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现实
约束人的，不是旁的，就是性格。
狭义的讲，文化即性格——保持自己发展自己制约自己的性格。文化对一个民族的作用也无外乎有三个方面：保持，发展，制约。
总体上讲，儒教文化的最大功绩在于：使中华民族稳妥地保持了下来。到了中古后期，儒教文化对我们民族很难再起到发展作用了；既然起不到发展作用，也就是说它开始限制自己的民族了。
从文化的个性上讲，儒家思想从它产生起就是制约性而非扩张性的一种思想。只有承认这一点，我们才有可能解释我们绵延而独特的历史，才有可能正确看待今天正在发生的一切。
我们知道，中国几千年的封建历史过程中，掌握上层建筑的人和种族在不断更迭，但社会基础不曾动过。这是为什么？小农经济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基础，如果没有“重农抑商”的儒教文化，这样的经济基础不可能几千年不变；也就是说，人类历史上发生的几次重要革命（生产和社会的），在中国也会发生而且很可能早于欧洲发生。
真正意义上的社会进步是人们观念的改头换面而不是改朝换代。我们的历史是一部长治常乱、常乱长治的轮回史——这跟上层建筑的更迭无关而跟儒教文化的封闭性有关。
文化使一个民族的过去与众不同，使一个民族的现实别具一格，更重要的是它关系到一个民族的未来。文化不是法律、制度，但却比法律、制度更能约束人。在法律、制度的制定过程中，总是不可避免地溶进了一个民族的智慧和经验；在法律、制度不健全的地方，传统文化总是凌驾于法律、制度之上的。在任何时候，法律、制度不可能对每个人普遍公正地发生作用，而文化的作用是普遍的，有时甚至对死者也念念不忘。
儒教文化是这样的一种文化：你置身其中的时候，你会因森严的等级和不公正而愤怒；当你逃离它们——实际上你无法逃离它们，你只是想逃离它们的时候，你又会为它们的“人文关怀”所吸引。儒教文化是缄默的，不管你领会不领会它们的含义；不管你的行为合乎不合乎传统。当你有朝一日明白缄默的神圣时，你也缄默了，之后也变得神圣了。
中国曾经的先进是文化的先进，后来和现在的落后也正是文化的落后。中国的近、现代史反复证明：中国社会每前进一步，儒教文化都要不同程度的失落一部分；而儒教文化不同程度的“复兴”一部分，都是以社会的混乱和更大的不公正为代价。
地方主义，山头主义，门户派别，宗族势力卷土重来；封建迷信招摇过市，牛头马面粉墨登场，特异功能呼风唤雨……
今天的这一切和历史上几个特殊时期的何其相似乃耳？除了从转型时期的特殊社会背景中寻找答案外，我们必须指出：中国目前的腐败之风和这几年新儒家们拉大旗作虎皮的“弘扬”有关，与儒教不同程度的“复兴”有关。“弘扬民族传统文化”只是一句空泛的口号，它并无助于“弘扬”什么，只能使一些腐朽没落的东西沉渣泛起。最新一代的新儒家不是前一代老儒们“弘扬”出来的怪物吗？
中国之所以是中国，和儒教有关；今天阻碍我们社会整体进步的，无一例外也和儒教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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