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科举热”的背后是官僚权利的巨大诱惑
——分析公务员报考热现象
汪 应 果
现在的中国思想界、学术界有一个怪现象，就是喜欢为中国历史上一些遭否定、遭唾弃的事物说“公正话”。比方说为秦始皇翻案，把它说成是大英雄；为清朝皇帝翻案，把他们说成是忧国忧民之人；为科举制度翻案，把它说的是如何地进步等等，以表现自己的“创新”，其实这正是思想贫乏的表现。
讲到目下的报考公务员热，不少人认为“是用人制度的一种进步”，“总比过去凭关系用人好”。这话对。也有人认为，目下的报考公务员热，是因为就业形势严峻，因此人们趋之若鹜。这话对，我都同意。但我以为这都只是讲到表层现象。深层的原因是，我国的官本位体制为各级官员提供了巨大的资源，正是这巨大的利益驱动造成了这股热流。这才是问题的本质。只要看看其他发达国家都没有出现此类的现象，问题就可一目了然了。
分析一下中国官员的实际利益吧。
首先是职位稳定，收入较丰厚，福利保障制度完备，无后顾之忧。现在的大学生，毕业后与我们那个时代大不一样了。我们那时一毕业，就叫做“国家干部”，今天看起来，其实就是国家公务员了，从此国家把你的一切都包起来，我们这一辈子虽不富裕，但总没有衣食之忧。可如今不同了，大学毕业后自谋出路，到了工厂企业的，该下岗照样下岗，到了外企的，该解雇照样解雇，一点保障也没有。于是公务员成了香饽饽。它至少没有下岗之忧，解雇之忧。这可以说是最明显的优越性所在。
但我想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核心之所在。关键在于如今的公务员已经过了“瘦身”，去掉了以前不在行政部门工作的最大数量的“业务干部”，而是地地道道的“官”，地地道道的“长”字辈人物。这就大不一样了。因为我们经过了共产主义革命，把全国一切的有形的无形的资源都抓到了手里，虽然改革开放已二十多年，但总体上资源仍然掌握在政府各部门的手里。这就给各级官员提供了把政府资源转化为个人资产的极为广阔的空间。公务员的巨大利益诱惑就产生自这里。
有些人总天真地认为，政府官员要得好处只能通过接受贿赂，错了。在中国，一个官员要想得到好处的途径太多太多了，很多地方根本不需要你自己去操心，就会自动地送到你的手中，而且还一点风险也没有。比方说，日常的节日收受礼品，不算受贿吧？你能禁止得了吗？不少官员家里的香烟、好酒可以开一个烟酒商店。比方说，一个部门的大小头目，他的孩子的上学问题，重点学校、重点大学都会开绿灯，而要是换了一般老百姓，对不起，得交好几万的“赞助费”，至于子女就业的优先权就更不必说了，这一进一出又是多少钱？你也很难禁止得了。再比如，有的项目要审查了，你只要手中的笔动一动，没有什么成本，但下面的单位就得动脑筋了，不能送钱，送一个小小的玉器、金佛什么的“做个纪念”，要不送上一台手提电脑，客气地说，“我们项目的资料都存在这台电脑里了，请领导过目”，于是我的一位当官的朋友就对我诉苦说，“我家里的手提电脑多得没地方堆。”这些在国外都属职务犯罪，在中国因为太普遍，“法不律众”吗，没法处置。我说的这些还属一般的得利，用广东人说法，就是“小意思啦”，但算算就是一大笔钱。还不仅于此。我国当官的好处不仅仅在位上，到了退位后还可以不停地发酵。比方说，现在从外事部门退休的人员退下来之后都到了高等学校当领导，没有了年龄限制，高校利用这些高官的“余热”为自己打品牌，创效益。而这些退下来的人物更可得到丰厚收益。至于利用职务特权收受贿赂，办法就更多了：直接收取别人钱财的贪官都是最蠢的笨蛋，加入“干股”，让得到“照顾”的企业为自己在国外学习的孩子打一笔“捐赠款”，此属于朋友私人赠送，你说他犯什么法？要不就以五服之外亲属的名义在国外开办公司，以“业务往来”的名义由货变成钱，也不会留下丝毫痕迹……俗话说，“办法都是人想出来的”，中国官员在贪污的方法上，可说是世上最有天才的一类。现在的中国，“生意难做”，很多企业家都会跟你这样大叹苦经，道理很简单，如果背后没有权力的撑腰，你是寸步难行。而一旦有了权钱交换的条件，你就能平步青云，一夜之间完成西方原始积累用去的数百年的时间才能做成的事情。难怪西方经济学家说，中国的原始积累叫人看不懂，有些企业家怎么可能在数年内就赚到数十亿？你说老外是不是“老土”？诺贝尔经济奖真的应该出现在中国。
我从事教育四十多年，教出的学生当官的不在少数，学生跟老师都是无话不谈的，惭愧得很呀，好的官员不算太多啊！在他们与我交谈中，我发现他们的生活质量都很高，谁谁又买了第二套房子，谁谁又买了第二辆汽车，算算他们夫妻的工薪收入都不高，真不知得到那方的神明帮助？有位刚刚买了八十多万元房子的某处长跟我说了实话，“老师，你当我为什么来做这个官？每月两、三千块的工资，对我没有丝毫的吸引力，要不冲着这么多的外快，打死我也不做官！做官的乐趣就在这里。”我想这句是大实话。这就是“公务员热”背后的潜台词！我当时听了只是吃惊，脸红，“教不严，师之惰”，但学生毕业多年，社会教会了他，我能完全怪自己“教不严”么？
说白了，中国的官员灰色收入多，这是问题的实质。
我这样说只是就事论事，并不是要完全否定眼下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因为社会的许多改革是受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决定的，不能像以前那样走极端。再说公务员考的人多了，素质有所提升，总比过去清一色的农民干部进城要进步吧？在他们当中有可能出现像古代白居易、苏东坡、当代朱镕基这样的既清正廉洁又有经世治国之才的大政治家，果如是，则百姓幸甚，社稷幸甚！但在推广这个制度时，我们的头脑要清醒，不要让过去的封建东西沉渣泛起。就说科举制度吧，几百年前吴敬梓就批判过。蒲松龄在“夜叉国”里说，“出则舆马，入则高坐堂上，一呼百诺，见者侧目视，侧足立，此名为官。”后经李敖翻译成白话曰：“出则汽车飞机，欢呼迎送，宴会训话；入则高坐办公桌后，签字盖章，红包滚滚，权势滔滔。见者咧嘴而笑，半屁而坐，为之拉车门穿大衣，此名为官。”这些话像不像今天的某些官员？我们总不至于还要倒退到那个年代里去，有什么唱赞歌的必要呢？
因应这股“考公务员热”的正确做法应该是，积极稳妥地推进我们的体制改革。如果我们的各级官员的权力受到真正的监督和约束，如果公务员完全成为一个人献身社会、献身公益事业的神圣追求，这时社会风气健康了，考的人也就不会多了，但质量反不会下降，因为来的人都是具有奉献精神的民族的精英。
（原载《江苏科技报》2005年12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