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谈“中国的学术腐败”
汪应果
关于“中国的学术腐败”，这句话只要在google上轻轻一点，哇，有85万条之多！从人气上看，可与近来两岸人民给熊猫起乳名相媲美，只不过熊猫起乳名活动有时限，抨击学术腐败却是一浪高过一浪，短期内看不到头。
中国学术腐败到底严重不严重？对待这个问题，官方与民间的看法有很大的差距。
首先介绍官方的观点。最具代表性的是南京大学校长蒋树森的意见，他曾在2002年3月举行的九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说：“学术腐败问题，实质上是在社会转型时期，社会上急功近利、浮躁不安的不良风气在大学校园、科研机关的反映”。他还说：“学术界、科学界本是社会公认的一方净土，社会公众对这方净土的纯净寄予了很高的希望。在社会转型期，这方净土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因此备受社会公众关注，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夸大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无疑不利于学术界、科学界的健康发展。”(奚彬、翟伟：人大代表呼吁：不要夸大“学术腐败”)。蒋树森现在已升至国家领导人，他的话无疑能充分代表官方的看法。
民间的看法很难找出最具代表性的人来，因为中国的体制没有自主选举民间代表的机制，因而也很难确定在几十万不同的意见里谁能真正做民间代表，只能是大家在网上吵吵闹闹，热闹一阵子之后各人回家烧饭带孩子完事而已。不过从众多的意见中，表达比较全面、论述比较系统，又颇能合大多人认同的当属一篇文章的观点，文中说，“这是一场规模空前、史无前例、世界罕见的社会腐败。说它是规模空前的，是因为在中国的学术界，在几乎所有的单位，所有的领域，所有的层次，人们都很难找到一块“净土”：腐败现象在随时随地地发生，人们已经对这些现象习以为常了。一位记者在调查顾冠群抄袭案时，就对学术界‘内部一些人士见惯不惊的态度’感到吃惊。(马莉英：东大校长卷入剽窃风波续：有关人士接受专访)。说中国的学术腐败是史无前例的，世界罕见的，是因为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在世界，纵观人类历史，如此全方位、大规模、深层次的学术腐败从来就没有发生过，除了现在的中国。“（原载“2005年12月27日18时13分‘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
为什么对同一个现象官方、民间的评价会有如此大的出入？
由此我也想到，这一现象亦非自今日始，最典型的要数伟大领袖毛泽东在1965年写下的“到处莺歌燕舞”这一千古名句。其时人民公社造成中国农民的的赤贫状态大家是有目共睹的，同时一场史无前例的浩劫也迫在了眉睫。这说明官方、民间的评价不一致不足为奇。
关键是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我终于想到了一个标准问题。原来官方都属于政治家，而政治讲的是“利害、利益”，实际上，政治就是利益的代名词，所谓“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就是这个意思。从毛泽东当时的处境来看，他认为当年的中国是“莺歌燕舞’也并非不正常，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即将到来为巩固他心目中的“无产阶级专政”打下了万年桩。
同样回到“学术腐败”的问题上来，政治家从“利害”的观点出发来判断腐败现象不太严重，也自有道理，原因是那么多的知识分子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处境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现在安居乐业，能够发挥所长报效祖国，而且这些年来也的确做出不少成绩，你能否认么？这不是主流又是什么？
然而为什么这种评价得不到多数知识分子的体认？也就是说跟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亲身体验”到的情形大相径庭。我想原因就在于蒋树森先生把应该用于政治的准则用到了学术领域中来了。古往今来，学术领域有它一套自己的准则，它必须远离“利益”，它专讲“是非”.。为什么说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就是因为他的工作是“明辨是非”的工作，他为社会提供评判事物价值的准则，因而它必须远离社会功利，否则评判就可能失真。正是这种工作的性质决定了这个群体理应成为社会道德的准绳和伦理的规范。
从这个原则出发来衡量我国学术腐败的程度，就令人触目惊心了。这些年来，人们往往一谈起“学术腐败”就想起“论文剽窃”来，以为论文剽窃就是学术腐败的全部。在中国这个盗版成风的国度里，各级干部以权位获取文凭，早已进入了教育部正当合法的阳光通道，这种令国外教育界乍舌的事情都能看得过去，剽窃一点论文又算得了什么呢？难怪全民族对此都见怪不怪了。
判断一个社会学术腐败的程度就在于看知识分子所追逐的到底是什么？他们是否坚持了“明是非”的职业准则。如果这个社会里的知识阶层追名逐利风气很盛，那么他就背离了社会分工对他的要求，就是严重腐败。这只要看看《儒林外史》就可明白，在这部不朽的作品中并没有出现多少成克杰式的大贪污犯，而是那种无所不在的猥琐的功名心态。很不幸的是，今天的知识分子的的确确追名逐利成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把我国的学术腐败无论说得多么严重都不过分。
我国学术腐败表现在哪些方面呢？我不想重复国内哪些校长、院长腐败的名字，不想重复哪些“知名学者”剽窃、贪污、腐败的事例，他们的确是太多太多了，说出来嫌脏了我的文章。我只想把学术腐败的现象作一个大致的归纳。就按照我们对“文化”的归纳方式看，它也可分为器物层、制度层和观念层。
学术研究的“器物”层面就是指学术研究的成果。论文剽窃虽遭人口诛笔伐，但我以为是小意思了，它仅仅是一个表面的现象，还有两个方面至今没有为人们所注意，这就是（1）一些学术界的头面人物捉刀代笔，自己不写文章，不搞科研，用自己的权力搞一笔科研经费，然后让自己的研究生代替他们写，最后署上“某某主编”，于是科研成果就冠冕堂皇地成了这些“学科带头人”的了。我曾十分诧异，我国的学者们成果怎么出得如此之快？不是说有人十年中出了一千万字的东西吗？其实都是这种货色。这在国外应属于出版社编辑的事物，怎么到了中国成了科研成果了呢？这难道不是一种更高明的江洋大盗的行为？然而我国的评估体系偏偏承认这种东西，还把这些高明的盗窃者视为各级科研机构中的翘楚。我们系就有这种人，多年来“文章不著一字”，但可评为“一级岗贴教授”。原因就是他能拿出好几本“编”的砖头般厚的书。（2）大量论文为了利害驱动而粗制滥造。举例来说，有的学校为申报博士点、硕士点，或是为参加什么评比，拿出一大笔科研经费买个书号，出了一大堆装璜精良、内容胡诌乱编的“专著”，美其名曰什么什么“科研项目”，然后开个同行专家会。会散了，目的达到了，专家要走了，礼品也收了，但专家们嫌这些书太重也太没用，都纷纷扔进了宾馆的字纸篓里。这样的事我就亲历了好多次。这种行为如今已是铺天盖地，资源浪费大极了，曰集体式的欺世盗名。
其次是“制度层”。这应该是我国学者们在腐败战场上短兵相接杀得你死我活的血刃之地。今天我国的知识分子仅有职称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抓到“权”，这就是业内人士称之为的“平台”。谁有了“平台”，谁就拥有了这个平台带来的种种特权、好处。我曾在以前的一篇文章里提到过，我们的一位教授到新加坡讲课时特地在名片上把“处长”印在“教授”的前头，弄得许多新加坡的学生纷纷问我，是不是在中国，“处长”要远比“教授”更有学问？之所以都抢官当，是因为“官”手里握有各种资源，而资源的分配在我国既没有科学的机制，也没有民主的监督，全在“官”的一念之中。于是知识分子们便在各级权位上展开厮杀。我们常常听到，某某学校的某某某给政变推翻了，某某某又通过了谁谁的路子夺权成功。这一类的故事都是可以和战国时代的“列国志”相媲美的。在充分利用我们的制度缺陷构筑某些人的特权地位方面，我们的知识分子表现出绝佳的“创新精神”。为了争夺制度资源，这些人必然要搞拉帮结派，打击一批培植一批，必然要走上层路线。难怪有的教授说自己的精力百分之八十是放在“搞关系”上面，否则就无立足之地。这些人把学术事业首先是当成了一项经营的活动，在他们的苦心经营之下，各校、各系都会出现一批大大小小的“学阀”，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留下一批自己的学生，然后让这些学生再倒过来给他抬轿子，吹喇叭，保住种种特权。于是“大师”出现了，“权威”出现了，他们掌握着全校、全系教师的职称评审权、成果评定权……一句话，教师们的生杀大权，全在他们掌握之中。
最后是“观念层”。中国的知识分子本来有一个好的传统，就是必须“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我国传统知识分子的核心价值观念。而综观今日国内知识界，此价值观念早已荡然无存，所谓“江上往来者，唯‘名’‘利’二字而已。”
这的确是烂到了根的腐败，是一种令人绝望的腐败。
为什么会造成如此大范围的腐败现象？结论只有一个：体制。由于篇幅所限，我不能谈得太多。我只能简单地问一句，我们的体制到底是在鼓励知识分子往“名利”方面追求，还是往坚持真理、无私贡献方面追求？它到底是在激励着什么？只要粗粗地考察一下，这个问题就一目了然了。我们的知识分子纳入的是一整套官本位的体制，等级一层又一层，过去的讲师是“高级知识分子”，后来“讲师”贬值了，于是搞“咸与教授”；“教授”贬值了，设“硕导”、“博导”；“博导”贬值了，设“院士”。以后“院士”也贬值了，再设什么呢？试看全世界，有哪个国家的大学有这么多的名堂？简直是国际笑话！然而每一层，都关系到老师们的工资待遇、医疗福利、奖金分配、分房标准、研究基金能否得到、科研项目能否立项等等等等……这不是林彪的“诱以官禄德”又是什么？在这种制度下，养成知识分子追名逐利的风气就不足为奇了。相反那些终年辛勤耕耘在课堂上的老教师们又由谁来关心他们呢？
我这样说也许会让有些主管学术、教育的同志心里不服气，他们会说，教授、院士，西方国家也有，我们是学来的。我要说，不对。西方是民间的，我们是官方的；西方有学术民主、学术监督，我们没有。试看《自然》、《科学》权威杂志哪一家是官办的？试看西方评奖哪一项是官方主持的？西方的院士没有特权，我们的有。我们多年来在知识分子中搞的那一套严重腐蚀了知识分子的灵魂。再不改革这个体制，我们的学术无望！
当然我并不是全盘否定我们的知识分子的觉悟。这些年来我们也听到不少某大学的某某讲师深受学生欢迎默默奉献到生命最后一息这一类的感人故事，这些人仍然很多很多，我的身边就有好些这样的人，他们是我们民族的脊梁！我常常为他们高尚德行感动不已。但是如果要我总结一句话，那就是，我国体制内的知识分子腐败者多，因为能够挤进体制内的皆非等闲之辈；而保留学术良心的则大多被排除在体制之外，或者说他们不屑与那些“锦衣玉食”者为伍。正是这些人的存在能让我们的蒋校长说出”不要夸大学术腐败”这样的豪言壮语来，因为能够进入体制内的毕竟是少数，这就好比一只烂苹果，芯子里烂了，外表还说得过去，但芯子虽小，毕竟是芯子。
2006-1-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