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府财政预算时总是赤字，而我们的医疗、教育和养老金方面永远都是资金的匮乏，教育的投入不得不要依靠希望工程来作出补充，这组数据可以印证这个事实：

     “中国仅将GDP的3.5%用于医疗、教育、福利和养老方面。仅有一半的城市人口，以及不到五分之一的农村人口拥有基本医疗保险。

       劳动者中只有14%拥有失业保险，而意外保险覆盖率仅为11%，17%的受雇人口参加了基本政府养老保险。”

      看起来我们的政府是缺钱的，但我们却拥有世界上最多的外汇储备，还有我们的政府拥有巨大的固定资产（我不知道我们的政府为什么非要那么多的办公楼，难道只有这样多的办公楼才能够高效率的工作吗？但是好象并没有这样的结果出现。）

   原因何在：

        中国政府习惯说的话是：吃饭第一，朱熔基就很多次的表达过这种观点，但也正是这种思想，让我们中国让我们的一般民众承受了不能够承受的重。也让中国的未来承受了不能够再承受的重。

        李国栋先生的文章《臃肿的机构何时休》总让我有如哽在吼的感觉。同时，广州日报上星期连续给了几个很印证的数据：

•  中国每年花在公车上的钱就达2000-3000亿,(只是公车的运营费,不包括新购的采购费)
•  我国每年经常性的请假的公务员就达200万。

     虽然我们的政府拥有巨大的固定资产。每想到这里我经常的会将我们的现在与我们哪个不争气的朝代大宋帝国联系起来。

 李金路 先生给我留言，他说：

韩先生你好，
看了你的文章的确有股子为民呐喊的口气，说句实在话，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你也许手中确实无权，如果真的有权了，你是否会在政治上大刀阔斧呢？
还是面对世界动态不平而保存实力呢？都知道救急不救穷的道理。

      事实我该文的观点也正是基于这点而来考虑的，这也是我为什么并不能够苟同于 FT 大中国区经济主编魏伦,我所说的或是我预备表达的是我们的中国政府的确做了太多的浪费。

• 国每年花在公车上的钱就达2000-3000亿,(只是公车的运营费,不包括新购的采购费)
•  我国每年经常性的请假的公务员就达200万。

     虽然我们的政府拥有巨大的固定资产。而这笔钱事实是完全可以节省下来做更多更重要的投入的，比如教育、能源的创新、医疗等等。

        中国各级政府拥有的不动产，我想至少也是能够卖个1兆的，多少的政府大楼多少的地块就这样被他们浪费了。

        这点很象1993年郭士纳接手IBM时的情形，我想把办公室集中，而变卖些不动产还是可以的吧。

        同样中国每年花在公车上的钱就达2000-3000亿,(只是公车的运营费,不包括新购的采购费) ，而把这笔开支压缩，我知道会产生一定的失业，但如果把这笔钱投入到教育、能源的创新、医疗上，而以此来激活人民群众的可支配收入，不是更好。

        我也知道深层的问题在于： 变革即意味着对某些群体势力的挑战，现实中最大的问题便在于既得利益的特权阶级在组织中大多拥有相当的权势，他们的周遭更有不少的附从者，变革者虽然可能并不直接拿他们开刀，但事实上却在或显或隐的剥夺他们赖以享福的特权，他们固然是要大力加以滋扰的。变革难以获得成功主要在于变革者无法有效的应付即得利益者的反击。http://pierrehanson.chinavalue.net/showarticle.aspx?id=45119

        我在1998年的时候就说过，朱熔基只是王安石，而绝对不是商鞅，事实再次证明我的预见力（臭美了）.

         中国真的需要商鞅这样的经营者更需要郭士纳这样的老板。

          是呀，莫让北京当汴梁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