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的1月被称为“一月风暴”，这是指上海的“革命造反派”夺取了上海的政权。由中央派出的张春桥、姚文元到了上海。张、姚推出成立“上海公社”的方案，后来被毛泽东否定，改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简称为市革会，这个图章也用了好几年，各级组织也就都是“革命委员会”。以后，“王、张、江、姚”（上海国棉十八厂的保卫科王洪文、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的张春桥、姚文元和毛泽东的妻子江青）被称为“四人帮”，也有人称“上海帮”。全国各地都先后成立革命委员会，最后是除了台湾省以外的“全国山河一片红”。错版邮票《全国山河一片红》就是为此纪念的，因为漏了台湾省而成为错票，后来出现了天价。

这样，上海的各级政权也开始由造反派来夺取。在我们学校被夺权以后，我被红卫兵组织作为笔杆子使用，开始使用牛皮纸封面的《工作手册》，还有一个当年流行的包，俨然是干部的打扮了，自我感觉非常好。

在所有的地方都出现了许多组织，各种组织都标榜自己是真正的革命派，因此发生了权力的争夺，开始是“文斗”，打文字仗，因为文斗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升级为“武斗”。开始的武斗是针对“牛鬼蛇神”的，毛泽东关于“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只能触及皮肉，文斗才能触及灵魂”的指示不但没有“一句顶一万句”，而且还没有“一句顶一句”。学校的武斗还问题不大，但是到了工厂问题就大了，工厂可以生产各种武斗工具，有的工厂还能够生产新式武器，其武斗就非常惨烈。

派别斗争还波及到了家庭，有的夫妻双方各支持对立的一派而关系紧张，原则性强的甚至分离。

上海和北京的情况有明显差别，北京是学生力量强，而上海是工人力量强。上海先是出现“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后来又分裂了其它组织。出名的“工人领袖”有王洪文（后任中共中央副主席）、陈阿大、耿金章等，女性有王秀珍（后任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等。陈阿大以粗鲁而闻名于上海，“标点符号（类似国骂的话）”多，人称“阿大”。当时上海流传着一个笑话，是模仿陈阿大的讲话：“现在要为大家发枪，一人一支枪（众鼓掌），是不可能的；两人一支枪（众又鼓掌），也是不可能的；三人一支枪（众还是鼓掌），是可能的（众大鼓掌），不过是木枪。”

上海曾经发生一些著名劳动模范联名写公开信给毛泽东和党中央，指出北京红卫兵围攻中共上海市委、干扰工作是错误的，其中我记得的有纺织工人杨秀珍、裔式娟；码头工人杨怀远等，但是他们的观点不是毛泽东所需要的。毛泽东需要的是后来上海发生的“安亭事件”，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到底只有一句话：造反有理”。造反派工人赴京上访在安亭火车站卧轨，此事惊动北京，毛泽东派张春桥和姚文元来上海处理。张、姚在上海大力支持工人，使上海的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

张春桥和姚文元为了在上海站稳脚跟，拉拢了一些组织，但是没有把基辛格的“均势理论”学习好，有的组织不满。因而，上海先后发生了两次“炮打张春桥”事件，其中复旦大学的有才气的“红革会”打冲锋，可惜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复旦大学曾经扣留张春桥的“笔杆子”、“材料袋”徐景贤，徐景贤是领导“丁学雷”、“石一歌”的人物（“石一歌”现在因为对某人的争议而被大家知晓），是主流派笔杆子的头面人物，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第三把手”，因此被民间称为“徐老三”。红革会的头头名叫赵基会，听说红革会的人在后来的毕业分配时都“见到了颜色”。复旦大学现在还有一位教师胡守钧，当时笔名“孙悟空”，受过迫害。

在基层企业的派别斗争中，最重要的是要争取上级的支持。在锦江饭店，发生过“张春桥被扣”事件。因为锦江饭店是我们公司下面的企业，我把有心人记载下来的现场情况保留了下来。1967年初，张春桥、姚文元分别以“中央文革”副组长和组员的身份，返回上海指挥夺权。他们到了上海没有几天，就被关进锦江饭店的电梯里，弄得不上不下，足足被关了28分钟。这就是轰动一时的锦江饭店“电梯事件”。因为锦江饭店是涉外单位，当时内部又强调保密，所以对这次“电梯事件”的内情，外界鲜为人知。张春桥、姚文元到达上海以后，住在兴国路招待所（今兴国宾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一般不在住所见客，而是到外面另找地方进行活动。在他们看来，锦江饭店是经常接待外宾的地方，当然是靠得住的。所以，1967年1月9日下午，张春桥、姚文元都穿着军装，戴着领章帽徽，在警卫人员的簇拥下来到锦江饭店，进入北楼8楼的套房内找人谈话。“革联会”的头头汤某，年纪还不到30岁，原来是锦江饭店的警卫，“造反”以后当上了头头。他见张春桥、姚文元进了8楼套间，就要楼里服务员在送茶水的时候，递一张纸条进去交给张、姚，希望他们事后能接见“革联会”的代表。张、姚正忙于找人谈话，看了一下纸条，因为事先没有安排这一活动项目，也就不予置理，继续和人交谈。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给答复，知道正常途径无效，就想出了“逼宫”的一招——迫使他们答应接见。过了几个钟头，张、姚找人谈话结束，跨出8楼套房，张春桥便对随身警卫员大老李说：“回去！”大老李早已作了安排，让张、姚进入停在8楼走廊里的电梯，自己和另一个警卫员跟了进去。当时，锦江饭店的电梯还是老式的，需要人开的拉门电梯。电梯门关上了。电梯里有一老一青两个开电梯的人，张、姚并没有在意。只见那个年轻人把扳手一扳，电梯不但没有往下开，反而缓缓上升。张、姚和警卫员还没反应过来，电梯已经停下，停在9楼，电梯门“咔啦”打开，只见门口站着一群人，为首的就是锦江“革联会”的头头汤某。原来汤某等人见张、姚不睬他们，就让“革联会”一派的青年小钟，直接进入电梯。当张、姚一旦进入，他们偏不往下开，而是往上开到9楼，强要张、姚同意接见。汤某在电梯门口向张、姚发出了“邀请”：“我们已经在9楼准备好了会议室，请首长出来接见锦江‘革联会’的代表。”张春桥正在纳闷，这一下子才明白过来。他突然沉下脸，生气地说：“你们怎么可以采取这种办法对待我们？！”“我们怕首长走掉，所以事先没有告诉，希望首长谅解，能够接见我们。”汤某回答。“我们今天回去还有事，再说，你们要求接见也得等我们的安排。”张春桥忍住怒气，想早点脱身，所以使出缓兵之计。“我们的事情很急，已经到北京上访过了，周总理说上海的事可以找你张春桥同志，所以希望今天就能接见，只争朝夕嘛！”汤某等人不肯让步。“你们这种做法简直是搞突然袭击！我们不能见……”张春桥看软的一套不行，态度变得强硬起来。“中央文革首长不要怕群众嘛！出来谈谈有什么关系呢？”汤某旁边的“革联会”其它成员开始冷嘲热讽了。“你们这样做算什么！‘造反派’？我们不愿意接见你们，这总可以吧，我们走！”张春桥向警卫员大老李示意。“不接见就别想走！”这时，“革联会”一派开电梯的小钟，猛然把插在电梯扳手旁边的钥匙上锁后拔了下来，扔进了在电梯走廊里的一只仿古瓷器大花瓶里。“当……”钥匙掉进了大花瓶的底部，大家都怔住了，电梯内外的气氛紧张起来。“你们这是搞绑架还是干什么？！……”张春桥气得脸孔胀得通红，大冷天额头上都沁出了汗珠。“没有什么恶意。我们就是要求首长接见，见了就让首长回去。”汤某见事已至此，只好坚持到底。“不见！”张春桥斩钉截铁地回答。这时，站在电梯里一直没有作声的姚文元开腔了：“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待春桥同志？他是中央文革的领导，应当尊重他的安排。你们这样做是完全错误的……”姚文元在“文革”前文章写得很多，公开露面却很少，也难得到锦江饭店来，所以饭店的大多数职工都不认识他。他帮张春桥说话以后，“革联会”中有一个青年服务员小王，正好站在电梯门口附近，见这个胖乎乎的、穿着臃肿棉军装的中年干部，居然也大模大样地批评起“造反派”来，满腔火气涌上心头，他指着姚文元的鼻子大骂：“你算老几？你有什么资格管我们的事？……”小王的食指几乎戳到姚文元的鼻梁上，警卫员大老李赶紧把他的手挡回去，严厉地说：“你想干什么？你不认识这是姚文元同志吗？”“噢，那我们要求张春桥、姚文元两位首长一道接见……”旁边的人跟着起哄。张、姚固守在电梯里兀自不动。双方僵持不下，张、姚在电梯里足足被关了28分钟。最后，还是由警卫员大老李出面打圆场，让锦江“革联会”的头头留下姓名和联系电话，说是回去后“请首长另行安排接见”；而“革联会”的汤某等人，见对峙下去不可能达到目的，也怕事情闹大了于己不利，同意作出让步，开动电梯送走了张、姚。张、姚回到兴国路招待所，怒气冲天，耿耿于怀。他们赶紧把徐景贤找来，告诉他必须派得力的调查组去锦江饭店，进行调查、整顿。

到了1968年9月11日，张春桥已经在上海实现了全面夺权，平息了“炮打”，站稳了脚跟，他觉得时机已到，决定重新算账。随着张春桥的一声令下，锦江饭店“革联会”这个组织全面垮台，六个头头全部被关进“文攻武卫”指挥部进行审查；至于那个指着姚文元鼻子痛骂的服务员小王，还有那个开电梯、拔钥匙的青年小钟，也免不了遭到“文攻武卫”打手的一顿拳打脚踢。最倒霉的就是“电梯事件”的策划人汤某，他足足被关押了八年左右，还害了严重的肺病，差点送掉性命。

上海最著名的武斗是1968年8月4日的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被专门称为“8.4行动”。上海柴油机厂的一派是市里支持的“上柴东方红”，另一派是工厂里占多数的“上柴联司”。“东方红”曾经将“‘上柴联司’打死解福喜的宣传单贴遍了全市”。因为“东方红”受到上层的支持，上海许多打抱不平的组织成立了“上海各界支持上柴联司联络站”，简称“支联站”。由于斗争激烈，全上海也分成了相应的两派，大家在市中心的人民广场进行剧烈辩论。1967年8月4日，由“上海工人造反总队”头头王洪文（他后来成为中共中央副主席）授权陈阿大率领大军、带着摄影机攻打上海柴油机厂，听说张春桥、姚文元也都幕后关注着这场武斗的进展情况，因为这关系到上海夺权以后的稳定问题。

全国各地发生的武斗骇人听闻，武器不断升级，中国简直成了内战，最后，由军队出场“支持左派”，简称“支左”。

这年还发生了半个世纪里上海最缺德的一幕。在上海市的北面闸北区，曾经有过三个安息地。现在的江杨南路、场中路、汾西路一带曾经是上海最大的墓地之一广肇山庄，最初建于清同治11年即1872年，占地300亩，在1949年时占地已经达千亩，现在这里是楼盘的一部分。现在的共和新路、广中路一带也是有名的墓地联义山庄，最初是林姓广东富商的私家坟地，后来由粤商联合会购地后扩展到400多亩，现在已经被楼盘、邮局、学校、饭店所代替。这里开始是广东人的集中安息地，以后不少本地富人和名人也来此择穴，如当时的上海市长吴铁城的父母、永安公司老板郭氏家属、电影明星阮玲玉等。还有普善路因为曾经有过普善山庄而得名，普善山庄是收放路尸的地方，在8.13抗日期间，轰炸日本军舰的飞机返航中炸弹误炸了“大世界”游乐场旁边，死者都葬于普善山庄。

1967年1月，在“破四旧”达到登峰造极的浪潮中，上海的墓地也未能幸免，十之八、九被毁，后来只能平整。其实当时参与者并不是“破四旧”，而是抢夺坟墓中的财富。中国的传统是很重视厚葬的，也很看重风水宝地，“掘祖坟”是大逆不道和奇耻大辱的。不过，坟地占地太多，势必导致活人和死人对土地的争夺，也许是海葬、树葬等形式更加科学和文明呢。

在周恩来的干预下，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的父亲、“中国四大家属”之一的宋子文在上海的墓地得以保全。

1967年，雅高集团在巴黎设立；美国的希尔顿国际与环球航空公司（TWA）联姻。

在混乱中，我成了“逍遥派”（当时专指不参与派别斗争的人），在学校的一架钢琴上弹起钢琴来。

（时代录音）1967年的一首歌：“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就是死得其所。”（《毛主席语录歌》，出自毛泽东《为人民服务》一文。）当年武斗的时候，这首歌是双方的精神支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