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真正动力不能简单地归结为高科技，还要考虑其经济结构和贸易结构。美国经济高速增长实质上是知识经济层次（科技层次）上的贸易拉动型增长，并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全球经济对它的支撑。

    ◇世界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正按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演变，美国控制了利润率最高的高科技信息产业。我们需要重新评判亚洲各国的科技观念、科技政策、科技投入的真实性、有效性。

    ◇目前我们倡导搞风险投资，或许反映出一种权宜之计的复杂矛盾心态。

    ◇风险资本市场、高科技市场与二板市场之间有区别。发展二板市场应以不影响或阻碍主板市场的发展为前提。重要的是政府对市场的管理要从行政管理转向法制管理。

    ◇搞风险投资，最重要的是要使私人收益率能够突破或者达到平均收益率水平。所以，风险投资的合伙制组织形式很关键，能最大程度上激发私人投资的积极性。

    记者：前一阶段美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曾一度引起世人的高度瞩目，我国的很多学者也把其高速增长的深层原因归结为美国高科技的发达。您认为这种判断是否合理？

    唐勇：近年来，我陆续作风险投资研究，有两个很大的感触：一个是美国近十年来经济高速稳定持续增长，给整个世界带来了很大的惊讶。它打破了以往的经济周期规律，用格林斯潘的说法，是高科技、信息经济或知识经济的发展使得美国经济打破了原来的周期，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一个新的循环上发展其周期，并且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周期要结束的迹象。这对整个世界影响非常大。另一个感触是，70年代以来东亚奇迹实际上不是通过高科技的发展，本质上是贸易拉动而产生的经济增长，很短暂，亚洲金融危机暴发以前实际上就基本结束了。二者对比，美国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给人的想象空间更大。那么克林顿所称的美国新经济实质是什么呢？

    美国经济高速发展的真正动力不能简单地认为来自于高科技的发展，把高科技视为美国经济增长的唯一真正动力是一种误解。美国新经济实质上是知识经济层次上或科技层次上的贸易拉动型增长。美国经济是一种外向型经济。看美国经济，更多要看它对全球的依赖程度，当然还要看其内需或者说它自身的消费能力。美国这种开放型经济，其消费不完全依靠美国人自己，很大程度上要依靠亚洲、美洲和欧洲的消费。从美国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反应态度上看，亚洲要垮掉了，美国的新经济也必然会受到冲击。

    总之，美国经济发展良好，在很大程度上是全球经济对它的支撑。美国经济发展强劲，并不代表美国经济一切都好。设想一下，如果整个亚洲、欧洲和美洲都不买美国产品，如IBM、微软的产品，它会怎样呢？美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处于火车头地位，起带头作用，但它同时也分享了全球经济给它带来的利益。也就是说，美国经济今天的繁荣依赖于全球化贸易体制下的一种升级，而不完全是其国内高科技产业发展的结果。

    记者：美国高科技产业是在怎样的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美国走了一条什么样的高科技产业发展战略和发展路径？

    唐勇：从美日科技竞争来看，美国是占先机的。日本很多创新是工艺型的，即把别人的产品拿来做一些外观的局部的改进，创新很少，成本低，所以很快就超过别人。日本整个经济发展依赖于亚洲特别是东亚的支持，通过成熟产业向外转移，日本有精力去做对新技术的改进工作。80年代美国人发现自己落伍后，就进行了为什么会落后于日本的反思。如果在工艺上同日本竞争，美国没有优势，优势在于美国基础研究力量雄厚，对全世界人才的控制与储备。于是美国就埋下头来发展更高层次上的新科技产品。等到全球发现美国在这方面占领先优势时，已经赶不上了。亚洲金融危机从根源上看，既不是货币危机，也不是财务危机，而是真实经济层面的危机，是来源于日本经济的衰退，特别是日本在高科技领域竞争中的失败。

    从研究与发展（R＆D）的投资看，尽管美国财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但研究经费却不断增加。80年代，美国政府用于基础研究的开支，按不变价格计算增加了60％，工业部门用于基础研究的投资增加了70％。1989年美国在研究和开发方面的投资达1292亿美元，比英、德、法、日、加的总额还要多。由于在高科技制高点竞争地位的变化，使得美国在27个关键技术领域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美国在信息和通信领域大大领先，在生物、医药、农业、食品和环保领域占有优势，在工业制造和能源领域与其它国家持平。与日本相比，美国在10个领域大大领先，11个领先占据优势，6个领域大致相当。

    90年代以来，世界产业转移和国际分工正按着符合美国利益的方向演变。在新的世界产业格局中，美国控制了利润率最高的科技信息产业，日本和欧洲只在平均化利润的传统制造方面，有一定的比较优势，而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基本上只能继续扮演加工基地的角色。美国人的聪明之处就在于，一面高喊日本威胁论，一面悄然调整了产业结构，取得了未来竞争的有力地位。亚洲金融危机充分说明，以资本和劳动的简单投入为特征

    的粗放型增长和单纯出口导向的经济结构受到了始无前例的挑战，因而难以保持稳定高速增长。危机带给亚洲的不仅是财富的重新分配，更重要的是对科技进步在经济增长中作用的重新审视和评价，并藉此重新判断亚洲各国的科技观念、科技政策、科技投入的真实性和有效性。

    记者：那么，我国发展高科技产业和风险投资应该借鉴美国那些经验和教训？

    唐勇：90年代初，结合整个世界性产业结构的调整，我们也进行了自己的经济结构调整。但过了几年，到了本世纪末，我们发现我们没有办法参加到整个世界的产业结构调整中去。说到底，整个全球的产业结构调整，或者说发达国家把其落后夕阳产业向发展中国家逐级阶梯式的转移，这一过程，我们没有能力也没有资格参加进去。全球贸易最终决定因素是比较优势，我们没有这样的比较优势。在这个问题上，我们找不到出路和前途。在这种情况下，一个办法就是发展风险投资，利用风险资本的介入，使我们的资本重新配置，这是一种愿望，至于最后是什么效果，风险资本能否担当重任，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风险资本是这样一种资本，它为建立专门从事新技术、新产品生产的小型公司以股份形式形成最初的和持续的承诺。在这个意义上，风险资本不仅向新企业注入资金，而且提供建立新企业、制定市场战略和企业组织等方面的技能。它的特征在于：（1）风险资本属于长期的、风险性带权益的融资技术，追求的是广义的资本收益，而不是仅指利息或股息收入。这与传统的银行借贷等融资技术相区别。（2）风险资本家在投入风险资本后，与企业的经营管理仍有着联系，并不是说它插手管理企业的经营管理，而是由风险资本家选择具有企业家精神的管理层，去经营发展企业。同时为了保护其投资权益，风险资本家也会以积极态度，与企业家保持联系。可见，风险投资与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技术有区别。但风险资本流动性很差，不象贷款可以提前安排偿还计划，也不象一般证券投资随时可在市场上售出变现。

    通常情况下，全球风险资本二级市场有三种管理机制和交易模式：（1）那斯达克模式，即独立的证券交易系统，不附属于证券交易所。（2）AIM模式，即附属于伦敦交易所之下，但它是独立的市场，有独立的监管人员、独立的监管规则和独立的上市体系；（3）二板市场区别于主板市场，即在一个证券交易所之下，一个证券交易系统之下，很大程度上要遵守这个交易所的监管组织规则，只是在上市条件上有所不同。而这三种模式的交易对象各有所不同。

    香港搞创业板市场，就交易对象而言，应该是一种创业型的企业，是一种中小企业，很大程度上是创业资本的出口。在那斯达克模式下，大企业也可以去上市，不处在创业阶段的企业也可以去上市。在AIM市场模式下，并非只有高科技企业才可以上市，非高科技企业也可以上市。我们现在宣传的风险资本及其市场，包括最近深圳市举办的首届高交会其间对风险资本的宣传，以及大鹏证券承办的“创业资本论坛”所涉及的风险投资，焦点在高科技企业上，范围比广义的风险投资小，外延要小，内涵还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