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968年的时候，我在无聊中学拉小提琴。我第一次请一位曾经当过铁道文工团指挥的先生为我纠正姿势，当时做老师是不肯收学生任何东西的。后来这位老师无法招架越来越多的学生，只能一概都不教了。姿势是很重要的，正确的姿势是实现理想演奏的前提。在老师以外，其次是教材。当时书店里没有任何五线谱，有的人甚至用钢琴去换钢琴谱。有人设法从香港买来了《霍曼》和《开塞》，我记得是6元。我既没有钢琴、又没有香港购买的办法，只能手写抄谱。那时因为革命样板戏中需要西洋乐器伴奏的缘故，在音乐书店可以买到空白的五线谱本，封面图案是红色背景上的一把小提琴，我在五线谱上画上了一个个小蝌蚪。拉琴的时间倒是有的，问题是初学时发声难听，于是用上了弱音器。我坚持每天拉琴，左手的四个手指头上都有了老茧，开塞36首练习曲是每天的功课。

“文化大革命”的交响曲在1968年进入了“第二主题”即“收”的主题。1968年的旋律是“三结合”和“复课闹革命”。“三结合”是指革命干部、革命群众和“毛泽东思想军宣队”或称“支左部队”结合起来掌握政权，这是在地方政府；在基层单位，则是“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简称“工宣队”）和“毛泽东思想贫下中农宣传队”（简称“农宣队”）代替“军宣队”参加“三结合”班子。“复课闹革命”是要学生回到课堂上课。

但是学生在夏天前就开始为自己的毕业分配而担心。

上世纪有名的“老三届”学生就是指1966年、1967年、1968年毕业的高中、初中生。其中66届和67届是在1968年12月20日以前分配工作的，而68届是12月20日以后分配的，这一天就是天壤之别了。

12月20日晚上，全国广播了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人，把知识青年送到农村去，来一个动员。农村的同志也应当欢迎他们去。”这个指示一共执行了10年，可以说涉及到中国城市的每一个家庭，10年后的情况后面再提。

66届和67届的学生分配是“根据情况”暗箱操作的。去处是“四个面向”即“面向工矿、面向基层、面向农村、面向边疆”。“工矿”还有“外工”和“内工”之分，“外工”是指外地的工厂。如果兄弟姐妹中有上海工厂工作的，那么就要去农村了，有的兄弟姐妹相互谦让很感人。这两届学生去的农村绝大部分都是国营农场，有很少的学生去“投亲插队入户”，就是去有亲属的地方当农民，但是如果当地农村收成好，则当地也不希望增加人。以后知识青年返城的时候，投亲插队的就难于回城了，有不少是采取顶替父母退休而进入企业单位或事业单位的。如果与当地人结婚就更难回城了，也有离婚后回城的。68届的学生就无缘工厂和上海的国营农场了，全部去农村插队落户或者是边疆的军垦农场，生活和工作都非常辛苦。上海68届多数去了云南军垦农场。在2005年2月鸡年春节电视节目中，我看到一个动人故事，一位黑龙江姑娘信守诺言、一直等着返城的上海知识青年完婚。上海青年起先辜负了姑娘，不过当他在许久以后知道情况后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他一再对姑娘说：“你怎么这样傻呀！”这是那个时代伟大的爱情故事。在那个年代，城市户口是非常重要的，没有户口就没有粮油等生活必需品。

在1968年的夏天，街上出现了穿工厂工作服的年轻人，他们都是幸运儿，而其中属于仪表局的则更是幸运中的幸运，谁知道到20世纪90年代的仪表局几乎是全行业亏损，直到20世纪末才改观，这是后话不提。

那时进工厂如果学技术当学徒是每月18元工资，如果是没有技术的熟练工则是30元5毛，半年后转正为36元。36元的月工资经历了许多年份，当时有“36元万岁”之称。如果是分到航道局之类需要船上生活的，则另外有津贴，加起来可以达到56元，所以是收入最高的。在工厂福利方面，有“大劳保”和“小劳保”之分，“大劳保”是本人医药费全部报销外还可以负担一个直系亲属报销一半医药费，而“小劳保”只是本人享受医药费报销。我偶尔抽抽烟，当时最好的牡丹牌（上海人称为“红壳子”）是四毛九分一包；中档的大前门是三毛五分一包；飞马牌是二毛八分一包；勇士牌好象是一毛一分一包；最便宜的生产牌是八分一包。凤凰牌是新产品，旁边的人能够闻到一股话梅味。当时的上海牌手表全钢是120元，半钢是80元，一只手表相当4个月的工资。那时的“三大件”是指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这一年的纺织工业出现了名叫“的确凉”的衣料，其实是棉涤，全身的面涤服装加上手表就是顶级的打扮了。

一天，我们在开会时听到了上级精神的传达，其中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王秀珍的讲话，她说现在有的青年人办婚事太浪费，一桌婚宴居然要高达23元。这是一个记录，说明那时上海宾馆里宴席的最高标准，平均一个人是2.3元，现在饭店里用餐每位230元已经很普通，前后相差是一百倍。

这是一个经济上基本平等的时代，工资高2块是了不起的拔尖。一直到许多年以后，现任全国人大主席、时任上海市市长的吴邦国家里还没有卫生设备，被称为“拎马桶市长”。

我开始写诗，那时已经取消了稿费制度，人们写作完全是为了兴趣和自我实现，这在现在也是不易做到的。在如今贫富悬殊的现状下，我们对那个时代有着一种复杂的感情。中国历来主张“民不患寡，而患不均”，贫富悬殊的问题不解决就是一把悬在国家头上的利剑。上海民主党派民建在2005年7月里向市人大提出了国有企业里经营者和职工的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是正确的。其实，国家国资委对此都是有规定的，问题出在执行上。

我很幸运，就是在1968年12月20日，我作为67届高中生去了分配在属于上海市宝山县、而地处长江口的长兴岛上的前卫农场三场果园。当天晚上，当大家听到“毛主席最新指示”而得知自己是最后一批国营农场分配时，简直要三呼万岁了。

农场的工资是18元，这就是工农差别所在了。我们的三场原来是华东机关事务管理局办的，是机关干部下放劳动的地方，那时有华东第一任保卫科长、华东交际处处长等。我们后来才知道现有的干部中犯“生活错误”（特指男女两性关系）的比较多。

1968年的学生工作分配为所有的知识青年上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生动一课，你曾经很出名已经变得毫无意义，最要紧的还是你现在的经济地位，当你在为基本的生计忙碌的时候，以前的权力和名气也一文不值；无论是黑格尔、贝多芬还是莎士比亚再现，你都将失去兴趣；当你还在为挣钱发愁甚至还没有解决饥饿问题的时候，甚至连爱情也会黯然失色。但是，上海青年过于讲究实惠的庸俗也许就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我身为上海人，当时也对那些只关心自己利益、不过问政治、艺术的大多数上海青年相当鄙视。

1969年元旦来临了，我们刚到农场10天的同学们纷纷迫不及待地乘车到长兴岛凤凰镇码头去坐船回上海吴淞码头回家度假了。凤凰镇的白切羊肉很好，大约是一块九毛一斤吧，我买了一斤去孝顺父母。

这一年我们的出版社不知何故新版了赫皙黎的《进化论与伦理学》（旧译名为《天演论》），我马上买了一本仔细看了起来。这本书的封面是黄颜色的，文章序言的篇幅超过了正文，作者把之比喻为是屋子前的大庭园。我至今还纳闷，为什么当时要出版宣传“适者生存”的书。后来我知道美国的学校是把《圣经》和《进化论》都作为“未经证实的科学”来教授的。

（时代录音）1968年的一首歌：“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革命最艰苦的地方去！”在这首歌里，融入了我的人生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