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提示
一如当年的师兄陆步轩，在被埋没坊间潜心卖肉十余载之后，经媒体发掘，乘着媒体炒作的旋风登堂入室，跻身于体制内成为行政干部，几年后的2006年新年伊始，来自大连普兰店的师弟武小锋，同样是因了媒体炮制的“糖葫芦才子”的噱头，原本四处碰壁的求职生涯突然峰回路转。先是脸上挂不住的大连市人事局专门开会研究情况，并在“北大毕业是人才，怎么能浪费”的思想指导之下，出面协调卫生系统各个部门，为他举行双向选择见面会，然后是数十家企事业单位争相提供就业岗位……
据最新消息，权衡了多日的武小锋最终于1月21日接过了鞍山某医疗企业抛来的绣球。至此，被媒体热炒了一周十天左右的“武小锋事件”有了一个大团圆式的结局。于是，善良的人们可以为这个不幸的孩子的饭碗问题长舒一口气了；媒体可以在出尽风头之后，坐下来总结整个策划的经验并对有关人员进行表彰了；原本痛斥武小锋“给北大丢脸”的北大师生们，可以大拇指一挑，欣慰地说上一句“总算没给北大继续丢脸……”
似乎一切皆已过去，但是，在回溯整个事件的全过程之后，我们还是深深地感觉有些东西让人不舒服。很显然，事件最核心的噱头是武小锋北大毕业生的身份。于是，我们不妨设想，如果武小锋不是北大毕业生，会否有媒体炒作报道？会否有相关部门专门开会研究并责成相关部门出面协调？会否有大批企业纷纷伸出橄榄枝？“某某学校毕业生是人才，怎么能浪费”的句式会否被套在其他高校身上？
想过这些之后，我们突然发现：武小锋的幸运，让我们感到的只是悲哀。
媒体炒作，基于低俗的职业观
先从媒体透露的北京大学部分人士对武小锋事件的态度说起。《沈阳今报》1月20日报道，北大医学部一位姓周的老师说：“别提武小锋了行不行？他不代表北大，北大为有他这样的人而感到耻辱。”而北大医学部的一个网站，则是把它当作一个“反面教材”，告诫别的学生，不要再给北大丢人了。
对此，有人这样评价：周老师说的话实在不够恰当。一则，人家武小锋没偷没抢，堂堂正正卖糖葫芦为生，怎么了？二则，人家武小锋没有靠各种人际关系，腐败关系为自己谋求职位，干净地做自己的工作，怎么了？而且，人家没有自傲，而是脚踏实地谋生，比那些自以为郁郁不得志的毕业生要好得多。这与其说是耻辱，不如说是北大的光荣，因为她培养的学生能够老实地谋生，如果我们的每个大学都能做到这一点也不简单。如此评价，不免会给人以一种站着说话腰不疼的感觉，让人不太好接受，但它至少点出了北大“周老师们”根子里的一种无法掩饰的“小”：职业歧视；同时，也点出了“周老师们”的一种盲目的自负：北大的毕业生就要有好工作，好位子。
北大人自我感觉良好，或许自有其资格和理由，如果是随意说说倒也罢了。耐人寻味的是，包办此次事件炒作的媒体竟然基本是出于“北大的毕业生就要有好工作，好位子”这样一种判断，而事件背后则是潜行着这样一个结论性判断：贵为北大毕业生，武小锋在家里做串糖葫芦这样卑贱的活是一种浪费，是可悲的。于是，在媒体对于“武小锋事件”的报道过程中，字里行间时常不经意间流露出来这样的态度：“这个类似于当年卖猪肉的北大才子陆步轩北大学生卖猪肉的悲剧再一次在人们面前上演”，“五年苦读，武小锋没有成为北京人，也没有找一份体面的工作，而是待业回老家穿糖葫芦”……
很显然，媒体精心策划的这组报道背后的潜台词，是这样一个关于这个新闻事件价值判断的三段论：北大是中国第一学府，北大学生不应该失业；武小锋系出北大，却待业在家帮母亲串糖葫芦；这是不应该的，这种错位就如同“人咬狗”，已经构成新闻最核心的价值要素。
一方面，媒体在有意无意地抨击着北大“周老师们”的观点，另一方面，又在认同“周老师们”观点的基础上进行新闻炒作。这就是新闻媒体在“武小锋事件”中的位置和状态：兴奋并尴尬着。
兴奋并尴尬着的媒体，还营造了一种请君入瓮式的“面子”机制，让武小锋的家乡大连市的行政部门不堪“浪费人才”骂名之重负，为了维护“珍惜人才”的形象“被迫”实施了一次以为武小锋专门召开会议和组织专场双向选择见面会为内容的“非典型性”政府行为。有意思的是，大连市为此作出的解释竟然与媒体炒作此次事件的判断如出一辙。一句“北大毕业是人才，怎么能浪费”，同样无遮无拦地坦露了这座城市管理者们对于“武小锋们”的出身崇拜和对串糖葫芦强烈的职业歧视。
职业生涯，让市场去设计
纵观“武小锋事件”短暂的十几天的过程，我们不难发现，对于职业的选择，武小锋的心态被大家有意无意地忽略了，而对他择业心态分析的缺失，让“武小锋事件”在媒体的导演之下按照众人的愿望，先后通过行政手段和商业化操作解决之后，全部正面意义丧失殆尽。
单纯从武小锋个人的陈述中，我们无法判断到底是用人单位无法为他提供合适的职位，还是他根本看不上对方为他提供的职位。但是，我们至少可以确信，到媒体“发现”他的存在之前，他的处境应该是市场和他自己双向自然选择的结果。对于这样一个结果，我们只能在无奈之余，平静地接受，尽管这个结果是媒体眼中的武小锋“悲剧”性地在家中帮母亲串糖葫芦。
根据媒体所报道的情形，我们发现，武小锋和许多北大人一样，一度认为：北大就是金字招牌，进了北大，意味着将来可以离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村，在大城市里谋份好工作。在毕业后求职过程中遭遇先北京，后沈阳，再大连这一连串的碰壁之后，他选择了回家帮母亲串糖葫芦。从中，我们不妨这样推测，武小锋在择业时心理准备状态或许是不太平和的，这使其在择业时缺乏足够的耐心。其实，对于大学毕业生来说，毕业后半年之内找不到双方都相对满意的职位都是很正常的，只要抱着一种相对平和的心态耐心地寻找，找到一份相对满意的工作，不是多么难的事情，而一头扎回老家的炕头上帮母亲串糖葫芦，很难说没有因“命运不济”而负气回家的成份在其中，这种心态在毕业生求职过程中是不可取的；另一种可能则是，他缺乏长远发展的眼光。其实，现实中所从事的职业与所学专业相去甚远的成功者不乏其人，而武小锋在择业时对职业与自己所学专业的契合程度过于坚持，使他失去了一些可以暂时屈就的机会。
在媒体的炒作之下，一次次机遇从天而降，北大毕业生武小锋似一名听话的道具式演员，从容不迫地攀援着别人架起的云梯，向自己、更主要的是别人设定的人生目标靠近。至于这种炒作会否让社会产生更多的职业歧视，会否让更多的名牌大学生继续不切实际地滋生出是“名牌大学意味着铁饭碗”的教育畸形思想，会否让社会更加浮躁，让更多的“武小锋”等待着媒体下一次炒作的机遇会有朝一日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凡此种种问题，则从此无人再去考虑。甚至，对于武小锋个人来说，我们几乎可以悲观地认为，他已经在媒体导演之下几乎完全失去了自我，一句“大连令我伤心”之类的意气之语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年轻学子在求职之路突然遇到坦途时的踌躇满志，看到的是对自己求职不顺之地莫名的怨恨，而绝无一丝反躬自省的意味。
北大不曾给予武小锋的择业特权，媒体给予了。我们不知，在体验了这番“过山车式”的求职经历之后，武小锋对自己的这次机遇如何认识，也不知他对于自己的缺点是否有所了解？我们希望知道的是，媒体作为公器，为追求所谓的社会正义和公平，在将一次次机遇奢侈地给予一个系出名校的待业大学生的同时，对于其他并非系出名校的待业和失业学子而言，是否意味着更多的不公正和不公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