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社会危机频仍隐现，用官方文件语言就是“改革进入攻坚期和矛盾凸现期”，由此引发的忧患意识也普遍存在于敏锐的知识分子群体中，不少学者更是立足各自专业领域开出各式药方。面对构建和谐社会的号召，很多学者开始从更深层次评估我国政治体制革新的成效；与此同时，民众对社会公正的呼声日高、政治民主的要求日炙，使我们看到一个日益临近的公民社会，党内也开始起步推行“党内民主”以示回应。
但是，体制内仍然有大批学者在不断论证“民主并不适于中国”、“民众不够成熟，需要教育”、“若民主、必乱国”等旧论，联想到为袁世凯称帝抬轿的古德诺所谓“共和君主论”和已经被历史所推翻的国民党的“训政”学说，此种论调何等相似，此种逻辑却又何等荒谬！更根本的，他们摆出一副“以史为鉴”的模样，却干着强奸历史真实的勾当。
仅以抗日战争时期为例，在抗日局面最艰难、党的生存空间最狭窄、民众的物质生活条件最艰苦的时候，我们党所做的决定要更坚决地“唤起民众”，这使得党和人民都经历了一场深刻的民主洗礼。毛泽东同志说：“只有动员全国人口百分之九十的工农大众，才能战胜帝国主义，才能战胜封建主义”，进而指出“没有民主自由，便无从进行动员”，所以，民主是“保证抗战胜利的中心一环”“为民主即是为抗日”。在此理论指引下，当时陕甘宁边区首府实行了普遍的彻底的民主选举。从1937年5月到1946年3月，边区先后举行了三次较大规模的直接、平等的普选。
检索目前可见的史料和当事人的回忆文章，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的选举搞得的确有声有色，不仅很好地动员了民众参军参战、输送物资，巩固了抗日根据地，而且与国民党统治区的“训政”和一党专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可以说，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选举在广大民众心底打下了深深的民主烙印，使他们对民主权利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真切体会，由此产生的是他们对边区政府的真心支持。
然而，如同今天许多学者的担心一样，当时也有不少疑义，姑且不说国统区的“训政”学说多么炙烈，即便在共产党党内，争议也是相当大。以前苏维埃地区也是选举制，但人员限定为工人和农民，此次选举，实行的却是一般选举，“无论何人，只要不投降不反共，均可参加政府工作。任何党派，只要是不投降不反共的，应使其在抗日政权下面有存在和活动之权”。与此相对应，党的政策全面改变，先是恢复地主富农资本家的政治身份，再就停止分地，直至取消甚至鼓励地主富农资本家的经商权等等，许多干部对此也很不理解，不能接受。
和今天类似的还有，当时有些民众对待民主选举的态度也很消极。有些地主以为“恐怕又要打土豪分田地”，有些青壮年以为“恐怕又要抓壮丁当红军了”，各打自己的小算盘。在选举中，也有表现冷漠的，要么不把选举当回事，要么以为选举就是“抓阄”，胡乱提名选举了事。
颇为巧合的是，当时也有学者认为“中国民众只能形成‘顺民意识’或‘暴民意识’，而不能形成‘公民意识’”“人民没有民主的习惯，没有民主的要求，缺乏民主的觉悟，不可能实行民主，只能实行‘训政’”等。
但是，为了党的生存和发展，为了抗日的成功，当时必须进行全民族的动员，而动员人民就必须给予人民以真正权力，就必须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人民民主选举。我们党不仅实行了，而且取得了突出的实效。
针对民众的选举疑虑和错误认识，当时党中央加大了宣传力度，培训选举干部，组建工作小组下乡，积极推进社会教育系统、拓宽人民教育渠道，进行政治动员以及政治意识普及，如大力兴办半日校、夜校、识字组、冬学，散发形式多样的戏曲、版画、手抄报等。通过这样的配套措施，第一次边区选举的参选率在70－80％之间，后来两次，都超出了80％。今天的人们所拥有的政治意识、政治参与的动机和能力恐怕远胜于那时的这些民众，因此，即便诚如某些人所言“民主需要教育”，但这似乎早已不应成为今天怀疑乃至否定民主必要性的借口。
在选举过程中，考虑到当时的民众的分布状况和基本文化素质，边区政府采取了多种选举方式，如“画圈法”、“画杠法”、“投豆法”、“烧洞法”和“编号选举法”等，很好地保证了选民真实意图的实现以及选举的公正性。由于准备充分，方法得当，最根本的，我们党真正地恪守承诺，实行了真正的平等直选，所以选举获得了极大的成功。不仅有力回击了当时国统区内继续一党专制的“训政派”，而且为各个根据地乃至全国都树立了一个标榜。
到第一次选举结果出来，农民占据整个政权人数的比例将近90％，“三三制”原则以后，在各级参议会和政府委员会中所占比例最低为71.8％，最高时达到95.5％，广大农民干部们当然能爆发出极大的革命热情。据《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记载，“在少拿钱多做事，甚至不拿钱也做事的原则下，（选举出来的各级工作人员）为抗日的事业及人民的利益而奋斗”，“有些绅士经过县长几次‘说情婉拒’、‘进贿峻拒’之后而感叹起来”，“有些外来参观者，实地看了这些情形，才恍然说‘天下竟有这样的官！’”
最明显的，仅1937年至1938年间，边区有近10％的人员直接上战场作战，80％的人员参加了各种抗战团体，还成立了陕甘宁边区抗敌后援队；上缴15000石救国公粮，慰劳毛袜手套8万余双，为陕甘宁边区作出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和贡献。
到1940年前后，陈嘉庚比较了国共统治区的人民状况后，就下结论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1942年3月28日的《解放日报》报道，当时79岁的非党参议员李丹生先生称赞共产党“说到做到，以信心昭天下，则天下都是你们的”。
后来的历史还真是被他言中。而揭橥党的胜利，我们发现正是共产党实行的真正民主的政治制度，让人民真正当家作主了，人民才真正拥护，才能实现全民族的大动员，才能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在后人都无法复制的历史条件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赶走蒋家王朝。在这个意义上说，没有当时的民主，就不可能有当时的胜利，甚至连党和民族的存活都成问题。
移至今日，我们面对的局面可谓复杂，但是比起抗日战争时期，我们解决问题的条件却优越得多；而我们面对的不管是忧患理性的前瞻、还是应付现实危机的凸现，比起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可以借重的民众力量却好像日益萎缩。
实际上，利益的多元诉求并不是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原因，关键的因素是多元的诉求并不是都得到了平等对视，而不是使民众沦为被教化的对象遭受漠视、排斥甚至权利的剥夺，解决这一问题的首要条件就在于能够有一个行之有效的机制保障民众能够真实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这个机制就是民主——那个在陕甘宁边区起到很好动员效果的体制、那个已经被那段历史证明的十分有效的体制、那个根本不需要恐惧和进行无谓攻击的体制、那个让我们看起来今天比任何历史时刻都更需要实施和更有条件实施的体制。
（此文首发于《学习月刊》2006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