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2006年1月5日《信息时报》报道，在广州这一经济发达地区，竟然有一些企业以500元月薪招聘本科生，这几乎让几乎所有人都感到难以置信。据报道说，尽管业以这种“超低薪”来招聘大学生只是“个别现象”，但招聘企业以700～800元左右的月薪来招聘大学生，在珠三角各地人才市场举行的招聘会上“早已经屡见不鲜了”。

同日，该报还报道说：《研究生招聘会引来万余人，医学硕士月薪1500元》。

尽管本人一直坚信“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但在如此形势底下，这一信念不能不发生动摇。因为从教育经济学的角度看，教育也是一种投资，自然也要考虑成本与收益的比较。很明显，倘若大学生如此廉价的现实不改变，那么单从经济的角度来看，肯定是不合算的（可参见本人文章《私人教育投资的经济效益分析》，载《教育与经济》1996年第3期）。

可怜了那千千万万如我般、抱着“知识改变命运，教育成就未来”的大学生们！可怜了那千千万万起草贪黑、一个一个鸡蛋积攒着换钱供孩子们读书的父母们！

谁该对此负责？

首先是教育部。

本来，“教育过度化”现象在发展中国家已经不是一个什么新的问题，理论界对此也有了诸多的探讨。结论是：高等教育的数量的结构，要和社会需求相知识。道理很简单：无论是供需数量还是供需结构脱节，都会导致教育过度化。可教育部对此视而不见，置若罔闻，一个劲儿地扩招呀，扩招，导致高等教育在校生和毕业生爆炸式的大跃进。如此，社会需求没有大的增加，大学生薪金不大幅度下跌才怪呢。

其次是高校。

在持续扩招的大背景下，各高校也各施手段，扩呀扩，扩得本校实在装不下了，就纷纷到各地办分校区啦，教学点啦。至于教学质量，那是“说起来重要，忙起来不要”。或者，闭门造车，照本宣科，导致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严重脱节。与大学生就业难、低薪金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技术工人薪金大幅度上扬，并且“人才难找”的现象亦相当突出（可参见本人价值中国网的《与企业家谈人才培养》）。

再次是大学生本人。

大学生自入学那天起，就要清醒地意识到，现在早已不是那“毕业包分配”的年代，而是“实力打天下的”时代。因此，理应根据“兴趣+专业+特长+社会需求”，尽早制订自己的职业生涯规划，然后坚持不懈地努力，形成自己在就业方面的核心竞争力。如此持续下来，大学毕业时，只要你有实力，“此处不留人，自有留人处”，不怕找到好工作。可是，相当多的大学生不懂得这一点，大学几年时，浑浑噩噩，得过且过，待到毕业找工作时，你问他会什么？可能什么都答不上来。我就碰到过这样的学生（只不过是在职业余班的）：会计学本科的，居然不知道会计的六个要素是什么，资产负责表左边是什么，右边是什么。

上述三者当中，大学生本人应该承担的责任，已经通过“月薪低至500”受到了惩罚，可是前两者呢？又该负怎样的责任？又会有谁，对此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