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随蒋洪先生读完财政学博士之后，顺着他的问题，并受布坎南的影响，我开始转向了法学，试图从宪法的角度，寻找激励和约束政府行为的规则。因此从2001年开始，华东政法学院外国法律史方向的何勤华先生又成为我的师傅。何先生无论在外形还是精神上，都与蒋先生反差很大。他身体极瘦，声音低沉但有力，平日里严肃自制，轻易不露笑容（但一旦笑起来往往是大笑），对弟子的要求很严，曾有弟子因上他的课迟到而被罚站在门外。何先生待人却非常亲切有礼，会关心你的健康，并经常问候你的家人。在我的意象中，将何先生定位为儒家君子，极勤奋，极自律，任重而无怨，自我牺牲成了习惯。蒋先生是一个不愿受任何世俗事务约束的人（虽然很不幸世俗事务缠上了他，当了院长），而何先生则是一个不惮任何责任、不惧工作中的任何繁巨，一心想将所有事情做好的人。一方面担任校长职务，竭力想将华东政法学院的发展提升一个层次，为此殚精竭虑，甚至曾经带队拜访过所有的政法院校以取经，另一方面丝毫不放弃自己的研究事业，每日坚持看书和写作，每年都有论文甚至专著出版。行政和科研两副重担在肩，牺牲的只能是他的休息时间（他一天只有五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和家庭快乐（每天晚上都在办公室看书写作），甚至身体的健康。身教重于言传，做这样的老师的弟子，我们的压力非常大，不得不将学术作为自己的生命来严肃对待，常常为自己浪费时间而感到羞愧难当。

　　跟随何先生，我的本意是获得一些外国法律特别是宪法方面知识性的内容。何先生教育我，任何法律都是在历史中生长出来的，不研究法律的渊源，不清楚其所从何来、所向何去，是不能理解法律规则的可行性和适用性的，这也是法律移植过程中屡屡出现的南橘北枳之原因所在。何先生的观点，实际上与我以前阅读的哈耶克的自生自发秩序是非常契合的，这一教育使我转向注意西方宪政的历史基础。在研究方法上，作为法律史研究的大家，何先生对我们最重要的要求是史料的积累，要求有几份材料说几分话。原来的我，在读书时只顾享受阅读的快感而不注重材料的积累，在写作时往往只知道大概，也只写个大概。在他的训练下，我开始慢慢理解古人所谓的“不动笔不读书”的含义，注意在阅读时就积累史料，用这些史料去充实和完善自己的行文。何先生主要研究的是外国法律史，也十分佩服那些专注于外国法律研究、不考虑所谓的对本国借鉴意义的日本名家，但他自己还是摆脱不了中国情结。在出版了大量有关外国法律制度、法律学说的专著之后，又回过头来研究中国法学史和中国对西方法律移植的历史。我的理解是，何先生试图探讨中国法制建设的历史基础与现实条件，理清西方法律进入中国土壤时的种种变异和歧途，为中国法治昌兴奠定一些基础。其情可悯，其志可嘉，但这愿望能否实现，却不取决于先生的努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