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1月11日。东莞。

今年的春节来得特别的早，早得有点让人措手不及。元旦没过几天，人们就张罗着怎么过年。而过年，对民工来讲就意味着回家。

东莞是全国外来民工最多的城市之一，据当地劳动局的官员称，今年在东莞的500万外来人员将有315万人留莞过年。针对春节期间大规模的民工流动，东莞市劳动局成立组织民工有序流动工作领导小组。为准确地掌握民工的去留动态，各镇区的民工有序流动工作小组节前每两天一报，以全面掌握全市民工流动情况，并将统计资料及时提供给市春运办协调安排运力。

全国最大的收音机生产企业东莞德生公司有800多名员工，绝大部分都是外省民工，所以到了11日这一天，已经有500多名工人于前一天开始放假，张罗着买点年货礼品回家。而留下来的还有300多个工人，还要再上一个星期的班。

留下来的，要么是不打算回家的民工，要么是已经在东莞安家的民工。罗洁属于后一种。

一个民工的蓝领生活

罗洁，1974年11月27日出生湖北孝感市大悟县丰店镇。有点像女孩子名字的他，个头不算太高，看上去绝不是那种张狂的人，文静而有韧性。他已经在德生公司工作快8年了，现任一车间主任。

1993年，罗洁因为差10多分没考上大学，在这个对农村孩子人生非常关键的时刻，他与一次重大机会永远地擦肩而过。

罗的家境在农村虽不是很差，但是也并不富裕。12岁他刚上初中时，母亲因病去世。父亲是镇卫生院的医生，靠微薄的收入养育4个孩子：大姐和大哥，罗洁和弟弟。

回想9年前为什么会出来打工，罗洁说当初父亲让他学医，但他没有兴趣，而选择了出来闯世界。“那时候只是想着找点钱支持一下家里，让弟弟读完书，对自己的将来根本谈不上构想什么蓝图。”罗洁的理由很简单。

1994年3月，罗洁来到广东东莞，开始了他的打工生涯，并且将部分工资寄回家供弟弟上学。而今，弟弟已经大学毕业3年多，在南京一个远洋石油公司里工作，而罗洁自己却在努力地突破自己的“民工”身份。兄弟俩的命运就因为有没有考上大学而不同。

对自己目前状况，他的感觉是“还过得去吧”，随后又补充强调“作为一个打工者来讲”这个前提。

其实，罗洁的确算是幸运的。一到东莞，经同学介绍进了石牌镇的一间港资厂——福联电子有限公司。全厂300多个工人，只有他和他的同学是高中生。罗洁说，那时出来打工的高中毕业生还不多，所以自己还挺自豪的。

进厂时是做普通工人，但罗洁的高中学历让他占了点便宜，而且经理对他挺器重，很有耐心地教他如何做管理工作。20多天后就被提升为技术员，搞修理。快5个月的时候，又改任“物料管理”。半年后，又升为车间主管。最早进厂时的工资，是按每天8元计算，另有全勤奖和加班费，月薪只三四百元；一年之后，罗洁的月薪增加到了1200元，还包吃包住。

可是到了1996年4月，由于香港老板撤换了经理，按照港资厂“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习惯，作为中层干部的罗洁与一班同事一起被迫离开。

罗洁开始重新找工作，他想到东莞电子业发达，做模具工有前途，技术性的工作收入也会高很多。但去过一间港资厂，由于自己的视力不好，最终没有如愿。

1996年5月14日，这是一个罗洁永远都会记住的日子。这一天，他到德生电器公司正式上班。之前，已经有些在福联的下属到了德生工作。虽然工资没有福联高，但据说德生是一间不错的民营企业，比起福联这个港资厂，“管理水平更高，而且老板很有人情味。”

进德生时，罗洁当物控员，“德生很重人才，但都得从基层做起，奉行能者上的用人政策。”1997年3月，公司新开了一个车间，“经理给了一个机会给我，试用一下，担任车间主任。”在这个岗位上，罗一干就是5年。2002年7月，罗洁再从做低档产品的四车间转生产高档产品的一车间。

作为车间主任的罗洁，“近水楼台”于1997年时认识车间里的一个打工妹，后来成了他的太太。“虽然是湖北孝感的老乡，但是因为出来打工才认识。我们2001年春节结婚，现在有了一个女儿，才5个多月。”说起这些，罗挺有满足感。问起他有没有在东莞定居的计划，罗洁告诉记者，他于2003年10月在景湖花园买了一套100平方米的房子，再过两个月就可以交楼了。全款近30万元，首期 6万多元，分10年供完，每个月要付差不多2000元。

问他现在的工资有多少，罗洁表示公司规定不能对外讲，但他说，不会太低，不然我不可能这里干这么久。

要供楼养家，罗洁说自己的压力还是挺大的，“不过，有压力才有动力，逼使自己努力地多学点东西，找更多的钱。”

自我增值是罗洁最强烈的愿望。“现在感到很自卑的，高中生在1994年时还可以，现在不足挂齿了，大学生一大把，刚毕业的大学生做车间工人的也不少。”可惜的是，当地政府不可能有什么培训计划，更不可能拿出钱来培养他们。公司曾经送他去参加过ISO认证方面的培训，但更多的还得靠自学。而自己由于生活的压力大，加上没有时间，所以也没有报名参加过任何正式的培训课程。“但是，我自己严重地感到知识不够用，已经有同事报名参加电脑编程方面的课程，我也打算今年报名参加一些企业管理方面的学习。”

在东莞打工9年，罗洁感受最深的不是别的，而是“知识不够用”。他说，打工者的出路，一是靠机会，一是靠勤奋。社会发展很快，自己的素质不提升，知识不更新，工作就很吃力，而且在社会上没有个人竞争力。

记者问，你在东莞有没有找到一种归宿感？“一点点，只能说微乎其微的一点点。”罗洁似乎在努力地找到一点有归宿感的证据，“这里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任何人都帮不了自己。每天你都得保持最佳状态，努力更新自己，不然你就不能适应公司与社会的发展。”

东莞可以创造什么经验？

比起那些还在底层挣扎的东莞的千百万民工，罗洁可算是一个幸运儿，只要再努一把力，他就可以彻底摆脱民工的角色。

记者2003年曾写过“广东四小虎”批判系列文章，在其中的《东莞凭什么？》一文里写道——

“东莞繁荣的工业化表象背后，那些在流水线上，在社会底层，在现代化的厂房里面，那数百万的民工在东莞得到了什么呢？除了微薄的工资，就是冷眼、歧视、排斥，以及内心无尽的煎熬。农民在城市里难以扎根，外地人在东莞只能是暂住，症结在于滞后的户籍制度。深圳出台了蓝印户口政策，但那是给一些高素质的人，一些带来投资的人。这样的政策在东莞不适用，因为东莞大量的是工厂劳工，是农民；农民不会去领蓝印户口，最多只能领一个暂住证。”

现任香港中联办副主任、原东莞市市长黎桂康与美国首个华裔市长黄锦波先生，曾于2003年12月在东莞有一次关于东莞城市发展的对话。在谈到东莞的城市文化建设问题，他们似乎都忽略了一个庞大的人群，即东莞的民工，他们虽然是客观存在于东莞社会里的一个群体，但往往被排斥在东莞城市文化的话题与现实之外。

东莞是一个全国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倒挂最为严重的城市。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统计，东莞市全市户籍人口总数154.51万人，外来人口490万人，总人口644.57万人，是广东省居广州、深圳之后的第三大人口大市。但这只是人口普查的数据，由于工厂瞒报以及工人流动性太大等原因，所以实际的外来人口恐怕更多，有人预计起码超过1000万。

记者关注东莞的发展，在对当地政府在招商引资以及推进工业化方面的成就深为赞赏的同时，也不得不对东莞在发展一种正视现实的城市文化，建立一种不分本地人与外来民工的城市文明方面无所作为而表示失望。

罗洁虽然在东莞工作、生活、奉献了9年，但为还不能成为东莞人而对东莞市政府的有关歧视性政策感到困惑和有压力。在东莞买房，据说100平方米可以办3个人入户，但是一个人需要交12000元。“究竟叫增容费还是叫别的什么费，我不是很清楚。听别的同事办过说是这样的。而且在12月31日前是8000元一个，之后增加到了12000元。”罗洁的孩子的户口上在老家，现在要转的话3个人要36000元。“收的费用太高了，对我们这样的打工者太不公平了。”罗抱怨道。

罗对东莞的治安状况差也颇多抱怨，说自己出门缺乏安全感；同时对东莞市外来工的文化设施建设不足和组织外来工文化活动的缺乏感到失望。

与广大外来工的失望相对应的是，东莞市政府对如何建立一种多元、平等、公正的移民城市文化缺乏自觉意识。政府官员可以说在其内心深处可能根本就无视外来工的存在，仅仅是把他们当成一种候鸟，来了又走，走了又来，所以城市社会文化的发展不必考虑他们的存在。

的确，大部分的民工，在户籍制度的约束之下，在自己只拥有简单劳动力的现实面前，他们并不奢望自己能够像罗洁那样在东莞落地生根，而只能是在自己身体最强壮的时候，在工厂还招收他们的时候（一般是18岁到24岁），将自己的劳动力在东莞廉价地出卖，然后再回乡养老。

记者曾想采访一位东莞市政府的官员，在电话中向他谈起东莞的民工如何向产业工人转换问题时，他很突兀在问道：“什么是产业工人？”，记者不知他是真不懂还是使用了反问句，只好跟他解释说，不就是那些第二产业的工人呀。谁知他的答案很简单：“什么民工向产业工人转换，民工不就是产业工人嘛。”记者希望他介绍采访一下当地劳动局的领导，他说，过完春节再说吧，这些天他们忙得要命。记者问，忙着把民工送回家吧？他说，不是要送回家，而是让他们留下来，就在东莞过年。

其实，把民工长期或者永久地留在东莞，而不仅仅是因为避免“春运”民工潮才把他们留在东莞过年，这才是东莞政府应当努力的一个方向。

记者曾向黎桂康提出，如果东莞市政府能够在如何帮助外来民工融入东莞社会，突破目前的制度障碍，建立一套全新的机制，创造一系列有价值的经验，有计划地将500万外来工在三五年内吸纳其中50万、100万人，将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创举。

民工潮以及农民的终结

年复一年的“民工潮”表象背后，掩盖着的其实是以传统户籍制度为保护屏障的发达地区对贫困地区的掠夺，以及对民工的压榨。

中国有一些特殊的称谓，比如“农民企业家”，一个公司的老板已经做了20年的经营，早就不再在农田里干活，但由于他的户口是农民，所以他还称“农民企业家”。“民工”也是这样的情况，一个内地农村来的农民，在广州打工、在东莞打工，已经十年八年了，但因为他还是农村户口，所以他只能称为“民工”。

白南生，国家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的副研究员，多年从事农村劳动力流动的研究，积累了大量的第一手研究资料。

我国的民工潮是怎样产生的呢？白南生说，在我国，从上个世纪80年代起，便有一些农村劳动力（民工）到城市中就业，但是人数很少；到了90年代初，农村劳动力（主要是青年）开始大规模外出打工。到了1994、1995年的春天，交通部门首先感到大量农村青年涌入城市的压力，由此，“民工潮”一词出现，并逐渐受到政府、媒体和研究机构的重视。

城市中大量外来农民工的出现是与一个国家的城市化进程密不可分的。国际经验表明，绝大多数国家的城市化进程与工业化过程基本同步，基本完成工业化的国家大都经历过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的过程。

虽然，农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这是一个历史的必然趋势，但是，中国却出现了“民工”这样一个过渡阶层。也许，“民工”是人类历史上，属于中国特色的专有概念之一，而“民工潮”则是中国特有的人口流动现象之一。

暨南大学博士生导师、劳动经济学专家张炳申教授指出，由于中国以户籍制度为壁垒的城乡二元经济与社会结构，使得中国自上个世纪80年代初起，就出现了一大批的“两栖型劳动力”，也就是指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按照所谓“离乡不离土”的政府引导，以民工身份，开始“发现”城市，“淘金”城市。伴随工业化而疯狂膨胀的城市成为他们谋生的“异度空间”。

据全国总工会统计，我国进城务工农民约有9400多万人，并且每年仍以500万人的速度增长，三个产业工人中就有两个来自农村。

尤其是以外来民工为主的工厂中的那些产业工人，他们几乎没有国家规定的任何工伤医疗、养老保险、住房公积金等相应的福利待遇。在一定程度上说，在中国法制环境不太健全的情况下，发达地区的企业一直在榨取外来民工的剩余劳动价值。

华南师范大学教授、人力资源专家谌新民指出，民工与蓝领是两个不同体系的概念，民工相对应的不是蓝领，而是城市工或者体制内的工人，民工是长期计划经济体制遗留的产物。蓝领不是体制概念，而是技术概念。在工人内部，有蓝领工人、白领工人、灰领工人和金领工人等等划分，它是基于工人的素养、技能不同而划分的。我们现在所讲的民工，是指非城市户口但又在城市工作的这部分人口。比如，在东莞的工厂里，一个从内地农村来的人，被考上大学，甚至高中都没有上完，从普通工人做起，参加过一些职业培训，最后做到了车间主任、生产厂长，甚至副总经理。他这个时候已经不是什么蓝领了，而是白领甚至金领，但他的户口还是农民，因此他还是一个“民工”。

事实上，随着20多年“民工潮”的潮起潮落，现在的民工已经与早期的民工有些不同了，他们不满足于做“两栖型劳动力”，他们出来打工，就是为了彻底脱离农村，一心要在城市里求生终老，繁衍子孙，而不是要在城市里赚点钱再回到农村去。

谌新民指出，现在中国制造业里，因为城里的人已经不愿意再干脏、险、重、累、苦的活，所以绝大部分的蓝领是由民工充任的。谈从民工到蓝领，其实就是要谈从没有正式身份的、没有社会保障的、没有正式合同的、没有正规职业培训的蓝领，转换为有正式身份、社会保障、正式合同和职业培训的蓝领。

谌新民向记者全面分析了实现这种身份转换的众多制约因素，他总结为五个主要原因：

他说，一是传统体制遗留下来的制度缺陷，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比如户籍制度对农民的排斥、打压。二是体制外工人即“民工”本身的教育水平。他们没有经受大工业的洗礼，而且多数人也只有初中文化水平。三是技能方面的局限。民工基本上都没有经受过正规的产业技能培训。相对于城市工来讲，技能的缺乏也是造成他们地位尴尬的重要原因之一。四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健全。我们国家目前还只是局部保障，也就是只有城镇保障体系（而且并不完善），而农村人口只有土地保障。五是经济动因。所有的社会问题，都是有它的经济原因。为什么很多行业，如制造业、建筑业、环卫业，他们愿意用民工，不愿意用文化水平相对较高、技能培训相对较好的城市人呢？这里边就是成本问题。根据测算，相同的岗位分别用一个城市工和一个民工，前者的工资与福利等费用会高出40%到50%左右。

廉价劳动力：一种不值得张扬的优势

亚洲开发银行驻中国代表处首席经济学家汤敏说，尽管从市场、从投资环境来说，现在世界上可能没有谁能在中国之上，但这个席位并没有标明只有中国人能坐，要想在世界赛场上抢得这个席位，必须具备很多条件特别是要有一支强有力的蓝色军团，也就是优秀的技能人才队伍。

“在谈到吸引外资时，在谈到‘世界工厂’时，人们总是提到中国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问题是，比我们更廉价的劳动力比比皆是，越南、印度、孟加拉等许多国家的劳动力价格比中国低很多。因此，有竞争力的是优质的廉价劳动力。”汤敏说。

把“廉价劳动力”称为一种投资环境方面的优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

工人曾经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优秀的蓝领工人更被宣传媒体奉为宠儿，成为“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的工人更是不少人所追求的一种光荣。但是，当这种更具政治意义的宣传与报道逐渐成为历史的痕迹之后，这些时代的英雄以及他们的传人也就逐步淹没在越来越多的劳动力大军之中了。而今，工人几乎成了农民进城的一种主要职业选择，而城里人已经没有人再想当工人，学生家长们更不愿意把自己的子女培养成为工人。

在全社会都在热谈中国即将成为“世界工厂”时，种种迹象表明，中国现在特别缺乏技术工人。

改革开放已有20年之久，市场对他们的需求已变得如此强烈，为什么中国内地还没有一种好的机制来创造这样的人才资源呢？更有甚者，那些原有的渠道为什么还会变窄？职业技术学校还要关门呢？

望子成龙是中国老百姓固有的观念，而以普通教育为核心的教育制度框架，更强化了中国老百姓的这种观念。外国人说的蓝领、白领在中国的对应词是工人和干部，这两种身份在社会上至今依然存在着巨大差别，社会地位和各种福利待遇的不同促使人们很自然地在两者中做出选择。因此，只要有一线机会上大学谁也不会放过，上大学似乎就等于做白领、当干部，而上职校只不过是高考落榜之后的无奈选择，就等于做工人，不仅收入较低，而且地位也低人一等。

比起城里人最后还可以选择职校以获得一技傍身来讲，民工可就没有这种“不幸的幸运”。实际上，民工的绝大部分都是失去了接受更高教育机会的、被现行教育制度抛弃的一群，他们中不少人是高考落榜生，最多读到高中，而更多的只读过初中或者初中都没有毕业，然后就因为家境贫寒而卷入了民工潮之中涌向城市。

谌新民教授指出，人们谈民工问题，可能感情因素比较重，民工收入低、工作条件差，利益没有保障甚至有欠薪的问题，但是，应当辩证地看待这个问题。从哲学的角度看，存在的就是合理的，民工的存在必然地有它的合理性。

从“利”的方面看，它的合理性，简单地讲就是民工的经济性。由于民工的工资比较低，直接地增强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建筑业的竞争力。中国要工业化、现代化、城市化，经济要发展，最大的比较优势就是劳动力成本低，中国有大量的廉价劳动力，他们就是所谓的民工。

这仿佛是一个死结，如果工人的技能提高了，其成本也就增加了，同时，拥有廉价劳动力的这个比较优势也就丧失了。而在中国还缺乏科学与技术优势和国际市场开拓营销能力的情况下，最有力的武器就是低成本，中国有成为“世界工厂”，就得依靠廉价劳动力为别人打工。

与此同时，中国目前的经济增长很大一部分来自于外源型的增长，也即是发达国家的产业转移，特别是以劳动密集型的产业为重点，它们需要的就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虽然在某些领域缺乏高级技术工人，但普遍地提高劳动力素质的背后，必然是劳动力成本的增加，而这又必然构成对各行各业经济效益的巨大压力，难免造成投资向别的地方转移。

从“弊”的方面看，的确是触目惊心的，不管是从情感的角度还是理性的角度看，而且总的来讲是“弊大于利”。谌新民说，问题是这个“弊”要靠谁去克服？首先是政府，要运用它的公共资源去帮助民工解决一些现实问题；其次是要靠法律、法规和制度；第三是靠社会的力量；第四是企业的力量；第五是媒体的力量；最后是民工自身的力量。

张炳申教授也认为，其实，廉价劳动力是中国的一个现实，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解决的。与其想尽快提高劳动力素质，还不如延长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生命周期更有现实意义。这一观点并不是反对发展高新技术产业，而是强调在发展高新技术产业的同时，不能轻易地就放弃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因为它可以解决中国目前绝大多数的廉价劳动力的就业及其饭碗问题。

谁来为民工培训买单？

要实现民工身份的转换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也不是单靠哪一方面的努力就可以解决的。谌新民教授认为，基本的对策，从大的方面来讲是两点：一是加强培训，一是不断地改革制度。

在培训方面，应当逐步建立一个民工培训网络和体系，帮助民工提升自身的技能。城里人目前还有政府支持的再就业培训，但民工基本上是一种自生自灭状态，没有一种为他们服务的培训体系。这样子要想提高他们的技能是非常困难的。而技能不能提高，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的竞争力就比较差，也就是说他们与老板讨价还价的能力就比较差。这就极不利于他们身份的转换。

因此，政府应当花大力气建立社会化的职业培训体系，它是不同于普通教育的一种教育体系。但是这里边有一个非常关键而且非常敏感的问题，就是由谁出资，由谁来为民工培训买单？而且这个“单”非常之大。在国外，如美国的一些州，对失业者提供再就业培训补助；但在中国，对失业者只有生活救济。美国的失业者有法律规定必须把失业补助的60%用于培训，以提高自己的再就业能力。而我们的民工培训究竟应该由谁来买单，目前来讲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

从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来看，由于民工的大量存在，中国普通劳动力的供给远远大于需求，在这样的格局之下，需求方可以很苛刻地挑选工人，并且只需付出极低的工资，而对工人的所谓教育培训完全可以置之不顾。

在一种并不道德的制度安排之下，在赤裸裸的无情的市场规律面前，“民工”几乎就等于丧失了人格的、无法获得正常的教育与培训的、纯粹的“廉价劳动力”，“民工”也就很难快速而有效地转化为现代化大工业所需要的真正的“蓝领”。因此，我们并不难以理解当前中国发达地区的这样一种现象：一边是滚滚而来的民工大潮，一边是高级“蓝领”奇货可居。

有留洋归来的职业教育专家曾建议中等职业教育学校首先要调整招生方向，把招生的重点放到青年民工上。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幼稚的建议。因为民工要参加职业技术培训，学费问题是在当前教育产业化进程之中一道高高的门槛。

本来，民工进城就是因为家境不好，其目标是赚钱第一，然后把钱寄回家修房子、娶媳妇，改善生活。指望由他们自身从微薄的工资收入中拿出很大一部分来支付职业培训费用，纯属妄想。

也许，解决民工向蓝领的身份转换，惟一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推进制度改革。张炳申教授指出，户籍制度的外壳已经被冲破，它迟早会改革，如果户籍制度改革实现突破，那么对于解决民工向蓝领的身份转换问题，才是一个根本性的办法。日前佛山市公布消息，将从2004年7月1日起统一城乡户口，佛山人不再有农村人口和非农村人口的区别。但这只是从局部解决了城乡户口的差别。从全国劳动力市场角度来看，劳动力是多层次、多类型的。有体制分割、地域分割、城乡分割、内外分割，等等。

如在东莞，劳动力有当地农民，也有大量的外来民工。当地农民可以用统一户口性质的办法消除差别，但外来民工怎么办？东莞市政府显然不太愿意承担外来民工的教育培训成本。张炳申教授认为，要让东莞市政府为外来民工的培训买单也是不现实的，因为他没有利益驱动，而且劳动力作为生产要素之一，东莞的经济发展模式就是充分利用大量外来民工的廉价。但是，政府不能只讲效益原则，更重要的是讲公平原则，因此，如何让东莞市政府有积极性，有利益冲动，是一个很重要的课题。

写在边上：活得像民工一样

本文的题目叫“从民工到蓝领”，可是最初决定这个题目的过程却是“从蓝领到民工”，也就是说，是先谈到蓝领问题，然后扯上民工问题的。

在中国经历了20多年的改革与工业化进程之后，区域经济的竞争日益加剧，而区域竞争力的数据对比与现实较量，近年来不断地成为人们避不开的话题。尤其是长三角与珠三角，虽然地理上相距万水千山，但是它们作为中国经济的两个最强劲的板块和引擎，在竞争力的话题上，总是纠缠在一起，撕扯不开。

在拿长三角与珠三角作对比时，有一个似乎广泛认同的观点，即长三角的劳动力素质高于珠三角，或者说，就工业化而言，长三角由于有历史上的积淀，而珠三角空白很大，所以前者比后者拥有更多的具有熟练技术的产业工人。而对这一观点的认定，最后也就变成了长三角的竞争力高于珠三角的证据之一。

这一观点是否正确本文不想讨论，而两个三角洲的竞争力究竟谁更有力也不是本文所关注的。记者从刚才已经出现过的“产业工人”这个关键词切入进去，才觉得那是一个更有意义的话题，因为中国当代也即改革时代产业工人的“生产机制”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大量的原来的产业工人已经老化、退休，或者转入第三产业，而另一个庞大的人群正扛着赚钱的大旗，逐步成为产业工人的主体，他们就是所谓的“民工”。

凭借20多年工业化的成就，中国目前正在大规模地推进城市化进程，而以城市为载体的经济结构的最终形成，必然伴随利益分配机制与格局的重新调整。事实上，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的“民工”向“蓝领”亦即产业工人的转化，可谓正处于“尖峰时刻”。

自普通农妇熊德明当面向温总理求助讨回欠薪之后，从2003年下半年开始，中国开始了一场“民工讨薪运动”。这是一场获得政府首肯的、源自底层弱势群体的民权运动。它最终的结果，不仅是民工讨回了自己应得的金钱，赢得了被人高调抬举的所谓尊严，更重要的是，它将为民工争取到在中国现代社会格局中，一种更有保障、更有前途的，而且是他们天生就应该具有的法律地位。

从民工到蓝领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某一地区或者全中国产业工人的技术水平提高，以及产业竞争力水平提高。中国八亿农民正站在城市化的路口，需要得到在城市里的身份的确认，需要在城市里获得与城里人一样的待遇与保障。只可惜，中国的社会保障改革到现在还一头雾水，基本的模式都还没有弄清楚。

为什么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他到城里打工，土地荒弃或者花钱请人耕种，他也要留着？因为那是他们的最后的保护，最后的一根救命稻草。也许，社会保障体系也只能一步一步建立和完善，对农民目前只能实行土地保障的办法，有土地在手，总可以解决最基本的生活问题，也就是说有饭吃。

城市化最终是要减少农民和甚至消灭农民，从民工到蓝领的身份转换只是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关键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政府怎么主动应对，如何平稳过渡，如何加快速度，如何使之对社会造成的冲击尽可能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