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打开浏览器后，都会去网易的高端阅读上看一看，因为那里的文章更加有专业性和理性，不过美中不足的是里面的评论太少，很少有上百条的评论。这实在是一件遗憾的事情，因为在下最喜欢网易的地方就是它的评论的模式做的比较好，可以通过点击支持或反对来表达一下自己的观点，甚至可以说是发泄一下自己的情绪。另一方面，可以容易地从每个评论的点击率上面掌握到大众对某事件的看法的信息。这种喜好的极端后果就是我有时候是先看评论再看文章，相信像我这样的干人并不少。
昨日在网易的高端阅读上看到国内著名的经济学
一．中国的经济学家不是政治家，他们是谋士，手中没有权力，所能做的只是给政府献策。所以我们不能把一些经济政策失误的责任全部推到经济学家身上。比如说教育产业化改革，不错它是某位经济学家提出来的，那么回过头来看，教育产业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责任是不是应由他来承担呢？这里我们应该理性地思考一下。首先，这位经济学家不是教育部长，不是他想这样干就这样干的，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是政府的权力。其次，关于中国的教育的发展，有很多学者提出了许许多多的方案，相信这些方案中肯定有提到教育产业化所带来的负面问题的，如教育质量下降。但是最终政府采取了教育产业化的方案。因为它可以实现政府的延缓就业压力、增加内需、提高部门利益等目标。如果一个嫌疑犯被冤杀了，我们是不能怪刽子手的，而应该去追究法官的责任。刽子手A不干，他就等着下岗，后面还有刽子手BCD等等。我举这个例子是退一步的论证。实际的情况是中国很多的经济学家们看到了中国的国民素质低下，大学教育只是精英教育，因此为了提高国民素质（这难道不是一种履行社会责任的行为吗），他们对政府献计献策，提出过许许多多的方案。但政府及其各部门（如教育部）等有他们自己的目标，因此最终那位经济学家提出的教育产业化的方案被采纳了，因为这个方案能够实现政府的延缓就业压力、增加内需、提高部门利益等目标。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方案叫做具有可行性的方案。以可行性标准来衡量那位经济学家，他就应该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学家”，或者更准确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有作为的中国经济学家”。符合丁学良标准的经济学家在中国是不会有作为的，而只会上演一个又一个怀才不遇的悲剧，这对社会又有何意义呢？当然丁学良事件、丘成桐事件本身对中国是极其有意义的，它作为一种外部力量会推动中国的改革的，希望这样的事件更多一些，影响更大一些。
二．“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对当代的中国经济学家的进行口诛笔伐的人中绝大部分是对经济学、经济政策不了解外行的人。因为中国采取的是渐近式改革，先试点后推广，以增量改革为主，必然导致一些信息灵通、权力资本丰富、对政策制定有影响力（各种利益集团）的人先富起来，再加上市场经济讲究效率的原因，中国的贫富差距在拉大。许多人又受到新的三座大山——住房、医疗、教育的压迫，因此穷人们感受到自己越来越不幸福，又没有良好的诉求表达渠道，所以就把气出在那些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而又没有权势的人——经济学家身上了（网络也恰好提供了这种便利）。在这一点上，可以说经济学家是比较好欺负的。谁都可以把张维迎大骂一顿，而不担心有人来找他麻烦，网易的管理员也不会把他的评论神秘地删掉。如果事情就发展到这一步也就算了，我也不会专门花一个晚上来为一个与我没有任何直接利害关系的人正名了。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的这种命运古已有之，文革也没过去多少年，所以大家都还能接受。但是事情远不只想像的这么简单。
我的一位3年前的好友，药学专业，担任一家民营企业的车间主任，在最近与我聊天时说“中国搞经济的家们最能忽悠人了……”。经济学家曾几何时在大众眼里变成了巫师，成为忽悠老百姓的牛鬼蛇神了？在民营企业上班比较辛苦，创造的价值远远大于收入，晚上也经常加班。这位从未学过经济学并且也没研究过经济政策的好友如何有这种精辟之见呢？答案很简单，就是他在工作之余上网看新闻时，不知不觉中受了那些在大众传媒上对经济学家乱加指责的愤青们的潜移默化的影响。因为对世道的不满，所以这些声讨很容易得到大众的认可甚至夸大。无知的少数就这样成为对大众进行着“启蒙教育”，他们俨然成为当下中国的先知先觉者。网络也成为了这个社会大众教育的课堂。真正维护民众利益的人却得不到民众的认可和支持，这难道不悲哀吗？敢问长期这样下去，国家如何发展，毕竟经济与社会发展不能仅仅依靠革命的勇气和力量。所以我们的网友要是还有一点点社会责任感的话，就不要不假思索非理性地抨击声讨我们经济学家了。少一些愤世嫉俗，多一些理性与建设性的思考，这才是有为之举。
这两个理由都是从总体的视角来得出的，是一种系统分析，因此只在“平均来说”的意义上才可称之为正确的。经济学家当中当然会存在某种意义上的败类。但是如果认为我的前面两个理由可以成立的话，我们大众就有静下心来就事论事、就人论人地评价某某经济学家的必要了，这样对
张维迎在那篇文章中提出的观点的大致意思就是：中国的改革历程艰难坎坷，面临着来自左派思想观念的阻力（如姓资姓社问题）、先试点后推广导致的地区利益冲突而产生的阻力、既得利益者的阻力（如垄断企业）和政府自身的阻力。在改革过程中，这么大的阻力是如何克服的，新制度的优越性是一个因素，但在关键时刻是靠来自国外的压力的。所以说改革命运系于开放。张维迎作为社会的精英忧国忧民，顶着社会大众对其无知的指责，每每在大众思想可能误入歧途的时刻，痛心而坚定地在大众媒体上发表具有经济学理性的言论。这种经济学家中最为典型的则是天则研究所的茅于轼先生。
中国刚刚从计划经济中走过来，并且还处于转型时期，所以在评价任何政策时都应该结合中国的现实，特别是要能体谅这些政策的妥协性。如果一个政策不可行，它就不是好政策！中国采取从体制外增量改革入手推进体制内存量改革的方针也正是体现了可行性原则。妥协性是可行性的副产品，对于共和国的成长历程，我个人建议阅读
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