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真穷,农民真苦,农业真危险,这是谁之罪?农民收入为什么增长缓慢?是因为农村缺资金，缺人才，缺市场? 且看农民企业家孙大午的看法: 我先说农村不缺资金。两个方面认识：第一，河北省去年农村农民存款大约两千个亿，这在十万亿里面是非常渺小的，河北省五万个村庄，平均一个村庄大约四百万。这四百万要是返回农村的话，每个农村都可以启动一些企业，可惜返不回去，这些钱都建设了那些窗口城市花瓶城市。第二，什么叫钱？钱就是劳动符号，劳动就应该产生钱。比如说一个十口之家，男的种地，女的在家里做饭，男的种地回家女的不给他把饭做好这个家就得解体。男的种地女的在家做饭，回来以后家里和和睦睦，他们俩实际上是一种劳动交换。假使一个人种地、一个人做饭就可以供这十个人吃饭，那八个人就得有种树种草的、盖房修路的、读书做文章的，提高整个家庭生活品味，人人都有事干，人人都在进行劳动交换。有十家也进行这种劳动交换：你们家蒸馒头，我们家就做米饭，商品交换。这个时候就要用纸币。几个村在一起，这种互为劳动就产生很多家庭的财富，就有诗人、画家、修路的、架桥的、种草的、开车的、开饭馆的、办学校的，大家的生活都提高了，这就是社会的发展方向，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现在农村没有这种劳动，现在农村的状况是一个人种地，一个人做饭，八个人晒太阳，和现在的朝鲜差不多。当然有一部分进城打工，但是大量的农村劳动力在闲置。这就是我的观点，农村不缺钱。 农村也不缺人才。咱们国家的农村人才应该说是过剩的，比如说经过九年义务教育的这些初中生，模仿能力是非常强的。我那个企业十七个生产厂，工人大多是初中生，这些企业都做得很好。而且大学生越来越多，我到石家庄市场上去招30个老师，给我投档的有600多个。他们找工作是非常难的，而且心理压力很大，负债几万块钱还找不到一个工作，精神压力是非常大的。所以农村的人才都不缺乏。 农村不缺市场。什么叫市场？需求就是市场。我在北京和一些教授坐在宾馆里谈，我说就是你需要这么好的宾馆，那农民不愿意住啊？他需要，需要就是市场。他们没钱，没钱是因为不让他们有钱，管着他，不让他劳动。生产能力过剩是现在社会的通病，生产容易消费难。应该发展劳动，解放劳动力，如果农村人人有事干，事事有人干，国家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15%，保持十年都不成问题。 农民不能发家治富,不能从事正常的经济活动,缺的是人权. 我们希望生活在一个自由、平等的中国里，宪法和法律能够给所有的公民平等保护，这既是政府的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文明社会的起码要求。政府的功能，在于建立和维持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让个人在这一“游戏规则”中竞争，自己承担竞争的后果。市场经济强调机会均等，特别是在解决就业和社会参与中强调机会均等是非常重要的.机会均等包括:一，人人都有获得就业和可持续发展的机会；同时，为获得这种机会，对每个人来说，在一些基本的方面应是均等的，如能获得必要的基本教育、技能培养等。二，创造公平合理的市场竞争条件，使个人、企业可以自由地进入市场，不存在歧视性的障碍。三，为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必须公正的法治，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可我们国家的部门法律，严重制约着农村的发展，束缚着农民的手脚。 在社会主义中国，农民不是一种职业，甚至也不单是一种身份。职业可以改变，身份也可以调换，炼钢的可以去挖煤，教书的可以去经商，律师也可以去考公务员，国家本无权去干涉这样的改变和调换，凭什么对“农民”搞双重标准？我看对中国的“农民”这两个字的含义，要做出恰当的理解，最可比照的是印度的“低种姓”，或者是南非种族隔离时期的“黑种族”。 印度的种姓代表社会地位，是世袭的，也与职业身份挂钩。婆罗门是僧侣和贵族，刹帝利是武士，吠舍是农民和工商业者，首陀罗是无技术的体力劳动者，还有一种人不可在大路上行走、不能用公共水井、不能入庙朝拜，称为“不可接触者”或“贱民”。在印度，高种姓的人不屑于从事低种姓的固有职业，正如中国的城里人不屑于做农人一样，低种姓的人从事高种姓的职业会受到强烈的排斥、必须付出更高的代价。但印度的种姓制度并不象中国的户口管制一样，它不是靠国家发布一纸“种姓登记管理条例”之类的东西来维护的，印度人民的苦难与印度教中的毒素有关。 在南非种族隔离时期，黑人社会与白人社会相互隔绝。普通黑人只能从事农业、手工业，以及到白人的金矿做苦力。黑人的身份自然是世袭罔替的、就写在脸上，这比中国的“农民”还糟。白人政府在管理黑人进入城市时用一套“通行证”制度，在各地实施的有“居住许可证”、“月度通行证”、“寻职通行证”、“迁移通行证”等，这与中国“农民”进城所用的暂住证、务工证、未婚证或计划生育证相似。 三农问题中核心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而农民问题主要是人权问题。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三农问题的实质。
三农问题的实质是人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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