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个人及其命运］一种政策对于人的生存和发展具有基础性的制度框架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左右着人的命运。作为人事政策之下的“有形物”——档案，“表面上看，它只是一个一尺见方的牛皮纸袋，加上袋子里的材料，也不过一斤重。然而，它却承载着一个人的历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可以决定一个人的命运”[1]。

  “档案之痛”：一个案例的叙述[2]

汤国基，男，1964年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花明楼，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0年，踌躇满志的他准备高考时，不慎被狗咬伤，注射狂犬疫苗后，严重的副作用使他在高考期间一直失眠。本极有希望考上名牌大学的汤国基，最后只考上当时驻留宁乡的益阳师范专科学校，这使他进校后就闷闷不乐。但他成绩优异，并频频在报刊上发表作品，成为了益阳师专建校以来第一个在《中国青年报》等国家级报刊上发表作品的在校生。年轻的汤国基才华初显，性格也显得桀骜不驯，心高气傲的他多次向媒体和教育部、教育厅写信，反映自己的学校师资水平不佳，并说自己的班主任周某和中文系负责人秦某“不学无术”。现在回想起来，汤国基也埋怨自己的年少不经事：“我当时真傻，竟当面对班主任说‘要不是我高考没考好，你给我作学生我都不要！’”由于持才自负与性格上的某些“缺陷”，三年后大学毕业时，班主任在其档案中留下了以下的毕业鉴定：

能参加学校各项政治活动，生活艰苦朴素，学习认真刻苦，有钻研精神，专业知识掌握较好，能带病坚持学习，能参加体育活动。个性强，多疑善忌。该同学与同学打架后，采取报复行为，曾受到记过处分。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宜担任教学工作。[3]

同时，档案中还存留有汤国基1983年5月25日与同学打架的情况以及益阳师范专科学校1983年7月16日“关于汤国基同学所犯错误的处分决定”：

汤国基，男，二十一岁，中文科八O级二班学生，共青团员，列（宁——作者注）乡县人，该生平时很少参加政治活动，经常不请假旷课，胸襟狭隘，多疑善嫉，经常扬言报复杀人，学校对其进行过多次耐心教育，他不以为然。一九八三年五月二十五日早饭后，因买早餐与同班同学周岱志发生争吵打架，事至午休，汤乘周熟睡之际，用尼纶绳套住周的脖子，靠着床往（此处误字——作者注）用力向外拉，后被惊醒的同学制止，周才脱险，实属报复行凶，影响很坏。事情发生后，经反复教育，对错误有所认识，但不够深刻。考虑到该生长期患有头昏失眠等疾病，有时精神有反常现象，根据中文科意见，经请示校领导同意，学生处决定，给予汤国基记过处分。[4]

1983年8月，汤和另外12名同学一起被分配到宁乡县教育局。不久，那12名同学都有了单位，唯独没人要汤国基。汤找到县教育局领导，要求分配工作。县教育局把他分到一所乡办初中当炊事员。“1983年，大学生还相当稀缺，可那所乡办初中接到我的档案后，竟然连炊事员都不让我干。县教育局又派我到另一所小学代课，人家也不接。”汤国基回忆道，“当时我就琢磨，是不是自己的档案有问题？”汤回母校向班主任、系负责人和任课老师逐一询问，所有的人都向他保证“档案中没有任何影响工作的文字。”

从1984年开始，汤国基抓住国家“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大好机遇，向全国各大军区和江苏、浙江、广东等地发函联系工作。在接下来的一年多里，先后有南京军区陆军学校、浙江省司法警官学校等单位向宁乡县教育局发调令，让汤国基去工作，但仍然是档案一到，人家就退回。汤国基说自己记得最清的是去南京军区陆军学院的应聘：“我只上南京试讲了一次课，送我回湖南的军官姓郑，他当时就与我话别‘今天不远送，以后我们就是同事了。’但就这样板上钉钉的事，也是人家一看档案就吹。”汤国基再次怀疑自己的档案有问题，他再次回母校打听。老师的回答是：学校在他的档案里记录了他和另外一名同学打架的事，可能是这件事情影响了他。汤国基承认，大学快毕业时，自己确实跟同学打过架。错是自己犯的，老师如实记录也怪不得谁。于是，汤国基就认命了，准备开始报考研究生。

1986年12月，汤国基报考了中国政法大学国际法专业研究生，但由于没单位给他开证明，报考无门。1987年12月，他把单位写成“宁乡县双江区教育组”，但双江区教育组以“查无此人”为由把准考证退回，汤第二次仍没有考成。在报考研究生过程中，汤国基与湖南大学一位女生处上了朋友。到该谈婚论嫁之时，女友却突然离他而去。汤追问原因，女友含糊地说：“你是不是有什么病瞒着我？”此时周围的人也开始传汤国基“找不到工作是因为有精神病。”汤国基三上母校询问，得到的答复还是“档案没问题”。这时候，他开始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1988年9月，为了驳斥精神病传言，汤国基要求宁乡县教育局将他送到湖南省精神病医院作司法精神病鉴定，同年10月14日，宁乡县教育局将汤国基送至湖南省精神病医院，就是这一天，发生了一件汤国基自认为生平最耻辱的事情。汤说，“这次根本就不是给我作精神病鉴定，他们把我当成一个真正的精神病人关到了湖南省精神病院，和真正的精神病人关到了一起”。两个多月以后，即1988年12月23日，汤国基被精神病院放了出来，在他的病历和出院记录上都清楚地写明：无精神病。[5]万般无奈，汤国基使出最后一招，请求县教育局送他作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1989年3月，湖南省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小组的检查记录为：

体格检查，未发现病理性体征……衣履整清，意识清晰，主动接触良好，注意集中，定向完整，表现文质彬彬，言谈有序……精神状况检查未发现幻觉、妄想等任何定性精神病症状……检查中见记忆和理解力均好，思维结构完整，语流量和速度适中，情感反应适切，行为正常。[6]

湖南省精神病医院与湖南省精神病司法医学鉴定小组的诊断结论和鉴定结论均为“精神正常”。宁乡县教育局接到这份权威的鉴定后，既不告知汤国基，也不向社会公布，更不安排其工作。奔波七八年之后，1991年汤国基开始从事创作，以稿费为生。2001年，汤国基与《现代女性》、《女性天地》两家杂志社共同成为被告，引发了一场在全国闹得沸沸扬扬的前奥运冠军刘璇母亲谢蔚平“名誉侵权案”。2002年5月20日，长沙市开福区法院在审理后判决汤与两家杂志社无过错[7]，由此汤国基声名大噪。截至目前，汤国基已经在国内外报刊上发表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300余万字，成为湖南一位小有名气的青年作家。

汤国基的人生路本来将平坦地走下去，他用稿费收入赚取了一套100多平米四十余万的房子，虽仍然孤身一人竟也其乐融融，但一个偶然事件打破了这一平静。2002年12月3日下午，汤国基接到挂靠单位东湖塘初级中学的电话，要求其赶快回宁乡办理精神残疾手续以应付再就业检查。此时，他“第一次听到有人以组织的名义对我说我是一个精神病人”。2003年6月，一位“正直人士”向他住所的信箱里投进了三份复印件：毕业鉴定、处分决定和精神病医学鉴定书的手抄件。2003年6月26日，湖南城市学院（由原益阳师范专科学校与原湖南城建专科学校组建）承认处分决定和毕业鉴定的复印件“与原件完全一致”。汤国基认为，他找到了20年来处处碰壁、生活极不稳定的原因，那就是“考虑到该生长期患有头昏失眠等疾病，有时精神有反常现象”和“个性强、多疑善忌……有严重的神经官能症、不宜于担任教学工作”的档案评语。

2003年7月14日，汤国基向宁乡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要求益阳师范专科学校（现更名为湖南城市学院）和宁乡县教育局在《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公开赔礼道歉，恢复其名誉，并赔偿损失及精神抚慰金共计人民币2100万元。7月21日，法院审理后认为，最高人民法院相关司法解释中曾规定：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等部门对其管理的人员作出的结论或者处理决定，当事人以侵害名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益阳师范专科学校给予汤国基的处分、毕业鉴定以及由此导致的宁乡县教育局的管理行为，即属此类，法院不予受理。2003年8月，汤国基上诉至长沙市中级人民法院，长沙中院以相同的理由驳回。[8]

经过多方收集证据，2003年10月17日，汤国基向湖南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面呈或寄送了《关于毕业档案中“精神反常”等恶毒评定导致我20年人身权和就业权等遭受严重侵犯的申诉书》和相关证据18份。申诉书请求重新审查毕业鉴定，湖南城市学院、宁乡县教育局公开登报赔礼道歉，并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安排工作，补发20年来全部被扣工资。由于一直没有得到教育厅的回复，2004年4月15日，汤以“行政不作为”为由把湖南省教育厅告上了法庭。7月，该案在长沙市芙蓉区开庭，教育厅代理人在答辩状中指出：

（原告所称）上诉事实的发生距今有20余年，经济赔偿已过诉讼时效；至于档案的材料及工作待遇，湖南城市学院及宁乡县教育局均系独立的法人机构，我厅无法律上的职权干预。对原告的申诉上访，我厅分别致函湖南城市学院和宁乡县教育局，请两单位查清落实并妥善处理。对原告在《申诉书》中向我厅提出的4点要求，我厅无法律上的职权处理，也没有义务向原告作出书面裁定。因此，我厅不构成不作为。[9]

芙蓉区法院受理该案之后，追加湖南城市学院和宁乡县教育局为本案第三人，并通知两单位参加诉讼。而两单位对此案持诉讼异议并声明不承担法定责任……２００４年９月１５日，芙蓉区人民法院驳回汤国基诉湖南省教育厅行政不作为的诉讼请求。“汤国基档案事件”的法律诉讼与争议仍在继续，由此，汤国基的遭遇铸成了他带有传奇色彩的“档案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