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家也是劳动者---企业家自杀的启示


 

资本家也是劳动者---企业家自杀的启示

【在许多人看来,只有工人才是劳动者,那些投资与经营资本的人---资本家或称企业家,他们不是劳动者。但是,我们这个社会,之所以存在经济活动首先就是因为有这些人的资本运作与经营活动,除此社会不再有“经济”可言。而这些资本家为了开创这种经济局面所要承担的责任与压力之大,是一般人难以想象的。他们毫无疑问是劳动者,并且是责任最重的劳动者,因为他们承担着资本保值增殖的切身责任,这是完全可以导致他们自己自杀的沉重责任,甚至自杀后还感到“一身轻”,一了百了。我把人类劳动划分为三种:体力劳动、脑力劳动与心力劳动。其中,资本家们所从事与承担的,就是这个心力劳动。而这三种劳动的地位是:心力劳动是统帅,脑力劳动是军师,体力劳动是士兵;因为心力劳动者所承担的责任最重。对于中国来说,“文革”时只承认“贫下中农”才是劳动者,“文革”后则承认知识分子也是劳动者;今天的市场经济时代在现实中人们也渐渐承认了经营资本家也是劳动者,只不过还没有从理论上加以阐明与肯定。我们的社会需要承认这种“劳动者”,不作这个承认,就不能理解与完满说明当今的人类经济活动。---黄焕金】

 

两名企业家魂断新年

 

  200511日,山西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赵恩龙选择在新年第一天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当天上午640分,赵恩龙还在办公室。710分左右,人们在办公楼西头的水泥地上发现了他的尸体。根据种种证据,警方认定为跳楼自杀。

  同一天傍晚,陕西金花集团副总裁、上市公司金花股份(600080)副董事长徐凯进入西安某酒店自己的房间,此后再也没有出来。直到14日警方强行进入,发现他已自缢身亡。

  2005年初的商界,被两则企业家自杀的消息笼罩着。

 

为何自杀

  两则死讯都在当地引起了很大反响。山西鑫龙所在的运城,有人针对赵恩龙的自杀说:“可惜了,有福都没办法享受了。”普通百姓很难理解,在他们眼中生活优裕的富豪,为什么就这样自杀了?

  赵恩龙死后,人们在他的办公桌上发现了一封手写的遗书,主要说到政策变化快,负担过重,银行的贷款和朋友的借款无法如期归还,上门讨债的人很多,等等。另外,赵的秘书张江涛向警方证实,“近期企业运转极端艰难,赵恩龙思想压力大,情绪波动大。”据此,企业经营上的问题应该是导致自杀的原因。

  赵恩龙被葬于老家运城市闻喜县阳盱乡东杜村。他出身草根,家境贫寒。曾任运城地区建委印刷厂厂长,由于超生、违反计划生育政策被免去职务,此后开火锅店,1998年创建山西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

  资料显示,山西鑫龙稀土磁业(集团)有限公司始建于19988月,20029月组建集团公司,集团公司本部注册资本5183.1万元,总资产达4.5亿余元。下属四个控股公司、四个关联公司。其控股公司关铝阳极材料公司和关铝阴极制品公司分别投资1.2亿和1.17亿元,生产的煅后焦和阴极碳块主要供给山西关铝公司生产电解铝。

  鑫龙公司的一名工人称:“公司自从投产以来就没有赚过钱。” “因为设备质量差和技术落后,设计合格率在70%左右,但实际合格率不到20%。”

  更为严峻的是,就在企业急需资金进行技改和周转时,国家开始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和房地产等行业实施宏观调控,鑫龙集团涉及电解铝和房地产两大行业,全部触到了国家紧缩银根的风头之上。

  “资金链”断裂,使得鑫龙陷入困境。据悉,在赵恩龙自杀后,鑫龙集团以及下属公司已涉及债务诉讼11起,涉案标的超过两个亿。其中最大的一笔诉讼原告方为工商银行运城分行,涉案标的1.8亿元。

  运城市公安局盐湖分局副局长王有恩透露,赵恩龙还借了朋友好多钱。“赵恩龙对朋友很义气,但他现在连利息都还不起,无法面对自己的朋友,生活圈没有了,这是他自杀的一个重要原因。”

  与赵恩龙一样,徐凯的突然自杀,也引起了外界对金花集团财务状况的怀疑。但调查发现,徐凯自杀是病痛与私人生活所致。

  据了解,徐凯有过三次婚姻,都以离婚告终。徐凯的去世并未影响到金花集团的日常工作,据金花集团总工程师张培合称,最近一年多来,徐因身体原因只是挂着副总裁的职务,不再负责具体事务,基本上已经淡出了公司管理。

 

企业家综合症

  这两起自杀案原因各异,但也隐含了共同点,引发了人们对企业家健康状态的关注。

  赵恩龙生前,由于长期的经营压力而不堪重负,精神上出现抑郁症状。而徐凯则患有忧郁症、前列腺炎、糖尿病等诸多慢性病。两个多月前,均瑶集团董事长王钧遥也因积劳成疾去世。

  20051月上旬,宁波市企业家协会组织了一批知名民企老总在一家宁波市顶级体检机构体检,发现32名企业家中,有31人身体处于患病或不健康状态。

  除了生理健康,富豪们的心理健康也不容乐观。

  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是浙江省最重要的精神病医院,该院一位主任医师介绍说,“我收治的病人来自各个行业,但近几年企业家也越来越多。按照人口比例来讲,企业家绝对属于心理疾病高发职业群体。”他分析说,这个群体之所以心理疾病高发,实在是各方面的心理压力过大,超过了他们的承受能力。

  这位医生讲了这样一个案例:200410月,台州的一位富豪主动上门,和这位医生谈了一个多小时。

  他告诉医生,最近生意不好做,许多生意场上的朋友都来催债,订单是接到了,但三天两头停电,无法正常开工。每天都忙得焦头烂额,很疲惫。最近一两个月,他发现自己精神有些恍惚,还有幻听现象,有时候早上睡觉醒来,觉得生活毫无意义、万念俱灰。

  “在他和我聊天的一个小时里,两个手机一开始就是关着的,但每隔十来分钟,他就拿出来看看有没有电话,有时候还对着空气点头微笑。后来我嘱咐他的爱人,让他停止工作两个月,到一个清净的地方好好度个假。”

  这令人联想起赵恩龙生前说自己“活得很无聊”。无独有偶,徐凯自杀前,最后见到他的人是一位女出租车司机。徐凯向她提及感情上的失落与孤独,并透露了自杀的念头。他说,自己虽有上亿资产,但是没有得到真爱,“感到很孤独,没有意思”。

  新年伊始,两位企业家以死亡提醒我们思考生命的意义。

  

   □记者 郭玉洁/

 

来源:《财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