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改朝换代相比，“五千年未有之变局”用于形容底层社会的转变似乎更为贴切。改朝换代无非是金銮之上换个屁股，旧臣换新颜，侍奉新主，波及的范围大抵超不出朝廷的圈子，百姓则依旧插秧、播种、骂娘，日复一日。无怪康德说中国只是空间的概念，而无时间的延续。当代生活正在尝试跳出历史窠臼。以往异常稳固的“基座”开始流动，成千上万的农民背上“蛇口袋”去“远方”讨生活。满载的火车，像沙丁鱼罐头，从一个城市到另一个城市。停车下客，就像打开了潘多拉之盒，这些沙丁鱼竟然鲜活地游向了城市的各个角落。他们不再是罐头，或许历史已经决定再不循环往复。
农民工的精神文化生活
小城旧事
九六年的夏天，我在东阳。这个城市并不大，但街道却很宽，而且很干净。夜幕降临之后，三五成群的年轻打工者开始涌向街边的小店、市中心的广场。小店往往是中国城镇极普通的那种，一个柜台，摆满了各种颜色的商品，一台18寸或许敲打一下还能出现图象的电视，被放得高高的，地上照例摆着几张四方小凳或者是长凳。印象中，大伙围着那台18寸，安静地出奇，尽管如此，画面仍会紧张地闪几下，甚至连音线都有颤抖。武侠和清宫戏是那时最流行的片子，意犹未尽的年轻人会在地摊上捎本武侠书回去，盗版的，五块一本，当然，如果被宰，应该会更贵一些。枕着这本书，好几个晚上可以安静地入眠，身子一侧，或许书就从床上掉下去。通常一两个月之后，书会变成好几本，好点的情况下，“几本书”会有几根书线扯着。
广场在“HOTEL”的边上，我知道这是酒店，但不知道是HOTEL。回去翻了英汉，多认识了一个单词。那个夏天很热，喷泉池里只能说是湿润。那时候，城里的老太太们已经懂得健身了，不过，我看到红绸扇子和龙泉宝剑就会想到镰刀和锄头。我从没见过村子里的老人健身。
紫藤下的连廊总是稀缺的，一些人索性摊张报纸坐在地上。我想，如果没有HOTEL边上的那个大屏幕，很多人的屁股会受不了地气的热。也许是因为眼睛的地位比屁股高罢。那次是我第一次见到这么大的电视，以前只在电视里见过，是春节联欢晚会舞台的后面。九点半，大屏幕熄了，人群开始骚动，稀稀哗哗地，女人抱着孩子，男人搂着女人。留下一地报纸，还等不及乘风而起，就会有来自四面八方的手把它们拾走，有时是钳子，但不容易分清。
九六年，还没有网吧，至少我没有见过。几年以后，和一位朋友聊天。他以前是河南建业二线队员，踢边后卫。“96年的时候我进武汉体院，老爸特意奖励我一台台式机，一万九，硬盘512M的。第一个月上网，用了4000多块，我妈让我去网吧上，大概二十块一小时，反而比家里省……”，“家里为了我踢球花了大概九十万，我算了一下，自己踢了八年，赚了也就十万……”每次和他聊天，他说得都很轻松。他的家境足够富裕不需要打工。
“那时，溜冰倒是有的，打工的朋友很少过去。遇上厂里休息，要么凑四个人打牌，要么隔上十天半月去小店炒几盘菜开个荤。看书、看报的似乎也不多，偶尔发呆想想家。电话打不起，特别想的时候打一个回去。”说这话的朋友早几年就没有出门打工了，现在仍在家务农，有点不甘。
片段
生活常因片段而被记忆。时代的诡谲在于，每个角落都是无声无息，但历史却永远是轰轰烈烈。当这群沙丁鱼消失在城市角落的时候，真实的生活开始演绎。富人们知道Louis Vuittonde手袋、Hermes丝巾、Tiffany饰品、Manolo Blahnik高跟鞋……，不过，对于生活在自己周围的农民工显然有点陌生。富人和穷人各自画了一个圈子，前者是不愿，后者是不敢。这样彼此都觉得心安理得。然而他们忽略了一点，富人不是唐僧肉，穷人也不是白骨精……
片段一
6月27日，晚上8点多，农业路一街心花园。在花园微弱的路灯下，十来个农民工正聚集在这里打牌，旁边还有很多围观者，好不热闹。经询问，记者发现他们多是附近建筑工地上干活的民工。当问及除了打牌，他们平时还干些什么时，其中一个围观者说:“没什么事干，聊天、打牌或喝点酒。”（《谁解农民工文化生活之忧》、王志昭/文，河南报业网讯 http://www.hnby.com.cn/xwzx/rdtj/t20050629_148735.htm）
片段二
出事的录像厅位于一工地对面，工地上有农民工2000多人，平时他们收了工没事干，便到录像厅看录像消遣。录像厅经常放黄色录像，因票价低廉夜夜爆满。当警方突击检查时，有五六十人正在看录像，其中有20多人在慌乱中跌进深达6米的化粪池，造成3人死亡。（《夜看黄色录像避警慌不择路20多名农民跌入粪池3人死亡》，《北京晚报》2004年11月28日）
片段四
六月份的一天，笔者骑车出去采风，回来途中见到三个青年蹲在工地旁边，似乎在地上比划着什么。笔者好奇，初看还不明白，一问，原来是在下五子棋。他们在地上画出格子作为棋盘，一方持小木棍为黑棋，另一方持小石子为白棋。笔者又问，“怎么会到这种下法？”一位青年回答“工地今天停工，挺无聊的，也是刚想出来的。”从他们的表情来看，应该是乐在其中，不过，总觉有些令人辛酸。
有文化的生活
“夜幕降临，三五成群的农民工在逛街……”类似描写在中国长久具有真实性，只是地点已经远离城市，或者是在城郊，或者是在三四线的小城。尽管同城里人一样呼吸着带有汽油味的空气，喝着漂白过的自来水。不过，他们和城市的关系更类似于驿站而非归宿。地理空间已经不再是隔膜，生活的圈子则很少甚至没有交集。
更一般的说，在经济转型和体制改革过程中，农民工在扮演两类角色：农民和工人。在文化和心理认同上，尽管身在城市，但他们仍将自己视为农民，最终大多数人还是要回到农村，重新开始农民生活，“我们只不过在这里赚钱，这不是我们的家”。对于这种心态，与其称为“心系农村，割舍不了与农村的情感”，不如说是在他们老了之后，城市并不会为之提供生活保障。何况，今日能在城市挣得千元八百无非是因为自己还有一身气力，年老体衰之后呢？回到农村，至少一亩三分地还是有保证的。尤其是在落后地区，土地实质上扮演着社会保障的角色。另一方面，从农民工的生产方式和取得生活资料的来源来看，实际上已经接近城市居民。早上起床，不用生火做饭，可以跑到街边的小摊上买上面包、油条，边咬边骑车赶到工厂；在工厂干活的时候不必想着猪圈里的猪是否饿了，家里还有没有柴火，只需要思考今天我熨了几件衣服、缝口有多少；晚上的时候只需要在食堂扒几口饭，甚至在夜班之后还会吃上夜宵；睡觉的时候一大群人挤在水泥板做的水槽上洗衣服、洗脸。如果在农村，工作的地点应该是在山上、田间，但现在是在一个叫“工厂”的地方，不必再带上锄头、镰刀或者绾上裤管……“上班去”、“下班了”，甚至这些在计划经济时代令人羡慕的词汇，也不再是城里人的专利。农民工脱口而出，平淡无奇，只是这些词汇已经无了当年的尊贵感。
同这种工作方式截然不同的是，农民工的生活方式仍然不是“城市的”，尽管年青的打工者身上已经有了这种痕迹。由于制度性因素的存在，权利和义务始终不能对等。他们为这个城市创造GDP，但并不能融入城市社会，享有市民的权利和地位。正如《当代中国农民工阶层特征分析》一文所述“他们虽然进入了城市社会，但还尚未获得充分享有城市公共资源的权利，不能像城市市民那样正常生活甚至受到不同程度的排斥，与城市社会之间存在着相当大的隔膜。” （《中州学刊》2004年第5期，阎德民/文）目前我国的相关制度安排，只是半开放、半封闭性质。一方面农民可以进城打工，另一方面它又阻碍农民工的身份转换。大多数农民工之所以没有融入城市，并非他们开始就不想成为城里人，而是因为制度性因素足够强大，加之当地政府少有作为，现实变得残酷，于是很少有人再敢做此设想。
较之窘迫的物质生活，农民工的精神生活更为匮乏。根据笔者的农民工代际分析（参考《“民工荒”调查》，载《经济学消息报》2004年10月8日），第二代农民工大致出生在1970-1979年，他们大多有初中文凭，现在这代人已经结婚生子。笔者对温州服装业工人调查时发现，在精神文化生活上这代人比较单一：男工喜欢打牌，少数赌博，偶尔出去喝酒；女工看电视、逛街、聊天、听收音机等。值得注意的是，回答“有空睡觉”、“挺无聊”的比例颇高。第三代农民工出生在80年代之后。他们中大多数人拥有高中或高职学历，文化程度有了明显提高，对工作的期望值也最高，大多数人是直接从学校到工厂。（第一代大致是1960-1969年出生的，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回到农村，所以这里不做分析。）从调查中可以明显发现，现代生活对他们影响较大，上网、听音乐、溜冰、跳舞的回答开始出现，尽管比例不是很高并且往往注明只是“偶尔”。但这已经足够令笔者感到惊奇，根据另一份笔者对大学生的调查“您认为农民工有哪些精神文化生活？”，几乎没有人回答“上网”，回答“打牌、睡觉”的比例占了80%。显然，他们对农民工的新动向缺乏了解。此外，一部分农民工已经有了手机。另一个令笔者感到惊奇的是，一位工友发短信说他爱好书法、养兰、盆景制作。
在某种程度上，不必付出的同情心总是廉价的。在尽管是真实，但又千篇一律的媒体报道面前，社会对农民工的认识开始固化，并毫不犹豫的对这种“苦难”施以同情心。底层的民众也有自己的嬉笑怒骂，这是生活。闭着眼睛也可以写出赚取眼泪的文章，但这不是真实。新制度经济学一直在强调回到“真实世界”的实证传统，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整个社会对农民工了解程度的标志，甚至并非是对“苦难”的认同，而是理解他们的笑容，当他们听着音乐或者QQ视频时的惊奇。每一个时代的底层民众，都会在艰难的生活中寻找一丝慰藉。
企业、政府之责
在服务业和建筑业两大领域。具体到精神文化生活而言，两类农民工还是有较大差别。从事娱乐、餐饮、美容美发等服务业的农民工业余生活相对丰富一些，如看电视、报纸、听音乐、上网。而从事建筑业等艰苦行业的农民工则很少有业余文化生活，大多打牌、喝酒、聊天等。（据《谁解农民工文化生活之忧》）
2004年，北京城建集团做了一个农民业余生活状态调查，发现10年没有看过电影的农民工占到60%，有位40多岁的四川籍农民工甚至18年没有看过电影。之后，城建集团为工地上的农民工放映了一场电影，来自山东的一个农民工高兴地说：“我到北京打工块10年了，这还是头一回看到电影。”10年没有看过一场电影，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农民工精神生活的匮乏。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经济原因。农民工收入有限，平时省吃俭用，更不用说文化消费了。据有关统计，70%以上的农民收入在600元以下，20%左右月收入在600-800之间，只有少数能拿到千元以上，并且往往是靠加班得来。另一方面是社会原因。政府对社会问题的认识往往有时滞，在“讨薪”都不得的今天，政府尚没有注意到农民工精神文化生活的重要性。对企业而言，由于并不能带来直接的经济效益，很少有企业去关心员工在文化方面的需求。
事实上，政府为农民工提供精神文化方面的公共产品花费并不大。一场露天电影、一次露天演出或者一个阅览室，农民工就会有很大满足。可以说，政府的举手之劳，农民工的边际效用却非常大。一些地方已经有类似的经验，这些做法既不需要政府动太多脑筋，又能满足农民工的精神文化需要，其他地区完全可以借鉴。较早为农民工开办“新市民夜校”的江苏常州市最近提出,还要新办500-600所“新市民夜校”,通过免费轮训,为80万外来打工农民提供在工作之余学文化、长知识,提高素质的机会。为帮助农民工尽快适应新的环境,融入城市文明生活,他们编印了讲解当地人文概况、市民行为规范、健康生活方式、劳动权益保障等内容的简易读本,并开设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教学课程。（据《让农民工的夜晚不再空虚》，郑晋鸣、侯美丽/文，《信息导刊》，2004年第29期）此外，今年年初，北京第一家“民工影院”又悄然诞生。在成都，根据农民工集中于建筑行业的特点，创办了工地“农民工夜校”。这些经验都值得借鉴。
企业的效益与为农民工提供文化娱乐设施并非一对矛盾。尽管在企业创立初期，将钱投向文化娱乐设施，势必要减少投向再生产的资本。然而，当企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这两者又会相互促进。员工们在一个舒适、和谐的生活环境中，肯定会更加努力的工作，为企业创造更多的利润。最为重要的是人性化的管理将促使员工和企业建立深厚的感情，为企业的长远发展奠定基础。成都二建公司是成都市外来农民工最集中的地方，自1997年以来，他们开始在各个工地建立“民工夜校”，7年时间里，使3万名农民在夜校里接受了法律普及、技术培训、文化补习。夜校还是农民工工余活动的主阵地，里面有图书、棋牌、电视等，定期搞电脑知识讲座、卡拉OK大赛、篮球比赛等文体活动。这不仅让农民工得了实惠，还提高了企业建筑工程的质量。（据《农民工精神生活：真感情难觅 性压抑难熬》，丛峰、肖春飞/文）
企业和政府的互动也是值得推广的经验。从2003年6月起，上海市普陀区长征镇拨出10万元分10批对首轮1000多名外来务工者进行了轮训。轮训采用讲座、看电视片、发放《青年职工轮训读本》、组织外出参观和座谈等形式，很多在上海打工多年，却始终从宿舍到工厂两点一线、从没看过外面的世界的青年人，通过轮训开阔了眼界。同时，工业区对企业的管理和沟通也更为顺畅。在发现农民工文化生活丰富之后企业效益有了提高，一些企业也开始投资修建工人活动室、阅览室。
正如阎德民教授所指，农民工离开农村来到城市以后，由于与家人、亲戚、朋友减少了面对面的亲情互动，又无法融入城市社会，他们在情感方面失却了宣泄的机会与场所，故而在社会流动与漂泊中产生种种心理不适，长期处于情感需求与情感实现的矛盾冲突之中。这种情况已经引起了一些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注意。全国人大代表傅一鸣说，因为找不到愿意与其交往的城市居民，甚至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农民工只能过着封闭的群体生活。全国政协委员徐鸿道认为，必须像关注农民工工资那样，关心农民工的精神生活。可以将农民工文化生活消费的费用计入生产成本，政府对企业进行法规和制度上的制约与规范。例如，农民工居住场所的面积必须达到一定的标准，达到一定人数必须配备一台电视机等。文化设施要向农民工开放，要切实改进服务形式，让流动图书馆、流动电影院真正走进农民工中间。可以说，要让农民工真正过上精神生活，政府所要做的事情还很多。
完整版（“有文化的生活”部分已经贴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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