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经常做一个梦，梦里我赶到长兴岛凤凰镇马家港码头要乘船回上海，但是因为风大而船不开。我就会在着急中醒来，这个梦是我当年渴望回上海的写照。那时，确实会有因为风大而船不开的情况，我们只能在长江入东海口处望洋兴叹。
我以前还时常有两个梦，其一是我要在很小的针眼里穿过很大的东西；其二是我要反手翻动很长的东西。两个梦给我留下了前程艰难的预兆，同时也许预示着我以后会不量自力，如堂-吉珂德那样以小攻大，向大风车挑战。讲到弗洛伊德，就想到他的《梦的解析》，我想大概人都是要做梦的，至少我就是如此。多数的梦做过也就走过场，马上就忘；有的梦是莫名其妙的，好象没有什么由头可寻；有的梦很想回味；最奇怪的是有的梦会反复做，而其中可以像连续剧一样连贯起来的梦简直就是怪中之怪了。我梦飞和梦游的梦既是我喜欢做的，也是反复出现的，其中还有可以连续的。在梦飞时，我可以像直升机一样升起，然后可以自由滑翔，在森林上空、在草原上空、在建筑物上方。在梦游时，我总是在森林中的一个湖里，四周是一片绿色，湖中有睡莲，没有可怕的动物，所以这样的梦是很愿意重复做的。这样的梦也许是长兴岛带给我的。对一个人来说，做梦是对身体有益的。而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做“梦”是绝对必须的，这个“梦”就是它的中长期规划和它的奋斗目标。
最早上调的单位是军工企业，从此拉开了回上海的序幕。以后有师范大学的招生，最后是上海各局各厂。有的女生上调到港务局码头，就照样杠包子。后来有地位的人在码头视察时动了测隐之心，女同胞才调离码头，有的就调到了饭店。
1973年底，最大规模的上调进行了，大家称之为“橇浜”（意即把河水抽光后捉所有的鱼），以区别于“撒网”（小部分上调）和“钓鱼”（个别上调），青年们又面临了一次分配，我们曾经一起生活过几年的学生各奔东西，后来曾经有过几次集合碰面，以后就不相往来了。我们中有人后来先从政后转为企业董事长；有人就学后成为专家；有人成为高校教师；更多的是进入企业而开始了新的生活。这次也是暗箱操作。后来的会计学家周忠惠分到建工局下混凝土制品一厂；后来的画家戴逸如分到航道局下的船队；我是水产局下的上海渔轮厂，由于是象样的大型工厂，应该说是受到照应的。当20年以后的1994年我再度见到周忠惠时，他已经是作为会计事务所的负责人来为上海新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从定向募集的股份公司转为上市公司而提供服务了。戴逸如1995年到新城饭店来看我时，也已经是《新民晚报》的编辑了。然而，有的人后来面临下岗等命运，他们肯定会把农场的平等生活作为一种美好的回忆。
离开农场前，我把生活用品一一送掉，而套鞋送掉后又被送回，因为走的那天刮风下雨，老工人说是“有钱有势”的好兆头。我们先坐拖拉机到码头，由上海水产局下上海海洋渔业公司的“沪渔412轮”把我们从长兴岛送到江浦路第一水产批发部码头。后来我在上海渔轮厂里看到了各种型号的渔轮，而看到“沪渔412”时格外亲切。船到江浦路码头时，我们穿过长长的鱼货和冰块传送带，又重返了万家灯火的上海。我们走到提兰桥（那里以关押犯人的提兰桥监狱而闻名，附近也是二战期间犹太人避难的集中居住地）分别叫了三轮机动车，带上行李回家。那时的三轮机动车就是现在的出租车，流传日本企业曾经控告侵犯了他们的专利，但是我们变动了方向盘作为应对的措施。
我的车在红栏杆街停止了马达声，我在事先没有通知的情况下回到家，父亲显然因为高兴而幽默多言了。
我回到了上海，但是还有许多在边疆军垦农场和农村插队的知识青年依然还在原地，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要度过5年的时光。
1973年，作为中日改善关系的步骤，日本相扑队应周恩来邀请到中国演出，受到我国党和国家领导人接见。那天上海电视台要转播，大家早早地在农场食堂的上海牌电视机前等候。当相扑队亮相时，女生们大呼上当。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触发了全球自二次大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美国工业生产下降14%，日本工业下降20%以上。
（时代录音）1973年的一首歌：“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也真，我的爱也真，月亮代表我的心。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我的情不移，我的爱不变，月亮代表我的心。轻轻的一个吻 已经打动我的心，深深的一段情，叫我思念到如今。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我爱你有几分？你去看一看，你去想一想，月亮代表我的心。” 《月亮代表我的心》原唱陈芬兰，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