三分之一世纪，是1933年，那一年，在理性主义滥觞地之一的德国，发生了“焚书坑犹”的暴行。

这三桩彼此孤立的事件都发生在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且互相间隔恰好约三分之一世纪，这纯属巧合。但巧合之外，反映出了三种文明在理性进化上的时间差距。德国属基督教文明，中国属儒教文明，阿富汗属伊斯兰教文明。时间排列的顺序说明基督教文明比我们成熟，而我们又比伊斯兰教成熟。但时间差距上的相同并不表明文明差距的相同。

过去我们的理性尚不成熟时，总是将一些重大的坏事恶行归结为占统治地位的少数坏人强迫或欺骗大多数好人所为。现在，我们终于能够实事求是地认识到，在这个行恶的过程中，作为人民的老百姓，其实也负有一定责任，因为正是他们选择了那些统治者。1933年，是德国人民选择了希特勒，1966年是中国人民选择了毛泽东和他的文革政策，世纪末，是阿富汗人民选择了塔利班。我们必须这样来看历史，否则就会陷入一种英雄史观的泥沼中。这种历史观认为历史前进是人民的功劳，历史倒退或受阻则于人民无关，那是少数坏人、奸雄所为，这种观点与英雄史观同属历史唯心主义。

人民不是神，人民也不总是英雄。人民或说老百姓，是由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组成，因此就同个人一样，也会犯错误，而且是在错误中逐渐成熟、成长起来的。

如果一个民族在成长过程中所犯的错误都值得嘲笑，这本身就是一件可笑的事。一个六岁的哥哥嘲笑他四岁的弟弟将大小便拉在了裤子上，我们作为一个成年人如果也象这位六岁的先生一样嘲笑那位四岁的弟弟，这只能说明我们还远未成熟。

基督教文明的德国，显然是一个成熟的民族。这种成熟不仅表现在他们那里年人均GDP已超过一万美元，还表现在他们对待自己过去错误的态度上。多数与德国人有过接触的中国人都知道，差不多每一位40岁以上的德国人在初次见面时都会不厌其繁地宣布，“我反对纳粹，我不同意他们的观点”。他们的领袖勃兰特总理甚至跪在犹太人的墓前谢罪。相比之下，同为儒教文明的日本人在这方面就差得很远。从上到下，整个民族至今对二战中的错误依然是吞吞吐吐，死不认帐。日本在这方面的不足一方面与战后美国人的政策有关，另一方面也与儒教的理性主义精神缺乏有关。笔者之所以敢这样说，是因为中国人对文革的态度与日本人对二战的态度惊人一致的缘故。

日本人在二战中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但现今日本人一谈起二战就只剩下受害者的记忆——广岛与长崎的两颗原子弹，仿佛他们是二战最大的受害者。中国绝大多数经历过文革者，也是受害者与加害者一身而二任焉，但当文革结束时绝大多数人的脑海中都只剩下了受害者的记忆，这就使人感到奇怪，难道几亿名受害者都是由“四人帮”四个人干的？这种中日共同的“选择性记忆”产生的原因，只能在儒教文化中寻找。

文革在中国再次发生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因为其由以产生的制度性土壤并未发生质的变化。之所以现今看起来不会发生，全然由于个人经验的支撑。现凡经历过文革者，对文革都留下了痛苦的回忆，因此只要这些人还在世，文革就很难再来。但当这一代人过世后，文革的痛苦经验也随之消失，就很难保证新一代人将不会把文革作为一种选择。因为理性化程度低，讳疾忌医的势力仍然强大，导致我们无法从理论与制度上彻底地批判文革。在这种情况下，部分国民嘲笑塔利班的愚蠢与幼稚也就不足为奇了。

从前面所说的三种文明的差距中，似乎会给人这样的印象：我们与德国人的理性已经成熟，而贫穷落后愚蠢的阿富汗人还远未成熟。不是的。理性的成熟这既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也是一个绝对的概念。德国人的理性无论从相对还是绝对的意义上说，都是成熟的，而我们中国人的理性与阿富汗人的理性则处同一发展阶段。

现代化的本质并不是硬件，而是软件，所谓软件就是指整个民族的理性化发育程度。因此现代化从本质上讲就是理性化。笔者正是据此肯定德国人理性成熟的。

我们现在对现代化的理解是不全面、不成熟的。而按国际通行的标准来看，现代化不仅是器物层面的硬件现代化。一般而言，现代化应含三个层面：第一个层面是经济基础，它包括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和中产化（谓财产在社会各阶层中的分布）这些指标；第二个层面是上层建筑中的政治制度，即法治化（不是法制化）、民主化；第三个层面是思想文化观念的层面，它应是理性化、世俗化与多元化。相比而言，我们现在的“四化”观念犹如一个六岁儿童的目标：“我长大了要当医生，谁不听话就给谁打针。”

现代化就是理性化这个论断听起来突兀，实际上与我们常说的“落后主要是观念的落后”是一个道理。西部地区落后，首先落后在观念上，不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再多的钱砸进去也是白搭。思想不解放、观念不理性化（实事求是），即使一时由于外因（发现石油）富了起来，但因为缺乏理性的支撑，最终还是要跌落下来的。这方面，中东的两伊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以色列与日本这两个民族在硬件上已达现代化的水平，但由于理性上的缺陷，现在都处于“美中不足”的尴尬之中，他们何时能走出目前的困境，这取决于他们何时能修补好各自在良知与正义上的不足。

行文至此，有人也许会愤愤然地指责笔者未能给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所取得的伟大成绩以足够的评价。

改革开放我们的确取得了伟大成绩，但这些成绩与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相比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以年人均GDP一万美元这个硬指标衡量，我们现在仅达其1/10。改革开放的过程就是中国人理性成长的过程，就是中国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过程。但从现代化与理性化这个绝对目标来衡量，我们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还处于“初级阶段”，还是不自觉的、被动的。自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 ，从某种程度上讲是被逼无奈的选择。我们目前所取得的成绩，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结果，我们目前存在的问题，是未能自觉、主动地执行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这一思想路线的结果。所谓文明的差距，说道底，就是这种主动性与自觉性上的差距。

在指出各种文明在理性的发育上存有差距的同时，也要指出各种文明在价值上的平等地位。因为各种文明各有长处短处，很难评判孰优孰劣。譬如基督教文明积极征服自然的精神，在后工业文明时期就不如儒教文明天人合一的观念更符合可持续发展的要求，而儒教徒在捐献人体器官以拯救生命方面就不如伊斯兰教徒来得开明。各种文明的先进与后进只是针对现代化这一具体目标而言的，而人类的诉求并不仅仅是现代化。

 

 

2002年3月2日

作者：范海辛（民间思想家）

B P： 96120-233543

E-mail：[email protec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