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一名学者，他的思考从来就没有停下来，他更愿意用理性的思维面对历史与未来；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他始终把视角投向社会生活，他更愿意用事实来印证理论。
他说，回顾共和国走过50多年的历程，它是辉煌的，也是艰难曲折的。喜悦伴随着泪水，胜利带来更多的沉思。1978年后的20年和以前的30年的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是带有质的差别的，何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技术方面的原因是一个方面，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没能对资本、资本家、资本的生产方式等这些和现代社会紧密相连的东西给以科学的分析，并赋予它们应有的地位，是需要反思的。这种反思绝对不是多余的，直到今天全社会对‘资本’的看法上的分歧还是相当大的，能不能真正按照社会主义资本的规律去办事，仍然是值得高度注意的一件事。如果把"资本"演化到活生生的人群中，问题看的就更加明显了。中国的劳动力多，但中国的"老板"相对说少而又少，这是造成城乡就业率过低和下岗工人无法安置的最直接的原因。纵观一些折幹沉沙的企业家，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都是只认识"财富"，不认识"资本"；只是当"财主"，不去当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只知道从原始的"私有"观念出发，用"家族式"的管理方式，一味着自己攫取财富，不知道现代化管理的企业必然要战胜陈旧的生产方式。一句话，普及资本观念，宣传资本的生产方式，战胜落后、战胜愚昧、战胜腐败、战胜自我，是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一种挑战。
走出"资本"的认识误区
记者：应该说，在现行社会里，"资本"作为一个名词在社会中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这说明"资本"不仅在理论上得到肯定，同时它已成为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经济现象。在种情况下，"资本新论"主题思想体现了什么？
靳共元：《资本新论》抓住当前大家熟知同时又感到困惑的"资本"，展开了全方位的推理分析。这里涉及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无法回避的重大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范畴，同时更是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敏感范畴。
总结多年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社会主义资本"的范畴，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有根本意义的核心范畴。围绕这一基本思想，并根据现实需要，我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个方面是从正面表述如何正确看待和全面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思想。我们摘录了大量的经典作家的原文，努力把资本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合理地联系起来，并提出了"社会主义资本"的范畴；第二个方面就人们对"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上的种种疑虑，做一些辨析，包括如何看待"增殖"和"增值"等重大问题；第三个方面是对建国以来人们关于"资本"认识问题上的回顾，提到了包括孙冶方等在内的著名经济学家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从历史经验中体会我们确立"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资本"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范畴
记者：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理论界进行了三大突破，即按劳分配理论、计划经济理论和公有制理论。《资本新论》是如何用科学的发展观进行对这些理论进行理性分析与客观求证的？
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大家的注意。
第一，研究"社会主义资本"范畴，应当从马克思出发，但不能拘泥于马克思已有的论断。我们坚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的基本原理，坚持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要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是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历史的需要。那种全盘照搬西方某一模式的观点，我历来是不赞成的。但是马克思的理论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和更新自己的内涵。否则它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一些地方马克思的学说失去了应有的阵地，和这些地方的理论工作者僵化、呆板、盛气凌人的面孔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我认为，无论是关于劳动力价值的学说，还是剩余价值的学说或利润来源的学说都应当赋予新的时代特点。如果说由于过去的时代背景，马克思更多地强调了对资本否定的一面，那么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激活和焕发资本的生命力，却是我们长期应采取的政策。我特别强调马克思本人一贯强调和使用的系统辨证思想，认为应当以此作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资本"的新范畴，并且对它进行了全面定位，就它在市场经济运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经济增长方式等重大方面的作用做了详细阐述。我们还就这一范畴的现实意义和历史趋势展开了论证。
第二，研究"社会主义资本"范畴，要为实践服务，不断积极地恰当地分析现实中应当纠正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也要服务于实践。围绕"社会主义资本"新范畴我们势必要对许多问题做出新的解释。例如雇工剥削问题、劳动力商品问题、社会主义资本人格化问题、私人企业家入党问题等。我不敢说用"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思路解决这些问题是最好的方法，但至少是值得大家考虑的。
第三，我还强调从历史的角度反思"资本"范畴使用上的经验和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建国五十多年的历史，尽管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这一时代的人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血与火的记忆。越能及早反思历史，我们就越能及时从历史中受益。在对"资本"范畴的认识和使用上，我朝这一方向尽最大的努力。从对历史和现实高度负责的态度，系统、全面、准确地描述和概括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包括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化三改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经济界在"资本"范畴上的看法，有利于人们做好今后的理论工作。
记者：能否给"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下一个定义？
靳共元：简要地说，我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资本"范畴，就是资本的一般属性加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定。资本的属性就是要"增殖"，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创造出价值，创造出财富，同时还要创造出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按照经典作家的解释，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国家资本，或者别的什么资本都是按照这一基本的规定存在的。在资本的定性面前他们是平等的，不应该有孰前孰后的含义。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需要这种生产方式和手段，由此产生了 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主义资本"。
记者：您的基本看法和主张就是要积极调动"资本"的积极性，并且提出完整的"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使之更加合理和完善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是吗？
靳共元：是的。"资本"这个概念长期以来都是被否定的，处于即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地位。我们提出过"社会主义利润"这样一些类似的概念，长期就有拿利息、收租金的现实生活，从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开始，股票市场、证券公司、典当业也逐渐为人所知。但没有人敢大胆地肯定"资本"的存在。也就是说有反映表面现象的概念而没有本质的更加抽象的概念，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这是不成熟理论的表现。它会对社会实践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比如说许多行业过分设立禁止私人资本准入的门槛，很多人一提起资本家，就想起"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种情绪化的表现对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事实上更多地起着负面作用。其根本原因是不能对"社会主义资本"做合理、全面、正确的理解。
"增值"还是"增殖"
记者：您在这本专著中和一些学术会议上对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一些习惯提法提出不同意见，引起理论界的一些注意。您能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靳共元：可以。2003年4月我的《资本新论》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我感到一种欣慰，这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多年潜心钻研的一种结晶。中共中央2004年3号文件提出，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凝聚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共同奋斗，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也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努力前进的。
至于说到国有企业"保值增值"这样的具体概念的辨析上，搞清楚它到底是"增殖"还是"增值"？我想只有把"资本"这个重大范畴理解正确后才能做到。事实上，许多人在理论上是混用的。这应当予以纠正，因为它会给我们的实践带来很大的损害。
记者：怎样区分"增殖"和"增值"呢？
靳共元：对于肩负国有资产管理的各种职能部门来说，使用"保值增值"的说法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它不是生产单位，本身无法直接完成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组合功能，价值无法在这里自行增殖。所有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领域，包括国家管理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福利事业乃至股票市场、共同基金等，都应做这样的理解。把发行福利彩票当作振兴一方经济的主要手段，不加选择、毫无节制地在一切领域搞"彩票经济"，肯定会过度诱导人们的投机心理，加重畸形社会观念的声誉，从而会对这个社会健康、全面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
相反，所有直接生产单位，包括遍布在生产各种领域的各类国有、私人、合资企业等在论及价值增加时均应使用"增殖"的说法，这是无法用"增值"取代的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崇尚"增殖"，就是崇尚生产，鼓励"增殖"行为，就是要求人们通过辛勤劳动致富。它属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的范畴。一个社会的富足，最终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处于变革状态中社会，一定要牢牢确立这样的主流思想，才能保证它不走错方向。
关键在于整个社会能否真正按资本运作的规律来办事
记者；2004年香港学者郎咸平针对国内一些企业在进行改制中，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由此引起人们再度对国有资产保值增殖的思考，您从资本的角度上分析，如何看待国有"资本"的保值和增殖？
靳共元：按我在《资本新论》中的理解，同样的钱，同样的财富，在国家手中，它应当是以基金、资金等方式存在的，但到了生产单位之后，则必须按照资本的方式存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国有控股公司或其他别的国有企业的职能和性质是绝对不能等同的。混同二者必然会带来政企不分的严重后果。"增殖"和"增值"的原则区分，也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来。
说得严重一点，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说法，之所以能够流行开来，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些人的思想深处不愿意接受"资本"的运动规定。他们潜意识地按照计划经济时期的习惯理解，把国有企业看作是产品生产者，或者最多看成是商品生产者，而不能把它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看成是"资本"生产者。
然而一旦脱离开这个大前提，在我看来，许多争论都会变得没有意义或只有很少的意义，包括最近由郎咸平引起的"国进民退"的争论。只要承认"资本"这一重大范畴，国有的占多少，民营的占多少，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并不需要什么固定模式。无论是这两者的比例配置如何，搞得好的国家和搞得不好的国家的例子都很多。关键在于整个社会能否真正按资本运作的规律来办事。
他说，回顾共和国走过50多年的历程，它是辉煌的，也是艰难曲折的。喜悦伴随着泪水，胜利带来更多的沉思。1978年后的20年和以前的30年的经济发展和百姓生活是带有质的差别的，何以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原因是多方面的，技术方面的原因是一个方面，如果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我们不难发现这里最重要的原因是没能对资本、资本家、资本的生产方式等这些和现代社会紧密相连的东西给以科学的分析，并赋予它们应有的地位，是需要反思的。这种反思绝对不是多余的，直到今天全社会对‘资本’的看法上的分歧还是相当大的，能不能真正按照社会主义资本的规律去办事，仍然是值得高度注意的一件事。如果把"资本"演化到活生生的人群中，问题看的就更加明显了。中国的劳动力多，但中国的"老板"相对说少而又少，这是造成城乡就业率过低和下岗工人无法安置的最直接的原因。纵观一些折幹沉沙的企业家，他们共同存在的问题都是只认识"财富"，不认识"资本"；只是当"财主"，不去当现代意义上的"资本家"，只知道从原始的"私有"观念出发，用"家族式"的管理方式，一味着自己攫取财富，不知道现代化管理的企业必然要战胜陈旧的生产方式。一句话，普及资本观念，宣传资本的生产方式，战胜落后、战胜愚昧、战胜腐败、战胜自我，是中华民族发展到今天任何人都不能避免的一种挑战。
走出"资本"的认识误区
记者：应该说，在现行社会里，"资本"作为一个名词在社会中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这说明"资本"不仅在理论上得到肯定，同时它已成为现实生活中最常见的经济现象。在种情况下，"资本新论"主题思想体现了什么？
靳共元：《资本新论》抓住当前大家熟知同时又感到困惑的"资本"，展开了全方位的推理分析。这里涉及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无法回避的重大范畴，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的基本范畴，同时更是我们这个特定的历史阶段的敏感范畴。
总结多年的研究成果，我们提出"社会主义资本"的范畴，认为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带有根本意义的核心范畴。围绕这一基本思想，并根据现实需要，我从三个方面进行了论述。第一个方面是从正面表述如何正确看待和全面理解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思想。我们摘录了大量的经典作家的原文，努力把资本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现实合理地联系起来，并提出了"社会主义资本"的范畴；第二个方面就人们对"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上的种种疑虑，做一些辨析，包括如何看待"增殖"和"增值"等重大问题；第三个方面是对建国以来人们关于"资本"认识问题上的回顾，提到了包括孙冶方等在内的著名经济学家对相关问题的认识，从历史经验中体会我们确立"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重要性。
"社会主义资本"是一个不能回避的重大范畴
记者：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理论界进行了三大突破，即按劳分配理论、计划经济理论和公有制理论。《资本新论》是如何用科学的发展观进行对这些理论进行理性分析与客观求证的？
我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应当引起大家的注意。
第一，研究"社会主义资本"范畴，应当从马克思出发，但不能拘泥于马克思已有的论断。我们坚持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表述的基本原理，坚持科学的劳动价值理论和剩余价值理论。改革开放的今天，我们更要高举起马克思主义的旗帜。这是人民的需要、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历史的需要。那种全盘照搬西方某一模式的观点，我历来是不赞成的。但是马克思的理论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它也应当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不断改变和更新自己的内涵。否则它就失去了自己的生命力。一些地方马克思的学说失去了应有的阵地，和这些地方的理论工作者僵化、呆板、盛气凌人的面孔是有着直接关系的。我认为，无论是关于劳动力价值的学说，还是剩余价值的学说或利润来源的学说都应当赋予新的时代特点。如果说由于过去的时代背景，马克思更多地强调了对资本否定的一面，那么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在一定程度和一定范围内激活和焕发资本的生命力，却是我们长期应采取的政策。我特别强调马克思本人一贯强调和使用的系统辨证思想，认为应当以此作为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的指导思想。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我们提出了"社会主义资本"的新范畴，并且对它进行了全面定位，就它在市场经济运行、现代企业制度建立、经济增长方式等重大方面的作用做了详细阐述。我们还就这一范畴的现实意义和历史趋势展开了论证。
第二，研究"社会主义资本"范畴，要为实践服务，不断积极地恰当地分析现实中应当纠正的种种问题。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就是理论联系实际。理论来源于实践，同时也要服务于实践。围绕"社会主义资本"新范畴我们势必要对许多问题做出新的解释。例如雇工剥削问题、劳动力商品问题、社会主义资本人格化问题、私人企业家入党问题等。我不敢说用"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思路解决这些问题是最好的方法，但至少是值得大家考虑的。
第三，我还强调从历史的角度反思"资本"范畴使用上的经验和教训。历史是一面镜子。建国五十多年的历史，尽管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的一瞬。但对经历过或正在经历着这一时代的人来说，却是刻骨铭心的血与火的记忆。越能及早反思历史，我们就越能及时从历史中受益。在对"资本"范畴的认识和使用上，我朝这一方向尽最大的努力。从对历史和现实高度负责的态度，系统、全面、准确地描述和概括各个不同历史时期，包括国民经济恢复时期、一化三改时期、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文化大革命"时期和改革开放以来，理论界、经济界在"资本"范畴上的看法，有利于人们做好今后的理论工作。
记者：能否给"社会主义资本"范畴的下一个定义？
靳共元：简要地说，我们所提出的"社会主义资本"范畴，就是资本的一般属性加社会主义社会的特殊规定。资本的属性就是要"增殖"，也就是在生产过程中通过雇佣劳动和资本的结合，创造出价值，创造出财富，同时还要创造出剩余价值。这个剩余价值，按照经典作家的解释，是一切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无论是私人资本还是国家资本，或者别的什么资本都是按照这一基本的规定存在的。在资本的定性面前他们是平等的，不应该有孰前孰后的含义。由于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还需要这种生产方式和手段，由此产生了 这种具有特殊意义的"社会主义资本"。
记者：您的基本看法和主张就是要积极调动"资本"的积极性，并且提出完整的"社会主义资本"范畴，使之更加合理和完善地存在于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是吗？
靳共元：是的。"资本"这个概念长期以来都是被否定的，处于即不合理也不合法的地位。我们提出过"社会主义利润"这样一些类似的概念，长期就有拿利息、收租金的现实生活，从上一个世纪的80年代中期开始，股票市场、证券公司、典当业也逐渐为人所知。但没有人敢大胆地肯定"资本"的存在。也就是说有反映表面现象的概念而没有本质的更加抽象的概念，这本身就是一种悖论。
这是不成熟理论的表现。它会对社会实践产生严重不利影响。比如说许多行业过分设立禁止私人资本准入的门槛，很多人一提起资本家，就想起"从头到脚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这种情绪化的表现对生产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事实上更多地起着负面作用。其根本原因是不能对"社会主义资本"做合理、全面、正确的理解。
"增值"还是"增殖"
记者：您在这本专著中和一些学术会议上对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一些习惯提法提出不同意见，引起理论界的一些注意。您能介绍一下具体情况吗？
靳共元：可以。2003年4月我的《资本新论》由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我感到一种欣慰，这是我和我的同事们多年潜心钻研的一种结晶。中共中央2004年3号文件提出，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这对于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高扬马克思主义理论伟大旗帜，凝聚全党全国人民为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共同奋斗，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也正是沿着这一方向努力前进的。
至于说到国有企业"保值增值"这样的具体概念的辨析上，搞清楚它到底是"增殖"还是"增值"？我想只有把"资本"这个重大范畴理解正确后才能做到。事实上，许多人在理论上是混用的。这应当予以纠正，因为它会给我们的实践带来很大的损害。
记者：怎样区分"增殖"和"增值"呢？
靳共元：对于肩负国有资产管理的各种职能部门来说，使用"保值增值"的说法当然是正确的，因为它不是生产单位，本身无法直接完成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要素的组合功能，价值无法在这里自行增殖。所有和生产没有直接关系领域，包括国家管理机关、人民团体、社会福利事业乃至股票市场、共同基金等，都应做这样的理解。把发行福利彩票当作振兴一方经济的主要手段，不加选择、毫无节制地在一切领域搞"彩票经济"，肯定会过度诱导人们的投机心理，加重畸形社会观念的声誉，从而会对这个社会健康、全面的发展带来极大的危害。
相反，所有直接生产单位，包括遍布在生产各种领域的各类国有、私人、合资企业等在论及价值增加时均应使用"增殖"的说法，这是无法用"增值"取代的重要的经济学概念。在当前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崇尚"增殖"，就是崇尚生产，鼓励"增殖"行为，就是要求人们通过辛勤劳动致富。它属于马克思生产劳动的范畴。一个社会的富足，最终只能通过这种方式达到。处于变革状态中社会，一定要牢牢确立这样的主流思想，才能保证它不走错方向。
关键在于整个社会能否真正按资本运作的规律来办事
记者；2004年香港学者郎咸平针对国内一些企业在进行改制中，造成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提出尖锐的批评，由此引起人们再度对国有资产保值增殖的思考，您从资本的角度上分析，如何看待国有"资本"的保值和增殖？
靳共元：按我在《资本新论》中的理解，同样的钱，同样的财富，在国家手中，它应当是以基金、资金等方式存在的，但到了生产单位之后，则必须按照资本的方式存在。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和国有控股公司或其他别的国有企业的职能和性质是绝对不能等同的。混同二者必然会带来政企不分的严重后果。"增殖"和"增值"的原则区分，也正是在这里表现出来。
说得严重一点，国有企业"保值增值"的说法，之所以能够流行开来，根本的原因就是一些人的思想深处不愿意接受"资本"的运动规定。他们潜意识地按照计划经济时期的习惯理解，把国有企业看作是产品生产者，或者最多看成是商品生产者，而不能把它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看成是"资本"生产者。
然而一旦脱离开这个大前提，在我看来，许多争论都会变得没有意义或只有很少的意义，包括最近由郎咸平引起的"国进民退"的争论。只要承认"资本"这一重大范畴，国有的占多少，民营的占多少，完全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加以调整，并不需要什么固定模式。无论是这两者的比例配置如何，搞得好的国家和搞得不好的国家的例子都很多。关键在于整个社会能否真正按资本运作的规律来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