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问题本来就是中华民族的一块心病，而随着满清政府武力收复台湾为题材的电视连续剧《施琅大将军》在中央电视台晚间黄金时段的热播，台湾问题再次成为万众瞩目的焦点。剧中主人公施琅以其超凡卓绝的勇气和才能一举收复台湾，引起了亿万观众的强烈共鸣。于是乎，一股施琅研究热在神州大地上蔚然展开。但由于施琅的生平充满了太多的曲折多变，故而对其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评价。褒之者把他赞为“维护统一，功勋卓著的民族英雄”，贬之者斥他为“民族败类，无耻汉奸”，而且这两种观点还在网上展开了激烈的交锋。真可谓爱之者愿他死而复生，恨之者只盼他万劫不复永世不得翻身。
平日里我对历史很感兴趣，虽说不上有太多的研究，但也可说是小有了解，对那种以狭隘的忠君爱国为标准对历史人物作评价的肤浅做法很是反感。而现在，对施琅的评价又陷入了这种怪圈，我不禁哑然失笑了。
施琅的一生可谓命途多舛。他自称十七岁即作贼，南明隆武朝时参加了黄道周援助金声的义兵，因为黄道周不听其建议而出逃投靠了郑芝龙，后随郑芝龙降清，镇压过广东的抗清起义。又因为不得李成栋的信任，自感前途无望，后来又投靠郑成功的抗清义师，直到曾德事件后再次降清。南明永历帝死二十一年后，施琅收回了台湾，也等于灭掉了中国最后一个抗清基地。贬斥施琅的人抓住这些历史事实大做文章，认为“施琅的一生，先做明人，再做清将，又做明人，复做清将，反复无常，这样一个人有什么资格作为民族英雄！”真是无法想象，时代发展到二十一世纪，这些人还居然用那腐朽发霉的愚忠观念来苛责古人，实在太可笑了。难道施琅只有一味的愚忠顺从那些不信任他的领导，即使不能施展抱负也要忍辱负重坚决服从上级领导，这才是“民族好类”？难道走投无路的施琅就不能想办法摆脱困境，一投降清朝，一镇压过抗清起义就是“民族败类”？若按此推论，岳飞镇压过杨么的农民起义，他还是民族英雄吗？曾国藩镇压过太平天国起义更是“民族败类”，毛泽东年轻时为什么还要佩服这个“民族败类”呢？难道施琅只有不去收复台湾，让这“最后一个抗清基地”一直孤悬海外才不是“无耻汉奸”？
其实，施琅的“反复无常”既有历史渊源又是不幸的命运造成的。古语讲“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本着这样的原则，战国时代的士人（除了屈原外）才打破狭隘的爱国观念，奔走服务于列国之中，不但促成了“百家争鸣”学术高峰的出现，而且客观上促进了七国的统一。如果按照贬施琅者所说的去做，中国现在还是乱哄哄的春秋战国时代。施琅作为一个有志之士，自然不甘心久居于那些庸俗且时时打压自己的旧官僚手下，想为自己寻找更适合施展抱负的环境就是情理中事，只不过投降清人很为一些狭隘的民族论者所不齿。在当时，明末残余势力的抗清只是苟延残喘，而满清势力正如日中天，有人愿为明王朝殉葬而义不仕清，我们当然可以佩服他们的高风亮节，但不能因此就斥骂仕清的施琅为“民族败类，无耻汉奸”，这除了可以发泄一腔怨恨外，于国于民并没什么积极的意义。从实际情况来看，除极个别情况外，一些杰出人才为寻找适合自己的政治环境，哪个没有“反复无常”过呢？如大唐名相，千古第一谏臣魏征，在46岁以前曾经身不由己地六易其主： 38岁时参加了农民起义军，在第一个主人元宝藏军中掌管文书；不久，被河南瓦岗军首领李密召为参军掌记室，主管军中文书。此间曾向李密提过不少建议，但都未被采纳，参加义军仅一年时间，魏征就随因军事失败而降唐的李密来到长安；对第三个主人唐高祖李渊，魏征审时度势，认为他很有前途，于是积极求取仕进，自请前往山东地区招降瓦岗军旧部归唐，就在他圆满完成任务，准备回长安时，不料风云突变，他成了河北起义军窦建德的俘虏，并担任中书舍人(记录皇帝言行的官职)；当秦王李世民打败窦建德，魏征又当了大唐的俘虏，历经艰险，作了东宫李建成的太子冼马；玄武门兵变后，才跟上第六个主人李世民。照贬施琅者看来，这魏征也是“无耻”，也是“败类”，如果他们是李世民的话，这样的魏征早被或贬或诛了，用他们认为的那些“有耻”、“好类”来治理天下，“贞观盛世”是肯定不会出现的。
就我个人认为，对待历史人物，特别是复杂、矛盾如施琅式的历史人物，不能用狭隘的忠君爱国观念来苛求古人，应该观其主要业绩，看他做出的于国于民有利的英雄行为，而不能抓住一些细枝末节纠缠不清，要知道世上无完美之人，就连上帝恐怕也是有缺点的。施琅在收复台湾这件丰功伟绩上，确实可以被尊为“民族英雄”。现在对施琅的评价却如此截然不同，不由让我想起了清人陈宏谋的一句话：“在古人之后，议古人之失，则易；处古人之位，为古人之事，则难”。现在我们斥责施琅容易，但如果回顾一下当年的历史风云，感悟一下施琅的过人之处，我们就会明白，施琅戴上“民族英雄”这顶桂冠是当之无愧的。
先不必说施琅的军事指挥才能，战前多方协调，向皇帝争取“专征权”，排除反战派的阻挠，整顿加强福建水师，充分了解敌情，主张先打澎湖，并制定出正确的海战作战方案；特别是在澎湖初战失利的情况下 ，头脑清醒冷静，及时吸取失利的教训，分清军为四部分：正面进攻，东线奇兵配合西线佯攻牵制敌军，预备队跟进，又采用部将吴英的“五梅花”阵计策，终于在最后9小时的澎湖决战中，使清军取得全面胜利。也不必说施琅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他并非一个只会打打杀杀的赳赳武夫，他懂得“不战而屈人之兵”为战争的最高境界，故而在澎湖大捷后，就下令暂停军事进攻，一面为进军台湾作准备，一面发动政治攻势，推动台湾问题向政治解决的方向发展，最后迫使台湾的郑氏集团投降。更不必说他在台湾受降后采取的一系列举措，对投诚的郑氏集团官员以礼相待，不加任何歧视和侮辱；对郑军投诚官兵发给粮食和俸饷，军官陆续送往大陆，士兵愿归农的许其归农，愿当兵的加入清军。对于台湾的百姓，他整顿军纪，严禁一切损害台湾人民利益的行为，恢复台湾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对以往的苛捐杂税实行减免，制止原台湾地方官员犒军扰民。
只说施琅对待郑氏后裔的态度，就足见其胸怀无私坦荡，行事光明磊落。施琅与郑氏集团有杀父杀弟之仇，全家有数十口人丧生于郑氏之手，但他能摒弃家仇，以国事为重，他对刘国轩、冯锡范的部下郑重表示：“断不报仇！当日杀吾父者已死，与他人不相干。不特台湾人不杀，即郑家肯降，吾亦不杀。今日之事，君事也，吾敢报私怨乎？”这对消除台湾军民的“恐施”、“恐清”心理起了很大作用。这说明施琅不仅是一个智勇双全的武将，而且具有睿智的政治头脑和卓越的政治才能。其实，在当时大军压境的情况下，施琅若想报私仇，那是易如反掌的事，随便找个罪名，杀掉郑氏后人，即便朝廷知道了，也不会说什么。既能为国收复失地，又可兼报私仇，如此一举两得的美事，施琅非但没做，而且还亲往郑成功庙焚香祭祀，称其为“开台烈祖”。我们只须将施琅与春秋时期的伍子胥作一比较，就可明白施琅之作为是多么的难能可贵了。这二人都是怀着父兄（弟）被杀的血海深仇，都因仇恨背叛了原来的故国旧主，二人后来都以主将的身份统率重兵，击败仇敌，获得了报仇雪恨的绝好机会，但二人最后的处理方式却截然不同。伍子胥为报私仇，不惜掘平王墓，鞭平王尸，终于激起楚人的愤怒和反抗，使吴国筹划多年的灭楚大计功败垂成。施琅却能从大局出发，为国家利益而放弃了个人的私仇，终于完成了统一台湾的千古大业，其博大之胸襟与恢宏之气度，明显高出伍子胥一筹。这样的人还不配当中国的民族英雄吗？
台湾，这个美丽的宝岛，自古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我们现在之所以还能这样理直气壮地说，施琅的坚决留台主张功不可没。在平定台湾后，清廷内部对于如何处置这个岛屿发生过分歧。一部分人主张彻底放弃台湾，迁其人，弃其地，，而以兵力驻防澎湖。施琅则力主坚守台湾，他数次上疏陈说利害，认为台湾“虽为外邦，实关四省（江、浙、闽、越）之要害”，具有巨大的军事意义；再则经多年开发，岛上已“人居稠密，户口繁息”，再进行大规模移民必定造成动乱不安，而荷兰人一直在垂涎台湾，一旦被其占据，必定酿成大祸。基于以上理由，施琅建议留守台湾，设兵一万驻防，官弁三年更换。康熙帝极重视施琅的建议，这才最后做出决定，在台湾设置台湾府，隶于福建省。不难设想，如果没有当初施琅的力主留台，很可能在清初被弃，那今日的台湾就极有可能与祖国大陆无缘了。可以说，台湾能为今日的中国所有，施琅的一言九鼎起了很关键的作用。“一言以兴邦”，像施琅这样的人还有什么理由不能当中国的民族英雄呢？
“世必先非常之人，然后成非常之功焉。”正是因为清初有了施琅这样的民族英雄，清朝才可能在立国的短短四十年间，就一举收复台湾；正因为有了左宗棠，这样一个长期以来被人称为“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刽子手”，一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新疆才能从外国侵略者手里夺回，重新回归中国版图。而这样的民族英雄并不是什么时候都有，在天才空白的时代，在英雄缺乏的时代，让亲者痛仇者快的悲剧就会上演。上世纪的蒙古不就被人为分裂成两半，独立出一个（外）蒙古了吗？特别是在时下台湾的陈水扁正吵嚷着要独立的时候，中华民族中的有识之士更是一片深情怀念着那些逝去的民族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